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寒冷的冬天》之後:世界上最理性的甘迺迪,卻在執行最不理性的政策

《最寒冷的冬天》之後:世界上最理性的甘迺迪,卻在執行最不理性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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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是他們最大的心腹大患。於是,人們馬上忘記韓戰後出現的更大問題:美國是否需要把真正嚴肅的國家安全問題,與民主政治運動中日趨激烈的反共潮流區分開來。

文: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

韓戰讓民主黨深受其害。它留下的大筆債務首先得由民主黨,然後由全體美國人承擔。在那段時間,杜魯門承受著各方壓力。這種壓力不僅來自韓戰和蔣介石的失敗,更源自於在這個異常艱難、極端痛苦的時代,內憂外患讓民主黨人心力交瘁。一九五二年是戰後民主黨執政的第七個年頭,儘管他們在經濟和政治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乃至整個國家),都不得不接受一種不安多於勝利的新型戰爭。共產黨顯然很可能會成為永恆的敵人。因此,到了一九五二年,美國人需要改變自己、調整自己,這一點毫不奇怪。但是,那個時代的教訓卻揮之不去,就像病毒一樣,滲入民主黨人的血液。共和黨人也找到了自己能做的事。能言善辯的他們一如既往,在嘴上絕不姑息共產黨。他們把共和黨標榜為打擊共產黨的衛士,他們的使命就是堅定不移地對抗赫魯雪夫和他的繼承人。國家安全也有了變化——共產陣營的威脅已近在眼前,但如何準確衡量這種威脅卻越來越難,因為它現在和美國國內政治深深地、盤根錯節地糾纏在一起。

一九五○年代後,中國一直都是最讓民主黨頭痛的問題。他們不敢直接挑戰,回應指責,更無法解釋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這讓民主黨在政治上倍感煎熬。中國是他們最大的心腹大患。於是,人們馬上忘記韓戰後出現的更大問題:美國是否需要把真正嚴肅的國家安全問題,與民主政治運動中日趨激烈的反共潮流區分開來。那麼,美國是否對哪些是真正的國家安全問題,哪些只是少數人別有用心造成的假象,做出了明智的選擇呢?民主黨的固有弱點讓他們在這個問題上左右為難,最終成為促使美國涉足越戰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戰之後,民主黨在穩定歐洲政治經濟局勢方面的成功大多被人淡忘,畢竟,他們在中國問題上的失敗顯而易見。

一九五二年大選後的幾年,儘管海外軍事力量的配置基本上就位了,但冷戰氛圍急劇增長,並成為美國的首要政治問題。此外,鬥爭的焦點也不只限於與蘇聯的歐洲主導權之爭,在這個戰場上(越南),蘇聯同樣是美國的頭號敵人——蘇聯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超級大國,他們憑藉自身強大的實力,把自己的意志和極權體制強加於他的衛星國。在這些國家,美國與本土的民族主義通常被視為一體,他們唯一的追求就是基督教式的民主資本主義。現在,人們把這些地區看成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場。在這裡,對抗西方殖民地或新殖民體系的本土力量不斷強化,為此,他們經常會求助於社會主義的援助和武器。在這些國家,衝突與對立在地緣政治上並沒有什麼意義,更談不上有何重要性,因此不至於改變全球力量的對比。在肯楠看來,他們就屬於那些在政治戰略上毫無價值的國家。他認為,莫斯科和某些共產國家之間的衝突無法避免。英國和法國認為,在這個新的時期,繼續維持他們的殖民統治已毫無意義,因此,他們正逐漸放棄這些殖民地。然而,美國卻開始打著反共的旗幟來到這裡,這讓他們的盟友頗為意外。

為了適應政治環境的變化,即使是民主黨,也開始循序漸進地調整自己的戰略。到了一九六○年,當代的絕大部分矛盾都在甘迺迪這個或許是民主黨最有魅力的年輕總統候選人身上集中顯現出來。甘迺迪是一個智力超群、持懷疑論、罕見的現代化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思維嚴謹而冷靜,這讓他在這個被核武所籠罩的新政治氛圍中得心應手。因為在當時的氛圍裡,一個合格的領袖需要的是冷靜,而不是熱情。從他身上從來就看不到真正的政治激情——但又看不到絕對的理性。很多人以為理性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但實際上未必。這就表示甘迺迪和同時代的其他任何民主黨人相比,更能代表「新政」時期民主黨的衝突性力量,因為當時的民主黨已不再是原來的那個民主黨,已經演變為冷戰時期的民主黨。毫無疑問,甘迺迪至少在表面上比他的前任候選人阿德萊.史蒂文生(Adlai Stevenson)更強硬。在甘迺迪之後,再也沒有人指責民主黨候選人對共產黨心慈手軟了。

談到一九六○年總統大選期間的甘迺迪,強硬派專欄作家約瑟夫.阿爾索普說過:「他太神奇了!他比史蒂文生更有男性魅力!」在一九六○年的大選中,甘迺迪和民主黨在卡斯楚的問題上,採取了比其競選對手尼克森更強硬的態度。卡斯楚是在艾森豪執政期間成為古巴領導人,也就是說,卡斯楚問題始於共和黨執政期間。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這時的古巴已成為美國總統是否「夠男人」的試金石(在一九六○年大選,副總統候選人詹森曾走遍南方各州,在每次演說中都不會忘記拿卡斯楚來說:「我打算先把他洗乾淨,然後刮掉他的大鬍子,最後再打他的屁股」)。甘迺迪指責共和黨造成美蘇在飛彈數量上的差異——這足以說明,真正對共產黨心慈手軟的是共和黨,他們使整個國家陷入核子恐懼之中。事實馬上就驗證了他的指責,雙方在戰略核武飛彈數量上出現明顯落差——美國有兩千枚,蘇聯只有六十七枚。但共和黨仍採取防禦姿態,自恃強大無比的赫魯雪夫也從來沒有糾正甘迺迪。

甘迺迪私底下或許認為完美的中國政策以及拒絕承認臺灣屬於中國的做法有點非理性,或許更願意向某些思想更趨自由派的幕僚表達這種感受,但他肯定不敢冒著政治風險去改變,至少在他的第一個任期,他還沒有這樣的膽量。他可以私下直言不諱地談論這些,因為為人直率坦誠正是他的個人魅力,也讓他得到現實主義者的美名。但甘迺迪的坦誠大多只是表現於非正式場合,他很少在公開場合顯露這樣的魅力。正因為如此,那些有機會和他私下交往的人會更喜歡他,認為他現實客觀,而不是膽小怕事的人。大選之前,他有可能向自由派幕僚承諾過,一旦當選,他將對中國實施新政策,但是大選之後,他告訴這些人,現在還不是討論中國的時候。他可能會含糊其辭地說些「或許應該在第二個任期」之類的話……很清楚,一定要等到第二個任期才能考慮這件事。

不過,他的執政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事實上,他們一直處於守勢。甘迺迪僅以區區十萬張選票的微弱優勢戰勝對手尼克森,絕對是名副其實的險勝。之後,中情局制訂的一個讓人無法理解的計畫(幫助古巴反政府力量在古巴海岸登陸,從卡斯楚手中奪取政權)把他推向了火坑。這項由中情局而不是軍方策畫的「豬玀灣入侵」計畫,因甘迺迪未能提供有效的空中支援,而以徹底失敗告終。從政治角度來說,這次事件讓甘迺迪深受其害,讓他處於更不利的處境。兩個月後,他在維也納與赫魯雪夫會晤。蘇聯領導人誤認為「豬玀灣事件」是甘迺迪的巨大弱點,因此決定要欺壓甘迺迪。西方世界與共產世界唯一可以用槍砲一決雌雄的地方就是越南,赫魯雪夫認為這更能顯示他的強壯和勇敢,而甘迺迪不僅決定迎戰,還增加賭注,準備在越南豪賭一場。

但關於越南,有一個重要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如果民主黨不能解決中國問題,那麼它怎麼能在越南避免同樣的失敗呢?這個問題始終沒有得到解答,因為根本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政府裡沒有人談論中國。而越南現在是否會變成另一個中國模式的新問題,對於越南一旦淪為共產黨之地的指責將會是比什麼都緊迫的問題。因此,他們需要在這個問題上劃清界線:對中國的政策可以暫時擱置。然而,不可否認的是,越南和中國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

在這兩個國家中,中國已成定局——任何政策都是徒勞,而越南的問題還在發展中,或者更確切地說,悲劇正在醞釀中。相同的政治力量把它們緊緊拴在一起,相互影響,不可分割:如果你不理解那些曾在中國贏得勝利的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力量,自然也就不能因應它們在越南為美國人帶來的真正挑戰。那些不想輸給越南人、不想在另一個從來不是美國盟友的亞洲國家丟臉的美國人,正好是那些對中國政策漠不關心的人。新政府對改革過氣的杜勒斯政策信心百倍,決定徹底拋棄大多數過時的政策,堅決把中國擋在聯合國的大門外。曾在甘迺迪政府任職的著名中國問題專家懷汀(Allen Whiting)指出,在中國問題上,甘迺迪「整體上是謹慎的」。

一九六一年夏天,甘迺迪在海恩尼斯港的家中接待了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阿德萊.史蒂文生、負責國際組織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哈蘭克李富蘭(Harlan Cleveland)以及總統幕僚及歷史學家史列辛格。談到中國時,甘迺迪說,目前他最大的願望就是在可預見的未來把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排除在聯合國之外。總統意識到讓所有人下定決心的時刻已經來臨了,便大聲對妻子喊道:「賈姬,我們現在需要『血腥瑪麗』。」他告訴滿臉狐疑的史蒂文生,一年後再處理中國問題。但這一年好像遙遙無期。

在幾週之後的一場會議,與會人士再度提出中國問題,當時參加會議的包括史蒂文生、史列辛格、國家安全顧問麥克喬治.邦迪(McGeorge Bundy)以及首席國內事務顧問兼首席演說撰稿人索倫森(Ted Sorensen)。甘迺迪說,史蒂文生的處境很糟,因為他要把新中國擋在聯合國大門之外。他告訴史蒂文生:「你現在要做的事,也許是世界上最難的事,讓臺灣在聯合國裡代表中國,這個想法根本說不通。但是,如果我們輸掉這場鬥爭,讓紅色中國在我們任期的第一年就進入聯合國——這既是你的第一年,也是我的第一年,那麼就相當於把我們趕下台。因此,我們今年不能讓他們加入聯合國。我們真正的機會應該在明年。今年是選舉年,我們可以將中國加入聯合國一事延到選舉年之後。總之,你今年的唯一任務,就是想辦法把中國擋在聯合國外。不管你需要什麼,只要能完成這項任務,我都會不遺餘力地支援你。」

史蒂文生問,阻止中國加入聯合國是一年內的任務,還是長期性目標。甘迺迪回答,至少一年。他本人已經親自向蔣介石表態:他絕對不會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問題當作一個國內政治問題。之後,甘迺迪竟然若無其事地提出,他正在組建一個團隊,成員都是那些主張「中國第一」的人,包括魯斯、周以德和霍華德等人,讓他們專門負責處理中國事務。當時,每人都意識到還有一些人正不遺餘力地幫助蔣介石,而且這件事本身似乎與甘迺迪的選舉毫不相干的與會者,聽到這番話後都迷惑不解地想:他以往對政治形勢冷靜而現實的評價是不是已離他而去。僅僅因為美國總統一個善意的電話就讓他們改變對蔣介石的立場,是不可能的事。這時的甘迺迪依然是世界上最理性的人,卻在執行最不理性的政策。

一九六一年晚秋,甘迺迪決定再一次升級時打時停、連綿不斷的越戰。當時,美國只向南越派出六百名軍事顧問。隨著甘迺迪執行極端危險的升級政策,儘管最初只是以顧問和支援部隊形式有限參與,但到了一九六三年,駐南越的美軍達到一萬七千人。甘迺迪的升級戰略意味著,儘管美國在越戰初期的參與程度相對有限,但星條旗在越南的土地上已無所不在,並被敵人視為交戰者。這是一場美國自己都無法控制最後將走向何方的戰爭,但對抗美國代理人(南越)的力量(越共)也有深刻的歷史動機。強大而富裕的美國認為,自己將是這場戰爭的主宰者,但隨著對戰事涉入程度的加深,他們逐漸發現自己對情勢越來越缺乏控制力;事實上,他們正在重複法國人走過的路。著名記者、史學家伯納德.佛爾(Bernard Fall)說:「美國人正在複製法國人的足跡,卻做著不一樣的夢。」佛爾最後命喪越南。

在甘迺迪涉足越南的諸多因素中,占主要地位的還是源自國內政治因素。由於在第一個任期裡未能在中國問題上有所作為,因此,甘迺迪決不能再失去另一個國家、一個已經發生戰爭的國家(越南)。儘管美國人在戰場上的存在越來越明顯,但把南越從共產黨手中拯救出來仍是可做可不做的事。這更是事關民主黨不想被趕出華盛頓。冷戰思維為美國國內政策帶來的最大影響莫過於越戰的升級。對美國人來說,以反殖民主義為由發動戰爭,顯然毫無號召力,反而是反共思維更具說服力。作為民主黨的外交事務老手、傳統主義者及歐洲事務代言人,蔣介石當年的失敗曾讓艾奇遜顏面掃地。而在當前的新形勢下,艾奇遜在越南這個看似無關緊要的問題上卻成為最鐵腕的強硬派之一。他的強硬甚至讓他在杜魯門執政期間的很多老同事都深感震驚。

多年之後,杜魯門的白宮高級顧問艾爾西(George Elsey)說:「對於迪恩,我最難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在越南問題上的立場轉變——他應該清楚這麼做不會有什麼結果,可是他現在卻越來越像以前一直在批評他的右派勢力。」相反的,艾奇遜對於他認定的政府溫和派人士,例如史蒂文生、賈斯特.鮑爾斯(Chester Bowles)以及肯楠等人,越來越充滿敵意。他在那段時間把嘲弄自己的老同事肯楠當成日常工作。在甘迺迪任命肯楠擔任駐南斯拉夫大使時,艾奇遜甚至在朋友面前對肯楠展開不尋常的惡毒攻擊:「就憑老喬治的木頭腦袋,狄托每天都會像過節一樣輕鬆愉快。」

此外,提高對越戰的參與程度,無疑是甘迺迪政府最大的冒險,因為它暴露了甘迺迪謀取政治利益的真正目的——以越戰來為一九六四年的大選爭取時間。由於美國人在這個過程中陷得太深,因此,只有取得更有說服力的結果,才能給國內一個好交代。甘迺迪需要向美國人拿出並盡快拿出成果。但這些結果並沒有而且永遠都不會出現。因此,為了彌補戰場上成果的缺失,甘迺迪政府很快就拋出更可怕的工具——製造一台巨大無比的撒謊機器,它的基地在華盛頓,而最主要的輔助設備則設在西貢,這台機器不僅會系統化地拒絕所有來自戰場上的負面消息,而且還能根據需求,製造出他們幻想中的勝利成功,無數個從未存在的勝利成功。它將自欺欺人的伎倆發揮到極致:在那段時間,這台撒謊機器確實物盡所用,讓真實的消息整整延遲了三年才傳到華盛頓,當然,它也開啟了美國政府公信力不斷萎縮的年代。在這三年,美國對真正有效的政策喪失了理性判斷力。一九六三年,甘迺迪總統遇刺身亡。

他原本打算在自己的第二個任期徹底解決越南問題,結果卻未能如願。他的前任把中國政策這個包袱丟給他,而他則替繼任挖了更深的泥淖——越南。甘迺迪從未放棄他特有的幽默感。國家安全委員會曾就前一任政府留下的一些災難性問題進行討論,甘迺迪在會後風趣地說:「沒關係,想想我們以後也會留給下一任政府更多的麻煩,他們也許比我們還可憐。」

這個可憐的繼任者就是林登.詹森,但沒人認為他是可憐的傢伙,尤其是那些以前被他擊敗的人現在至少可以輕鬆下來,並在最後為一件原本不贊成的事(越戰)投贊成票。甘迺迪給他的最大禮物就是越南。到了一九六三年秋天,越共基本上贏了這場戰爭。美國政府花了三年的時間,才把越南變成地緣政治上貌似重要的一環,事實上,即使是華盛頓的權威人士也不知道它的重要性到底展現在什麼地方。到詹森上臺時,美國人跑到越南打仗的重要理由之一就是他們已經在那裡打仗了,如果不繼續打這場仗,即使戰爭不拖垮他們,其他壓力也會讓他們喘不過氣來。過去三年,美國官員講了很多玩世不恭的話,無非是想告訴人們,美國人在那裡打得很漂亮,而且越南很重要,所以把越來越多的美國大兵丟到越南打一場永遠也贏不了的戰爭是合理的。

相關書摘 ►韓戰史經典《最寒冷的冬天》,與「身上找不到一根懶骨頭」的哈伯斯坦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最寒冷的冬天:韓戰真相解密(停戰65週年版)》,八旗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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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衛.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
譯者:王祖寧、劉寅龍

今天,朝鮮半島局勢依舊詭譎多變。當年,是金日成先發動戰爭!

1950年6月25日,分隔南北韓的38度線萬砲齊發,天搖地動,北韓人民軍發動南侵作戰。沒有準備的南韓部隊一路被驅趕至釜山做最後的保衛戰,後至麥克阿瑟在仁川登陸,發動「鐵鉻行動」,戰爭才進入另一個截然不同的階段。這是一場至今依然「不贏不輸」的戰爭,也是以聯合國的名義,美國領軍參與的唯一一場戰爭。這場因冷戰而開始的戰爭,即使今天冷戰已經結束快要三十年,南北韓、美國依然還在那個看不見的經緯度上相互敵視、對峙。以板門店為界的南北韓停戰線,至今還是劍拔弩張。

全方位多視角呈現,國共兩黨的角色都大力著墨!

《最寒冷的冬天》從全方位剖析韓戰,不光是引發戰爭的複雜國際情勢,還有美國的地緣政治策略、冷戰圍堵戰略的佈局等等。除軍事對決以外,以麥克阿瑟為代表的遠東盟軍司令部,以及以總統杜魯門為領導的華府政客,雙方展開針鋒相對、互不相讓的政治角力,也為這場已經被選擇性遺忘的戰爭增添更多元素!史達林和中共的毛澤東、彭德懷在朝鮮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自然是本書重點分析所在,即便對於敗退台灣,醞釀東山再起,準備反攻大陸,由蔣介石帶領的國民政府,以及支援蔣介石的美國國會議員及媒體所扮演的角色,哈伯斯坦給予最嚴厲的檢視與探討。

改變東亞戰略格局,但卻被忽視和遺忘!

韓戰改變的不只是朝鮮半島,整個東亞的地緣戰略格局,至今還是受到了它的巨大影響。然而與越戰相比,美國人其實一直很少談論韓戰。一甲子過去了,這場戰爭也幾乎停留在台灣的政治和文化視野之外,似乎已經成了歷史棄兒。

台灣顯然是韓戰的受益者,一種說法是韓戰救了台灣。自然,也是因為韓戰以及後來的越戰,台灣的政治和社會逐漸朝著和中國不同的方向發展。然而,台灣讀者對這場戰爭的了解相當有限,更缺乏研究和反思。

歷史總是以弔詭的方式重現、以另外的形態複製出自身。這句話可謂導出今日朝鮮半島、今日東亞的局勢之發展——中國經濟崛起但同時陷入政治和社會問題;北韓在金氏三代政權領導下繼續發展核武,引爆區域動盪;美國要讓自己再度偉大,似乎重新回到孤立主義立場;日本要擺脫日美同盟結構,擔心一旦失去美國保護,自己是否可獨立面對中國挑戰。

後韓戰時代所形塑的東亞戰略格局,會因為一場新的韓戰而改變嗎?史可鑑今,《最寒冷的冬天》定會幫助讀者諸君對今天的格局及未來的發展有更深入的思考。

本書特色

《最寒冷的冬天》對人物的刻畫、對戰爭中人性的冷酷和溫暖著墨甚多。本書不斷把讀者引入歷史、現場以及心理的縱深。作者對戰場情節的描寫逼真又寫實,富有臨場感的寫作方式,彰顯出其特有的恣肆汪洋的寫作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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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八旗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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