社會學家的《幸福路上》觀後感：敢問「我們是誰、在追求什麼」，終將促成史詩電影

文：謝國雄（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動畫電影《幸福路上》上映以來，勾起觀眾許多回憶，也激起非常多反響，作為社會學家的我亦不例外。以下我將從四方面來分享《幸福路上》與社會學家的邂逅：《幸福路上》觸動社會學家之處、社會學家由此而來的反思、電影與社會學二者攜手前行的可能，以及社會與社會學和動畫電影的關係。

從《幸福路上》來到社會學

《幸福路上》透過一個出生在1970年代的台灣女生小琪，來探索自我、親情與社會變遷。小琪的自我追尋，是以家與親情（父母、外婆、表哥等）為核心，涵蓋了教育經驗（學校中禁說台語、補習、升學主義等）、經濟經驗（在報社中的工作）、政治經驗（白色恐怖、地方選舉、街頭抗議與社會運動）、性別經驗（守靈親戚們對小琪充滿性別期待的關心）、族群經驗（阿美族外婆被嘲笑只有「番啊」才嚼檳榔）、台美經驗（期待小琪到美國賺美金、駐台美軍與台灣女孩的子女）、宗教經驗（阿美族儀式）等。

第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本片的田野資料十分細膩。小學生涯中，沒有補習的學生在教室外罰站、媽媽到台北剪高級布料送老師、希望能彌補小琪沒有補習帶來的劣勢；小琪開始工作後，媽媽一直跟她討錢，看起來好像很愛錢，但在小琪出國時，卻將存起來的錢一次交給她。透過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勾勒與烘托出人與人的關係質地，這是所有優秀電影的特徵，像是日片《橫山家之味》。

然而不同於《橫山家之味》，本片將台灣社會的重要事件（學校中禁說台語、白色恐怖、蔣介石去世、地方選舉、街頭抗爭、家庭代工、原漢關係等）帶入了主角小琪的自我追尋之路。由於這些重要事件構成了台灣社會戰後的集體記憶，這個連結讓1950年代之後出生的觀眾倍感親切，讓觀眾與主角、觀眾與這些重要事件，以及觀眾之間的「共感」、「連帶」，得以浮現。

「自我追尋」是文學與藝術亙古的主題，但社會學卻甚少直接面對。「自我追尋」攸關「存在感」（ontological touch），涉及支撐生存的軸心意義，如家與工作。本片小琪的自我追尋，鮮明地展現了存在感，是社會學值得學習之處。

社會學如是說：社會學想像、存在感與另類可能

從社會學角度來看，本片連結了個人（傳記）、社會與歷史，展現了美國社會學家C. W. Mills所謂的「社會學想像」（sociological imagination）：「這個社會孕育出了什麼樣的男與女？」、「這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與時代？」，以及「在人類歷史上，這個社會處於什麼樣的位置？」

社會學想像的具體操作，是嘗試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一般人很少將個人的困境與制度的安排與變遷連結在一起，但社會學的任務之一，就是連結這二者。本片將台灣社會變遷帶入主角小琪的生命史，即是社會學想像的實踐，從而讓本片有令人激賞的社會學質地。

Photo Credit: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Flickr CC BY 2.0

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的一個途徑，是透過「結構」這個概念。以本片來說，可以偵測到的結構有家、國家、與資本主義（小琪的父親受僱於冰淇淋工廠後因受傷失業、小琪受僱於報社、家庭代工做外銷的聖誕燈飾等）。社會學對於這三個結構力量的實質內容研究，已經累積不少成果。在家庭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家庭結構、夫妻關係、代間奉養、青少年成長、生育率大幅下降等大幅變遷；在政治生活上，我們歷經了威權體制與民主化，並且在省籍、族群與民族主義的利益與情感衝突中掙扎；在經濟生活上，我們是一個透過薪資勞動、市場與企業來維繫生計的社會，並且在1960年代之後有著相當程度的階層流動。對於各種結構力量的歷史發展，台灣社會學界的研究，也都有初步成果，這些都可以提供電影創作者參考。

其次，在「結構」如何連結個人困境與公共議題上，社會學的研究也提供一些洞見。台灣的社會運動研究指出，集體行動會如何觸動結構力量（如國家的暴力、家的壓力等），以及社會運動對於參與者帶來的啟蒙等。以高中生上街頭抗議來說，社會學會進一步探究街頭抗議的經驗，如何影響了小琪對於「國家」、「家」、「社會改變的可能」，以及「行動的可能與效應」的看法，細膩地分析其過程與效應，這說不定可以讓一系列感人的「人生體悟」呈現出史詩般的氣勢。

社會學所擅長分析的，是對「結構力量」的性質、呈現與效應，提出系統的、概念性的陳述，如：結構力量既促成也限制了個人的生命史，可以用來解釋「孰以致之」，同時也點出是否有改變的空間與其他的另類可能；結構力量如何被經驗為堅硬不變或者鬆動可變等；結構力量是否呈現、如何呈現（變形或者掩飾）、不同的呈現樣態帶來的效應等。這些知識庫藏，或可為電影創作者運用。

小琪的自我追尋體現了「存在感」。社會學晚近才開始探究「存在感」，也有一些初步發現。首先，存在感是一個綜攝的概念，融合了一個人各個面向的經驗與感受，並且以整體的角度來審視。其次，存在感與前面所提及的「結構」同位、但不同於「結構」，這是因為存在感涉及的不僅僅是理性的分析，也涉及了情感、情緒、價值關懷等另一個層次的、屬於生命基調的實在。第三、存在感既是體現在日常生活之中，也是推動人往前走的力量。最後，它在日常生活中體現，並且在意外事件發生時最容易浮上檯面，但卻只有在回顧與再現（如電影或者社會學研究）中才能浮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