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亡的世界史》出版緣起：台灣將會是一段世界史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新世界史的追尋

文：涂豐恩（故事創辦人、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的力量

多年之前，我偶然在日本書店購得《邁向新的世界史》一書。作者羽田正教授， 任教於東京大學，也是日本國內知名的伊斯蘭專家，他的父親羽田明、祖父羽田亨，都是日本京都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可說頗具家學淵源。

在這本書中，他以這麼一句話拉開了序幕：「歷史是有力量的。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為人們指向未來的力量。」這句話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本書由日本知名的岩波書店出版，屬於小開本的「新書」行列，篇幅不大，前前後後不過兩百餘頁。在那之後，我反反覆覆翻閱過這本書許多次，甚至曾起心動念，打算將它譯為中文，介紹給台灣讀者。不過，當時並沒有想到，有天我會坐在羽田正教授的課堂裡，親炙他的思想與學問。

那是二○一四年秋天，我為了搜集論文資料，到東京訪學一年，同時感受日本的學術環境。我想起了羽田正教授的那本書，竟冒昧寫了信給他，希望有機會向他問學請益。那年他在東大開授「全球史研究」的研究生課程，而我在啟程前，正好上了一年全球史的課程，我便以此為引，向他自我介紹。這或許是有些唐突之舉，但信寄出不久，旋即收到了回音。信中，羽田正教授表示歡迎加入課程的行列。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說，這堂課上有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的學生，課堂上英日文並行，言下之意，是十分國際化的環境。

原來，在羽田正教授的領導下，當時的東大已經和中國、美國和歐洲等地的頂尖大學，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推動全球史的研究，並共同培養新生代的學者。

因此，在他所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內，由於此計劃來訪的學者與學生，早已屢見不鮮。

一門全球史的課程，有著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應該算是十分合適了吧。

新的世界史

羽田正教授也是《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系列的作者之一。這些年來，他與日本其他知名的歷史學者，如京都大學的杉山正明（也是本套書的編輯委員，不少作品在中文世界已經有譯本）、大阪大學的桃木至朗等，各自領軍、分進合擊，在日本推動世界史的研究與撰述。

他們活力充沛，寫書、編書，不斷提出新的想法，刺激著學術界對於「世界史」的想像。但這不是只是一場象牙塔內的熱潮，他們也積極的編寫教科書，寄望透過中學與大學教育，將他們對於世界史的構想，進一步延伸到社會的其他層面， 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學子。

這些學者們的專業各不相同——羽田正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專研伊斯蘭史，杉山正明是蒙古與內亞歷史的專家，桃木至朗則長期致力於海洋史的研究。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他們卻共同有著一個類似的目標：追尋一個「新的世界史」。

不過，究竟什麼是「新的世界史」？又是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歷史學者會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史」呢？

我們得把故事說的遠一點。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所謂的「世界史」有過幾種不同的意義，也扮演過不同的角色。在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府與知識分子銳意向歐美學習，歷史也成為他們開拓視野，學習西方的重要手段。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講述世界歷史的書籍，便一個接著一個的推出。不過那時，世界史還不叫世界史，而是稱之為「萬國史」。 一八六九年，西村茂樹出版《萬國史略》，算是這股趨勢的先驅，而後又有箕作麟祥《萬國新史》、津田甚三郎《萬國略史》、天野為之《萬國歷史》，抑或是翻譯著作如《巴來萬國史》、《須因頓氏萬國史》、《低落爾氏萬國史》等等。 不過，既然是為了西化，這些書籍當然多半是以歐洲為中心，非西方世界在他們的敘述中，只能算是附屬。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有越來越多以世界史為名的書籍登場，「世界史」開始取代 了「萬國史」。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戰前日本大學的史學科，是把歷史分為了「國史」（即日本史）、「東洋史」（以中國史為重心）與「西洋史」三個獨立的部分，也就是不存在一個個別的「世界史」領域。（附帶一提，在戰前的台北帝國大學中，西洋史被換成了「南洋史」；而在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是以「朝鮮史」取代了西洋史。）

這種被稱之為「日東西」的框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它讓日本的歷史學界，在 這三個分別的領域，大家輩出，創造出了輝煌的成績。但是，也因為這三個領域獨立發展，本國史（日本史）與外國史之間，變成了各自為政的態勢，而學院派的歷史學者因此很少、也不需要去追問綜合「日東西」這三者的「世界史」寫作， 應該是什麼模樣。更不用說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專業化，每個歷史學者鑽研的範圍越來越小，要捕捉世界史的圖像就更顯得困難了。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的政治、社會都經歷了大幅度的改革，中學的歷史教育隨之改變：東洋史與西洋史合成了一科，以「世界史」之名，列入課程當中。這 一次，世界史終於登堂入室。特別的是，儘管在中學教育中，東洋史與西洋史已經合併，但以大學為核心的學術界，卻依舊延續著過去「日東西」的架構。

超越西方中心論

在提倡新世界史的人看來，儘管過去百餘年內，日本的歷史學研究已經翻過幾番， 有著長足的進展，但似乎從未能擺脫上述的問題：世界史充斥著歐洲中心論的色彩，也因此彷彿成了專屬於西洋史的領域，日本史或東洋史的學者，要不是自我退卻，就是顯得無從置喙（除了少數特例，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宮崎市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