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龍發堂，是精神病患者的一種選擇

文：紀岳良（律師、心理諮商研究生）

龍發堂近來再現爭議，衛福部表示將主導龍發堂內部病患轉他處安置，可能代表龍發堂即將走入歷史，這讓我想起已故臺灣心理學教授余德慧曾言：

「西方心理病理的語言製造了一個被拒斥的病位，並將之轉軸到被檢查、監督的客體，取消了病者的主體經驗，使得『變態』的標籤鑿痕日深。」

上段話要說明的是，精神病症上的名稱，是西方精神醫學體系對人某個精神樣態的定義。精神病症名稱的出現，往往取代人對於自己感受的詮釋，更可能讓人被病態化標籤給限制。

舉例來說，我們會形容一個很愛自己的人是「自戀」，但在沒有精神醫學前，大概不會有人想這是種病。而如果這個人到了現代精神科醫師面前，表現出「自大感」、「需要過度的讚美」、「缺乏同理心」等特徵，也許他就會被診斷成「自戀型人格障礙」，而必須接受治療。同樣一個人有「自戀」特徵，現代人們大概會選擇相信精神醫學的診斷，畢竟醫學是具有科學精神的，而科學是正確的，所以醫學對於人的心理及生理有權威性的詮釋地位。但仔細看診斷準則中的「自大」、「過度」，可以發現這並不是一個客觀的標準，仍然仰賴診斷者主觀的判斷。

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精神醫學所定義的精神病，本質上是一種「對人活出來的樣子所做的詮釋」，如果我們僅接受這樣的觀點，往往會被迫否認自己的真實感受。而無庸心理學研究告訴我們，以自身經驗，當自己的感受被別人否認、忽略時，內心會感到痛苦。再進一步說，許多自我精神痛苦的感受，精神醫學病不是惟一的解釋或解決途徑，往往可能繫諸於自身或者身處環境與文化。

在台灣社會對人的痛苦精神狀態，也存有一些解釋及解決系統，例如「中邪（台語：中煞）與收驚」──某人深信鬼神，一天他身心出了點狀況，別人覺得他得了精神病，但他覺得他被鬼纏上或嚇到了。他想收驚就好，家人斥責他迷信，他礙於家人壓力，看了精神科，被診斷為XX症，但他吃了很多藥都沒好，反而更痛苦。有天他去收驚了，就這麼一次，他覺得世界很美好，痛苦遠去了。不可否認的，現實中有許多精神醫學無法解決的現象，但透過各地本土信仰或民俗，卻是一種解答。（註：晚近精神醫學在定義精神疾病時，也會將地區文化或信仰因素加以考量）

當我們一再強調「精神病」，精神受苦的人或許很容易就被認定成精神病的人，就像被貼了標籤一樣。這樣的標籤，會迫使的他們顯得與一般人不一樣，因此被推離社會，更加深痛苦。因此，雖然精神醫學給人們一條理解精神狀態的路徑，然而過度強調的結果，卻形成一種壓迫，否定掉人自身生存樣貌，人因此更痛苦。

龍發堂的結束，可能象徵著在臺灣精神受苦的人，將喪失選擇與精神受苦狀態共處方式的權利，而僅有接受精神醫學評論及診治的局面。

或許龍發堂體制在精神衛生醫療的觀點下並不合格，但從陳信諭醫師〈龍發堂：台灣精神醫療史上難以分類的一章〉文中引用相關研究考察資料來看，龍發堂比不少精神收容機構對院內成員更為人性化，其採用之作法以醫學觀點觀之也有相當療效。可以說，龍發堂的崛起，是因為他承接住社會體系，特別是由精神醫學主導的公共衛生體下，無法接納的那些精神受苦的人（或者精神病患者），提供一個安身立命處所。可以說，龍發堂是一種臺灣本土所產出應對精神受苦者的模式，對部分精神受苦者來說，他是一個比精神病院更舒適的地方，或許也讓一些不想進入精神衛生體系或被拒絕進入的家屬得以卸下照顧重擔。

我並不確定現在的龍發堂是不是變調，但我擔憂的是，只因為龍發堂的體系不容於現代精神醫學觀點而被關閉，那將來任何精神上受苦的人，只有接受精神醫學主控的局面，而喪失了自我選擇生活樣態的權利。因此有些人，可能被迫在精神病院中活得更痛苦。甚至有些人離開龍發堂，連接受精神醫療體系的照顧資格也沒有，而被拒斥在這社會中漂泊，他／她可能是引人注目卻無害的政大搖搖哥，有些則可能影響你我的生命安全。

精神醫療當然是現在解決精神痛苦最有系統、較有效果的選擇，但不應該是「唯一」選擇，並反客為主地取代人們對自己精神狀況的自主權。　

參考資料：【打狗故事】龍發堂：見證臺灣精神醫療史之癥結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