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亡的世界史》出版緣起：台灣將會是一段世界史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一次《興亡的世界史》在台灣出版，應該是讓我們再次思索世界史的契機。因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與其說是理想中的同心圓， 不如說是三條不相干的平行線。
新世界史的追尋
文：涂豐恩（故事創辦人、 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
歷史的力量
多年之前，我偶然在日本書店購得《邁向新的世界史》一書。作者羽田正教授， 任教於東京大學，也是日本國內知名的伊斯蘭專家，他的父親羽田明、祖父羽田亨，都是日本京都大學的歷史學教授，可說頗具家學淵源。
在這本書中，他以這麼一句話拉開了序幕：「歷史是有力量的。具有改變現實的力量。為人們指向未來的力量。」這句話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這本書由日本知名的岩波書店出版，屬於小開本的「新書」行列，篇幅不大，前前後後不過兩百餘頁。在那之後，我反反覆覆翻閱過這本書許多次，甚至曾起心動念，打算將它譯為中文，介紹給台灣讀者。不過，當時並沒有想到，有天我會坐在羽田正教授的課堂裡，親炙他的思想與學問。
那是二○一四年秋天，我為了搜集論文資料，到東京訪學一年，同時感受日本的學術環境。我想起了羽田正教授的那本書，竟冒昧寫了信給他，希望有機會向他問學請益。那年他在東大開授「全球史研究」的研究生課程，而我在啟程前，正好上了一年全球史的課程，我便以此為引，向他自我介紹。這或許是有些唐突之舉，但信寄出不久，旋即收到了回音。信中，羽田正教授表示歡迎加入課程的行列。但更值得一提的是，他說，這堂課上有來自十個不同國家的學生，課堂上英日文並行，言下之意，是十分國際化的環境。
原來，在羽田正教授的領導下，當時的東大已經和中國、美國和歐洲等地的頂尖大學，建立起密切的合作關係，推動全球史的研究，並共同培養新生代的學者。
因此，在他所屬的東洋文化研究所內，由於此計劃來訪的學者與學生，早已屢見不鮮。
一門全球史的課程，有著來自全球的參與者，應該算是十分合適了吧。
新的世界史
羽田正教授也是《興亡的世界史》套書系列的作者之一。這些年來，他與日本其他知名的歷史學者，如京都大學的杉山正明（也是本套書的編輯委員，不少作品在中文世界已經有譯本）、大阪大學的桃木至朗等，各自領軍、分進合擊，在日本推動世界史的研究與撰述。
他們活力充沛，寫書、編書，不斷提出新的想法，刺激著學術界對於「世界史」的想像。但這不是只是一場象牙塔內的熱潮，他們也積極的編寫教科書，寄望透過中學與大學教育，將他們對於世界史的構想，進一步延伸到社會的其他層面， 特別是年輕一輩的學子。
這些學者們的專業各不相同——羽田正在法國獲得博士學位、專研伊斯蘭史，杉山正明是蒙古與內亞歷史的專家，桃木至朗則長期致力於海洋史的研究。但從不同的角度出發，他們卻共同有著一個類似的目標：追尋一個「新的世界史」。
不過，究竟什麼是「新的世界史」？又是為什麼，在這樣一個時代裡，歷史學者會覺得我們需要一個「新的世界史」呢？
我們得把故事說的遠一點。
在日本近代歷史上，所謂的「世界史」有過幾種不同的意義，也扮演過不同的角色。在明治維新期間，日本政府與知識分子銳意向歐美學習，歷史也成為他們開拓視野，學習西方的重要手段。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講述世界歷史的書籍，便一個接著一個的推出。不過那時，世界史還不叫世界史，而是稱之為「萬國史」。 一八六九年，西村茂樹出版《萬國史略》，算是這股趨勢的先驅，而後又有箕作麟祥《萬國新史》、津田甚三郎《萬國略史》、天野為之《萬國歷史》，抑或是翻譯著作如《巴來萬國史》、《須因頓氏萬國史》、《低落爾氏萬國史》等等。 不過，既然是為了西化，這些書籍當然多半是以歐洲為中心，非西方世界在他們的敘述中，只能算是附屬。
進入二十世紀之後，有越來越多以世界史為名的書籍登場，「世界史」開始取代 了「萬國史」。不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戰前日本大學的史學科，是把歷史分為了「國史」（即日本史）、「東洋史」（以中國史為重心）與「西洋史」三個獨立的部分，也就是不存在一個個別的「世界史」領域。（附帶一提，在戰前的台北帝國大學中，西洋史被換成了「南洋史」；而在殖民地朝鮮的京城帝國大學，則是以「朝鮮史」取代了西洋史。）
這種被稱之為「日東西」的框架，一直延續到了今天。它讓日本的歷史學界，在 這三個分別的領域，大家輩出，創造出了輝煌的成績。但是，也因為這三個領域獨立發展，本國史（日本史）與外國史之間，變成了各自為政的態勢，而學院派的歷史學者因此很少、也不需要去追問綜合「日東西」這三者的「世界史」寫作， 應該是什麼模樣。更不用說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與專業化，每個歷史學者鑽研的範圍越來越小，要捕捉世界史的圖像就更顯得困難了。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日本的政治、社會都經歷了大幅度的改革，中學的歷史教育隨之改變：東洋史與西洋史合成了一科，以「世界史」之名，列入課程當中。這 一次，世界史終於登堂入室。特別的是，儘管在中學教育中，東洋史與西洋史已經合併，但以大學為核心的學術界，卻依舊延續著過去「日東西」的架構。
超越西方中心論
在提倡新世界史的人看來，儘管過去百餘年內，日本的歷史學研究已經翻過幾番， 有著長足的進展，但似乎從未能擺脫上述的問題：世界史充斥著歐洲中心論的色彩，也因此彷彿成了專屬於西洋史的領域，日本史或東洋史的學者，要不是自我退卻，就是顯得無從置喙（除了少數特例，如著名的中國史學者宮崎市定）。
甚至在研究上，非西方歷史的學者，往往必須以西方歷史為參照，想辦法將自己的研究範圍套入西方歷史的概念或典範之中。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直接或間接影響了許多日本歷史學者的馬克思主義。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人類歷史有一定的規律，世界史區分成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走向共產主義。至於世界史是不是真的符合這樣的「基本法則」，抑或是有其他的變形——比如所謂的「亞細亞生產模式」——就成為了學者們爭論不休的課題。這樣的世界史定律，根本上還是以歐洲歷史為本，好像非西方的歷史，不管是日本、中國，還是其他地方，只能是歐洲這個模範的例外。
一九六七年起，岩波書店開始刊行第一版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一共二十九卷，作者群集合了日本頂尖的歷史學者，可以反映當時的日本史研究水準。值得注意的是，這套書也沿襲了歐洲史常見的分期習慣，將世界史分為了「古代、中 古、近代、現代」四個部分，而把非西方的歷史硬是放入這樣的框架中，而今看來，不免令人有削足適履之感。
歷史學者也是歷史的產物，當然也有時代的侷限。歐美自十九世紀以來支配著世界的政治、經濟，乃至與知識、文化等各方面，過去世界史寫作中的西方中心論， 也可說是其來有自。而今歐洲霸權衰落，世界走向多元，在這樣的時代裡，如何超越過去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寫作，成為了新世界史學者念茲在茲的問題。
這項工作說來容易，實踐起來則困難許多。學術研究是一代一代的累積，必須在前人的成果上往前一步，要拋棄由來已久的典範，不僅需要勇氣、需要識見，更需要大量的辛勤的工作。更何況，世界史本身就是龐大的工程，在學術如此專業化的當下，不可能寄望一兩個不世出的天才來獨力完成。因此，這一代學者在提倡新世界史寫作時，並非有一個明確的結論或定案，而是提出各種挑戰，企圖打開世界史寫作的可能。世界史不是個拼圖，沒有一個既有的模板可以參考；世界史更像是七巧板，元素雖然已經決定，卻可能創造出新的「圖像」。
這也是為什麼，他們說，一個新的世界史還不存在，還等著人們去發想、去書寫。 他們的著作，因此更像是一份邀請，期盼更多人能踏上這個追尋的旅程，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思想歷史。
他們主張，應該對歐洲中心論的概念與框架保持警覺，也應該超越過去將本國史與外國史對立的格局，換句話說，日本史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而世界史也應該寫入日本史當中。世界史不是西洋史的專利，日本史（與東洋史）的學者也應該積 極的參與討論，從他們的專業提出貢獻，進而發展一種日本（或東亞）視角的世界史。
在這樣的大方向下，我們看到了許多新的嘗試和新的論點。比如杉山正明主張現代世界的起點，不是我們過去所熟知的歐洲地理大發現，而是要從蒙古帝國征服歐亞大陸算起。又比如日本明清史研究的當代大家岸本美緒，幾年來針對東亞的「近世」時期提出不少論見。過去研究這段時間的學者，經常會去尋找中國史（或東洋史）與同時代歐洲史上類同的現象，進而論證中國也進入了所謂的的「近世」（early modern），但這樣的作法仍舊是拿中國史在比附歐洲史；岸本美緒則說， 如果十六到十八世紀前後的中國史屬於近世，不是因為中國與歐洲在政治制度或經濟形態上有什麼雷同之處，而是面對了同樣的問題——既有體制崩潰、新的秩序亟待建立，而事實上，各個地方得到的解決方案可能截然不同，進而也產生了不同的歷史圖像。
除了時間，還有空間。在新的世界史中，國家不再是書寫歷史的唯一單位，在國家之內，可以有不同的地域，在國家之上，可以是不同的區域或「文化圈」。這 樣的趨勢，不是要否認國家的存在或國別史的有效性，而是看見歷史演變中的不同層次與框架。世界史不只是一個一個國家歷史的集合，也可以是不同區域在知識上、文化上或是經濟上的交流。而更進一步，借用羽田正的詞彙，更為「激進」的方法，則是把「世界」視為一個「整體」——或所謂「以人類立場出發的世界史」。
在這樣的視野之下，有些領域因此特別受到了關注。比如海洋史，它帶我們看見不同國家、族群與區域之間的互動及連結；又如環境史，它讓我們認識到在自然面前，國界其實不那麼重要，而人類可以被視為一個單位的命運共同體。
這些新的世界史構想當然不是憑空而生，也不是日本學者們的獨有觀點。他們反映了二十世紀末以來歷史學界的整體趨勢，是國際學界相互激盪下的成果。當年我說有幸旁聽的那門課，可以作為例證。換句話說，新世界史本身就是一個好例子，說明知識的交流如何推動著歷史轉變。
說了這麼多，或許有人不免要問：所謂的新世界史，會不會是只侷限在學院裡的潮流？
其實，如果我們閱讀這些提倡者的文字，不難看出他們雖然身在學院，但心中卻有著更大的關懷。圍繞著新世界史的討論，不只是學術圈的爭論，而是希望找出一條新的道路，透過歷史的寫作，培養出屬於未來的世界公民。畢竟，學習歷史， 不只會得到關於過去的知識，同時也形塑著我們對當下世界的理解，以及對於未來的想像。這或許就是歷史的力量之所在。
所以書寫是重要的、出版是重要的，把學院裡頭的辯論、探索和發現，轉化為一般人能夠接觸的形式，才能讓知識發揮它的力量。
這就帶我們回到了《興亡的世界史》。
出版作為大眾教育
這一套從二○○六年開始出版、一共二十一本的系列，是作為講談社創社百年紀念而發行的鉅著。這是日本出版界又一次針對世界史所推出的大作，在此之前， 岩波書店曾經在一九七○與二○○○年前後推出兩套《岩波講座世界歷史》，最為受到矚目。其他的出版社，如中央公論社、山川出版社、筑摩書房、河出書房、 文藝春秋，甚至是講談社自己，都曾經推出這樣大部頭、多卷本、由多人合著的世界史。雖然都以世界史為名，但他們的形式與寫作角度各不相同，這也提醒我們，歷史可以、也應該不斷的被重新書寫。
前面我們談了很多學者對於世界史的想法，這裡則必須補充說明，在日本現當代的知識史上，出版界以及編輯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包括書籍與人文雜誌的編輯，他們透過企劃、邀稿，以及與作者往復討論，才讓許多重要的思想得成形； 只是多數時間，他們隱身幕後，重要性因而時常被忽略不見。
《興亡的世界史》出版者「講談社」的意義，尤其值得一提，不只是因為它是間百年老店，更因為它在日本的出版界有十分特殊而具有代表性的位置。
講談社的創辦人名叫野間清治，原本是東京帝國大學（今天的東京大學）的辦事員。他的創業之作《雄辯》雜誌，是把帝國大學校內學生們的演說內容記錄下來， 沒想到一舉成功，他於是乘勝追擊，推出《講談俱樂部》雜誌。日語中的「講談」指的是種獨特的傳統表演形式，講談師有些類似說書人，透過單口相聲，講述吸引觀眾的故事，而且時常是以歷史為題材。顧名思義，與《雄辯》相對嚴肅的菁英演說內容不同，《講談俱樂部》刊載的是大眾讀者都愛看的內容。在野間情治的經營下，《講談俱樂部》大獲成功，也讓講談社的名聲鵲起。
但戰前講談社的代表作，則非一九二四年底創刊的《KING》雜誌莫屬。這份雜誌的編輯方針，緊扣著講談社的出版理念：「有趣、有益」，力求符合大眾品味， 又在創刊期間投入了大量資源、毫無保留地大力宣傳和廣告，結果第一期便發行超過七十萬冊，而後發行量更一度高達百萬冊，成為戰前日本大眾文化的代表刊物。
在戰前，岩波書店與講談社代表了兩者不同的路線：岩波書店帶有菁英色彩、著重所謂的「教養主義」，是知識分子信賴的品牌；講談社則走向大眾，擁抱一般讀者，重視出版作為一種社會教育的功能。這樣的區別，到今天依舊依稀可見。 就拿岩波書店的《岩波講座世界歷史》與講談社《興亡的世界史》來說，雖然同樣出自學者之手，但前者以一篇一篇論文集合而成，學院派的色彩濃厚；後者則更重視敘述的技巧，將歷史的起伏娓娓道來，讓非專業讀者也能進入其中，悠遊其中。
從台灣出發的世界史
這一次《興亡的世界史》在台灣出版，應該是讓我們再次思索世界史的契機。
過去在台灣的歷史教育中，世界史一直是相當薄弱的一環。且不說歷史淪為背誦科目等根本問題（附帶一提，這問題在日本也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中學裡頭教授的世界史幾乎就等於西洋史，而西洋史又幾乎等於西歐史。這雖然有著時代背景，但也不能不說視野上有著明顯的侷限，尤其關鍵的是，我們對於周遭的國家幾乎視而不見。如果說日、韓等東北亞的歷史，還可以從大眾媒體上接觸到一二，那麼我們對於東南亞的認識，可以說是驚人的匱乏。
而這般的世界史，與一般學生遠為熟悉的台灣史或中國史，又是脫節的——大概很少人在上過中學的歷史課後，會注意太平天國與美國南北戰爭發生在同一個時代，因為在我們的教育中，台灣史、中國史與世界史，與其說是理想中的同心圓， 不如說是三條不相干的平行線。
晚近高中的歷史教育雖然經歷不少改變，但在一次一次煙硝瀰漫的爭論中，世界史似乎總是被忽視的一塊。好像它無關乎國族、無關乎認同，就不再重要了。不 過，如果我們相信台灣未來應該走向世界，那麼我們難道不應該對世界史多投注一些關心嗎？走向本土與走向世界兩者其實不是衝突的目標，認識自己與關照他人，應該是相輔相成的過程。
如果說日本的學者正在努力建構一個日本視角的世界史，那麼我們也應該尋找從台灣出發的世界史。借用哲學家阿皮亞（Kwame Anthony Appiah）的用語，我們需要一種有根的世界主義（rooted cosmopolitanism）。台灣將會是一段世界史的起點，而不是終點。
那時我們所講述的歷史，將不再只是荷蘭時代的台灣，而是十六世紀的台灣、荷蘭與世界；不再只是清代台灣，而是近世時代的台灣、清帝國與歐亞大陸；我們將不再只討論日本帝國統治下的台灣，也能認識到同時代其他帝國的發展，與其他殖民地的經驗；我們將看見戒嚴經驗在戰後世界各地的共同記憶，以及民主轉型的各種歷程。到那時候，也許我們就將不再孤芳自賞，也不再顧影自憐。
這一切聽來像是個遙遠的目標。而我們的確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完成。
不過，也許讓我們也遞出那一份邀請，邀請你一起來探索那一種新的、尚未被描繪出來、屬於未來的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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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講談社的全球史鉅獻
日本講談社紀念創業一百週年，「興亡的世界史」這套書的出版是希望跳脫出既定的西歐中心史觀和中國中心史觀，用更大跨距的歷史之流，尋找歷史的內在動能，思考世界史的興衰。八旗文化引進這套世界史的目的，是本著台灣史就是世界史的概念，從東亞的視角思考自身在世界史中的位置和意義。
本書系由21卷構成，陸續出版中——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