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韃靼之軛」造就了跨歐亞的「殖民地帝國」

《搖擺於歐亞間的沙皇們》:「韃靼之軛」造就了跨歐亞的「殖民地帝國」
Photo Credit: Sergei Prokudin-Gorski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俄羅斯與草原遊牧民族之間,不得不處於長達千年敵對關係的地理條件,強力制約了它的歷史。每當吾人欲重新審視俄羅斯的漫長歷史時,皆必須立基於此,才有可能理解這個龐大帝國的全貌。

文:土肥恆之

重新思考殖民問題

俄羅斯領土擴張的問題,與本書在最初提到的殖民問題有著很深的關聯。雖說如此,這兩個問題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彼得大帝時代開始的兩百年間,平均起來,俄羅斯的領土以一天成長四百平方公里的比例增加(東京都的面積約兩千兩百平方公里,也就是當時俄羅斯約六天就能擴張出一個東京),那裡雖然是人們不感興趣的不毛之地,不過卻也不缺肥沃的土地。這也給了當時俄羅斯的農民,隨時都得以殖民的可能性。只要土地稍微變小,農民們就會選擇移居。隸屬於聖俗領主們的農民,也會被領主移動過去他們獲得的肥沃開墾地,其中,也有些農民會選擇不法移居,成為所謂的逃亡農民。

就這樣,農民們將移居化為理想;對於逃亡農民來說,移居是逃脫領主「不公正」榨取的手段,也是一種到遠方尋找「地上樂園」的冒險。人們期待著可以在那裡過著自由、衣食不缺的日子。而這種將遠方當作是「衣食無缺之處」的理想化想法,來自於所謂的「白水境(Беловодье)」傳說(即俄國版的桃花源),而這傳說的起源,又源自十七世紀中葉「舊禮教派」的見解。「舊禮教派」的運動,確切地以這種形式強化了農民的志向,但農民真正將移居化為理想並加以深信,則是在中世紀之後。直到二十世紀初,這樣的理想一直在俄羅斯農民心裡深深紮下了根。

上述關於「農民的移居、逃亡行為與領土擴大之間的一體性」,或許已不須再多加解釋,不過此處筆者還必須點出它負面的一面。

農民們在進入資源豐富的新地區時,會同時將「舊有農耕方式」一起帶過去。也就是說,面對人口增加,他們一直不是試圖透過農業集約化與增加產量等方式來處理,而是單靠著移居來解決問題。不過若要更新農業制度,將之轉變為集約化農業,則需要時間、資金,以及面對改變的心理準備。只有在土地不足以及移居的可能性被排除後,農民才會願意嘗試農業的集約化;反之,若土地仍有所餘裕,那麼農民依舊會選擇移居到水草豐美的新天地,持續實施傳統的粗放式農業。

於是,在領土擴大之中,身上沒有資金的農民,就成為了農業轉換成集約式經營過程的阻力。在農業經濟學裡有個有力的論證,指出:「包括農業集約化、擴大農業生產等的『農業革命』,其推動的原動力就在於『人口造成的壓力』。」就從這論點來看,領土的擴大,可說是同時意味著抵消了人口增加所帶來的效果。直到沙俄末期,俄羅斯農民的生產力普遍不高,但由於這中世紀以來的共同體農業達到了社會上的「平等正義」,因此讓他們一直持續著這種方法。也因此,俄羅斯並沒有產生像英國在十六世紀的「農業革命」,也沒有轉變成像法國、德國在十九世紀的「個人主義農業」,雖然這不代表它們沒有一丁點的改善,但基本上,這樣的「農民傳統」,具有根深蒂固的特質,自古以來支配控制著農民的想法與行動。而將這狀況畫下休止符的,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不過這改革在後來爆發第一次大戰與革命下退回了起點。直到史達林強制的農業集體化,才終結了這個傳統,但也伴隨著空前絕後的龐大犧牲。

在都市中呈現的「俄羅斯與歐洲」

上述俄羅斯農業、農民的生活方式,其實與都市的發展不足以及脆弱之處有很深的關連。

本書先前也提到,俄羅斯的都市早因為「韃靼之軛」(蒙古人的侵略)有了相當大程度的損壞。後來,俄羅斯自從脫離「韃靼之軛」後,都市的重建也是以「要塞」為出發點。也就是說,當時的都市是軍事性的、行政性的都市。雖然在都市的安全受到保障、商人也漸漸入住後,消除了都市的一些軍事氣息,但都市為維持專制所需的「擔稅共同體」制度,卻也造成它未能發展出「自治與自由」的風氣。此外,俄羅斯都市在各方面都與農村沒有明顯的區別,直到十七世紀中葉發生都市起義後,都市身分階級的人才終於被承認可以獨占商業、手工業活動,然而此時的「商業農民」還是層出不窮。許多人都曉得,在一七七五年實施地方改革之際,凱薩琳二世因面臨要在縣當中設置中心都市的急迫性,因此將許多大型村落升格為都市,就這點來看,俄羅斯的都市直到近代為止,在社會形成的領域中,都未曾發揮出正面的功能。此處,筆者就拿歐洲的都市來與之做個對照。

古老學說主張,誕生於十二、十三世紀的中世紀歐洲都市是「自治與自由的堡壘」、是近代民主主義的起源。但實際上並不是那樣,因為真正在推動「自治與自由」的其實是「擁有市民權的市民」,至於其餘大量的非市民,則早已經從市政當中被排除掉。另一方面,城市中有些市民靠著寡頭統治,獨占了市政,一攫千金,但平均起來,當時城市仍約有兩成人口為貧民。而所謂的「自治與自由」,當時就是存在於這樣的環境下,這點或許早已是大家的常識。

不過,我們並不能因為這樣就去輕視那段傳統。擁有「在二十世紀中創下中世史研究最大成果」高評價的蘇維埃歷史學家阿隆・古列維奇,就在他的著作《中世紀文化的分類》(一九七二)中提到,西歐的中世紀都市在擁有「中世紀生活最核心的特徵」的同時,也賦予了西歐文化「獨一無二的獨特性」。根據古列維奇的說法:「都市的市民不僅是自己都市自治體的成員,也是所有者,更是勞動的主體。正因為有多面性的社會關係,市民才能在封建社會中取得比其他階級代表都還要優勢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