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權律師文浩正,在鎂光燈外守望

香港人權律師文浩正,在鎂光燈外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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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他協助的是誰,那怕是正被美國政府追輯的史諾登,或哪個社運人士,文浩正都只站在幕後。義務當人權律師的他,總是默默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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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李詠彤 編輯│郭婷婷 攝影│莊曉彤 謝馨怡 黃詩雅

「雙學三子」獲批上訴許可當日,三人的親友、律師代表團、記者,個個都忙得團團轉,其中一個想必是文浩正。他是周永康及羅冠聰的代表律師,只見他開庭前時而走到犯人欄與三子聊天;時而走到公眾席向三子親友大派「定心丸」;又時而與其他律師交談。直到所有人都安坐等待法官入席,他才願意坐下,然後繼續東張西望,像極頑皮的小學生,要在老師進入課室前到處探索。

終於,周永康獲准保釋,辦妥手續後與羅冠聰、黃之鋒在終院門外見媒體。這時候的文浩正卻站得老遠,與鎂光燈保持距離。無論他協助的是誰,那怕是正被美國政府追輯的史諾登,或哪個社運人士,文浩正都只站在幕後。義務當人權律師的他,總是默默付出。

現年40歲的他,每天需要處理不少的案件,和善的臉上掩不住憔悴,與記者談笑風生。

倉卒踏上律師路

文浩正於中文大學會計系本科畢業後,才報讀法學士課程。他回想當年考大學的時候,正值九七回歸前夕,擔心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法律制度有變,所以打算選修實務商業科目,最終選了會計。然而,他在實習時發現自己對會計的興趣不大。1999年畢業後,他到一所律師事務所做文書工作,開始接觸法律並萌生興趣。

他花了兩年時間,在港半工讀完成倫敦大學的法學士課程,他形容這段時間最辛苦的是體力勞累,每天下班後還要上課。取得法律學位後,他還要攻讀法學專業證書課程(PCLL),才能成為律師。就在那年的8月31日,香港大學向他發出PCLL錄取通知,翌日開學。文浩正笑言:「我做了一個很倉卒的決定,攻讀法律證書,就這樣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2002年修畢PCLL,緊接完成了為期兩年的實習,最後在2005年輾轉間到了何俊仁的律師事務所工作,至今已經十二年。他說:「我之前不認識何俊仁,亦對政治不太熱衷。何律師表示可以立即上班,我便開始上班。」

文浩正生於小康之家,父母都是中學老師。他自小從母親身上學會不平則鳴,這顆種子在他心中萌芽,而何俊仁則給予了成長的空間。他眼中的母親是一位普通中學老師,但小至看見別人插隊,大至學校制度不公,她都會「發聲」。「我媽媽過身十年了,她對我的影響很大,因為她令我感覺到要不平則鳴,有時候有些事不要怕吃虧,做事不要只看錢。」文浩正淡然道出他銘記於心的教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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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謝馨怡

文浩正在何俊仁的事務所擔任事務律師,主要負責處理民事、刑事訴訟,他亦會處理有關公共法的訴訟,例如選舉呈請司法覆核。他見到何俊仁接下許多義務工作的案件:

「他其實也是個好搞笑的律師,常常見到有人需要幫助,就寧願不收律師費都做,所以律師事務所的生意一向都處於邊緣狀態,未倒閉又不會賺到錢。」

文浩正也受到何俊仁的感染,開始義務律師的工作。他亦會處理買賣樓宇、婚姻、 遺產問題等的法律問題,希望能增加律師事務所的收入。他認為義務律師是要為市民在取得法援前,提供支援。他強調,法律援助制度只會在上庭打官司時提供律師,但上庭前的情況經常被忽略,例如被捕後的法律支援。

律師是處理人性化問題

文浩正認為律師所處理的,是案件人性化的一面。他舉例說,爭產案表面上是法律問題,實際上是家庭關係的問題。他印象最深刻的案件,是2010年的馬尼拉人質事件。悲劇發生後,他與死傷者家屬飛往馬尼拉,作為其中一位律師代表,與當地司法部長商討賠償問題,事件糾纏了四、五年。這幾年間,文浩正不只是一個代表律師,更給予輔導和支持,陪伴家屬度過悲傷的日子:「現在回看易小玲或者謝廷駿一家人,我不能說他們可以忘記這件事,但他們都繼續堅強地生活下去,這令我覺得很難忘。」

案件表面上是索償案,但文浩正著意的是還家屬一個公道,而不是賠償金額的多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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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文浩正又想起了初出茅廬不久的一次驚險之旅。2005年,他才不過成為律師一、兩年,就要到泰國打官司。案情指幾位屯門漁民出海捕魚,駛至懷疑泰國水域,被泰國警察搜出大量毒品。文浩正當時隻身飛到泰國協助他們,但由於語言不通,過程中驚險萬分,曾經為了要見當事人而與警察起爭執。現在他回想起來都有點害怕,但當時卻只知道「衝衝衝」。他更到泰國刑事法庭代表漁民出庭,為他們奔走尋找當地律師和證人,但案件上訴至泰國最高法院,漁民最終敗訴,被判死刑。

律師的職責到此本應完結,但本着「幫得就幫」的想法,文浩正沒有放棄,繼續協助他們爭取特赦,聯絡外國機構和名人寫信給泰王,當中包括英國查理斯王子,最終漁民獲特赦,改判終身監禁。事隔十多年,漁民仍在泰國監獄服刑,文浩正與他們仍有書信來往,看看能否幫助他們回港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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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黃詩雅
義務律師的時間與心力

猶記得雨傘運動期間,文浩正與其他義務律師輪流「值班」,當有人被捕時,便會到警局提供法律支援。當時半夜收到電話,他會跟家人說一聲「不用等我睡覺」,便出門前往警局。他指:

「我們沒有想到佔中會持續79日,大家都很辛苦。幸好有很多義務律師願意幫忙,黑麻麻都肯出去,願意奔波,才能度過這麼長時間。」

文浩正義務提供法律協助的案件,大部分都與社運相關,包括利東街重建和皇后碼頭拆卸等,他亦在那時認識了現任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他們之間的關係似是「戰友」,朱凱廸形容:「彼此都覺得對方很重要,(立法會)選舉從頭到尾的官司都是他幫忙。我覺得他似一個保姆,令我好放心,不用理會法律風險,但我想,他其實是我認識的律師當中最忙的一個,我猜他同一時間處理幾十宗官司。我覺得他又像解簽人,見完一個又一個,或者好像看醫生。」文浩正承認很少時間見家人,幸好家人很支持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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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黃詩雅
義務律師看司法制度

文浩正稱義務處理的案件以往可能幾個月才有一宗,自雨傘運動後則一宗接一宗。作為律師,經歷這些年的社會政治變化,他也有灰心沮喪的時候。去年他為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的梁頌恆處理宣誓風波時,人大突然釋法:

「不是爭辯法律條文,有少少『大石砸死蟹』,在律師層面可以怎樣呢?法律意見就是,人大有權釋法的。」

文浩正表示他雖然不一定同意社運人士的理念,但他希望保障社運人士法律的權利,所以願意為他們提供法律支援。對於法治,文浩正表示暫時仍有信心,但強調香港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優秀,但社會上的風雨飄搖會影響法治,所以香港需要一個合適的民主制度,令法律能「站穩」。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學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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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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