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上):來自美日印澳的「抗中」意識

「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上):來自美日印澳的「抗中」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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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抗中的意識,為建構「印太」概念與建立相應的區域聯繫提供理由:美國擔心中國會削弱其世界影響力,澳洲希望享受中國崛起的亞洲利益,亦同時能夠利用美國制衡中國。

在2017年11月亞洲行的行程中,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一改華府慣例,以「印太」取代「亞太」(Asia-Pacific)用語,意味印度在亞洲戰略地位的改變。台灣《中國時報》形容印度角色、印美關係的轉變,在於重心從歐巴馬年代較為軟性的「外交+貿易」,變成特朗普任內的「國防 X 安全」。

「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怎麼來?非一人一時一地之作

新加坡的耶魯-新加坡國大學院學者穆赫吉(Rohan Mukherjee)發表於亞洲新聞台的評論「The Indo Pacific, a security diamond, a 10-year Quad?」分析,特朗普政府的「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有三個目標:第一,確保區域秩序由國際法規而非國家力量決定;第二,確保自由貿易與自由航海權;第三,支援東亞與東南亞的小國,以維持頭兩項原則。

簡而言之,「印度洋——太平洋」戰略既有著制衡中國的用意,也意味印度的區域戰略價值將被提升——縱然「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的具體執行細節仍然留白。

「印度洋——太平洋」戰略的具體操作,宜與美國、日本、澳洲、印度四國意欲建立非正式聯盟(Quadrilateral Group)的趨向一併觀察。

2016年年初,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提議重啟這個四國非正式戰略聯盟之時,《紐約時報》報導,過去十年印度一直拒絕與美國在太平洋——印度洋水域進行聯合巡邏,但近期印度對於與美國國防合作的態度似有軟化跡象,例如2017年7月《紐約時報》便曾刊有另一報導,內容的其中一點,是印度抗拒多年後,終於同意在孟加拉灣中與缅甸以南的印度直轄區安達曼-尼科巴群島(Andaman and Nicobar Islands),加強島上安全設備,配合美國的區域軍事策略佈置,而日本是首個獲准在島上興建設施的外國政府。

中國因素是印度態度轉變的重要推因——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令印度在2015年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訪印時,一改以往態度,與美國共同發表「亞太和印度洋地區」聯合聲明。2017年9月,印度與日本在印日領袖峰會中,表示會以「自由與開放印度與太平洋戰略」,對抗中國「一帶一路」。

可以說,美、日、澳、印針對中國在南中國海軍事化、「一帶一路」的抗中意識,是四國非正式聯盟漸現輪廓的公約數。

中國接連南海與中東、保護石油運輸、在巴基斯坦與斯里蘭卡建立據點、包圍印度的「珍珠鍊」(String of Pearls)戰略,令印度相當警惕。特別令印度感受到中國壓力的兩個項目,首先是接連中國在巴國租借的瓜達爾港(Gwadar Port),與中國境內新疆喀什的中巴經濟走廊。巴國不無以中國制衡印度的用意,走廊路線也可能加劇印巴主權爭議,為此印度拒絕出席2017年5月中國舉行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同時警告參與國,「一帶一路」或會帶來「無法支撐的債務負擔。」

再者,中國在斯里蘭卡租借99年的漢班托塔(Hambantota)港口。斯里蘭卡原想透過漢班托塔,與新加坡競逐航運樞紐地位,但後來項目使用率低,變成大白象工程,中國利用斯里蘭卡的項目財政壓力從中取利。印度為制衡中國在印度洋的活動,因此購買漢班托塔使用率同樣偏低的機場。

不過,「印太」戰略概念並非美國特產。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2013年的評論〈「印太」概念及其對中國的含義〉,就很冷靜地留意到這一點。早至20世紀初,德國地緣政治學者豪斯霍弗爾(Karl Ernst Haushofer)已開展「印太」概念的討論。1960年代,澳洲開始使用「印太」一詞,在2005年澳洲外交官員已然討論「印太」概念,2013年澳洲國防白皮書,亦有提及「印太」概念。

在日本,現任首相安倍晉三是「印太」戰略概念的重要推手。在2007年首次拜相時,安倍於訪印時發表的「兩洋交匯」的演說,提到「印太」概念;在2012年重登相位後不久,便撰文主張美日澳印「安全保障鑽石構想」,作為印度洋——太平洋重要安全力量。於印度,學者胡拉娜(Gurpreet S.Khurana)在2007年的《戰略分析》期刊論文《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開始提出「印太」概念。

接下來的重點,便是印度如何在區內發揮更重要的戰略角色。

「印太戰略」將是抗中的另一把利刃?

印度學者胡拉娜於2017年11月,在印度國家海事基金會(National Maritime Foundation)發表新文章,回顧與展望「印太」概念的發展。

文章著重海權的戰略意義、對印度崛起的重要性,主張普及「印太」概念之必要,「印太」換言之是海洋概念。胡拉娜認為,傳統「亞洲」概念,重陸地而輕海洋,而「亞太」概念,又有見樹不見林的問題,例如「亞太」概念忽略了麻六甲海峽西邊的印度洋,因而不能整全反映麻六甲海峽航道的戰略意義。

在此思路下,胡拉娜引用另一位研究外交政策學者蒙罕(Raja Mohan)的觀點,指中印在印太的三點——即孟加拉灣、麻六甲海峽與南中國海——的海權競爭將會加劇;胡拉娜也援引印度著名戰略家巴斯卡爾(Uday Bhaskar)的說法,指從全球視野看,印太將會是21世紀世界強權——包括美國、中國與印度——的戰略要塞。

抗中意識令印度的戰略思維向美國靠攏。發表於2017年11月、有關中印地緣政治矛盾的智庫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報告,能為閱讀美國觀點提供參考,這份報告相當親印抗中。

大西洋理事會是美國智庫,成立於二戰後的1961年,與美國政府有政治聯繫。例如在2009年,大西洋理事會前主席瓊斯(James L. Jones)辭職,出任歐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之職。

報告開段著墨的背景是,中國基於「勿忘國恥」的民族主義意識、利用「自古以來」的外交辭令,領土擴張野心愈趨明顯,事實上也對外聲稱佔南中國海90%海域主權。於此背景下,報告認為,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時代的印度,更願意與美國加強合作。2017年莫迪訪美,與美方發表共同聲明,譴責北韓導彈試射,被視為印度願意公開挑戰中國的例子。

不過報告同時認為,相比中國,印度有兩大弱點:第一,印度經濟發展不及中國,印度的GDP比中國少多於四倍,印度的國防開支也比中國少多於三倍。第二,印度在東南亞的影響力不及中國,報告建議的重點,是應該增強印美關係,從而增強印度制衡中國的能力。

報告分析了區域聯繫,以及海權競逐這兩個範疇的發展趨勢。一方面,中國在印度鄰國開展的基礎建設項目,會加劇中印的領土爭議、為印度國家主權帶來壓力,印度因而開展南亞次區經濟合作計畫(SASEC),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其中一個SASEC基礎建設,是修築印泰緬三邊公路。

另一方面,為增強海權,中國日趨重視印度洋,原因有二:印度洋對中國鞏固自身在南中國海的力量具戰略意義;印度洋對中巴經濟走廊也至為重要。由於印度洋也與印度崛起息息相關,印度從兩方面應對中國壓力:與美國、日本、澳洲三國的聯盟關係在慢慢成形;增強與越南以及日本的經濟與安全合作。

報告末段提出七點建議,當中兩點關於美國對印援助,從而增強印度的軍備與太空監視技術,另外三點有關如何提升印度軍隊戰鬥力與區內影響力。一方面,印度應仿效如以色列一類的國家,增強國防機關與特種部隊的中央協調與指揮力,另一方面,印度也應仿效中國,更積極在鄰國建立據點。

當然,這都只是建議。「印太」概念剛被美國總統重提,意味這個概念會如何被演繹,仍然處於規劃與醞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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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從想像變現實,來自各國的「抗中」意識

2017年年底,抗中論述乃至外交方略相繼浮現,提出「銳實力」概念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報告、澳洲外交政策白皮書、美國總統特朗普以「印太」取代華府慣常用語「亞太」等都是例證。

但早在2014年,學術界已在討論各國的「印太」概念應用,澳洲迪肯大學(Deakin University) 國際關係高級講師潘成鑫(Chengxin Pan)博士發表的期刊論文是其中一例。這篇論文不單分析了美、日、印、澳的「印太」戰略思考背後的動機,也比一般媒體輿論更為著重中國對於「印太」概念的看法。這篇論文的引伸意涵,是闡述了海權競逐與國家發展之間的關係。

這篇論文有兩個重點:第一,從國際關係理論中的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解構美國與其盟友的「印太」概念;第二,中國其實早在2017年之前,就思考自己的「印太」戰略。

建構主義值得補充說明,因為這有助我們理解國際秩序的形成與推演。在20世紀末,國際關係研究漸受建構主義觀點影響。建構主義的主要內容,是強調身份意識乃人類行為的重要推因,包括國家在內的機關,其實是由各族群的身份意識建構,而國與國之間的合作與衝突、判辨敵友的標準,也就會隨身份意識的各種演繹而變。簡單說,就是概念能夠形塑、轉化成現實世界。

論文視「印太」為建構概念,其中一個理由是「印太」概念的存在意義與價值並非自明、存有爭議。2012年澳洲學者比斯利(Nick Bisley)與飛利浦(Andrew Phillips)曾擔心「印太」概念只會加劇區域競爭;2013年,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昂(Shivshankar Menon)也不認為印太應被視為一塊。

如作者所言,地域想像的建構,原理與民族國家的「想像共同體」大同小異;關於這一點,作者所舉的例子,是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英國著名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地緣支點」(Geographical Pivot)與「歐亞心臟地帶」(Euro-Asia heart-land)之說,其實也源於大英帝國擴張的某種國族身份意識。

文中認為,美、日、印、澳抗中的敵我意識,為建構「印太」概念、進而建立相應的區域聯繫提供了理由,美國擔心中國會削弱其世界影響力,澳洲希望享受中國崛起的亞洲溢外利益之餘,亦同時能夠利用美國制衡中國。

2013年澳洲國防白皮書建議,改善澳洲於科科斯群島(Cocos Islands’)的軍事設施,便有配合美軍之意;日本視非洲——中東——東亞海洋航道為生命線,中國崛起、意欲擴展海權,自然令日本警覺;印度也重視海權,1990年代美軍在印度洋迪亞哥加西亞島(Diego Garcia)設置基地,已令印度學者與官員起戒心,不過相比美國,印度人更警惕中國。2013年澳洲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民調顯示,八成三印度受訪者視中國為威脅。

中國有自己一套「印太」戰略意識,也與海權競爭有關。八成中國進口原油需經兩端屬美國海軍勢力範圍的麻六甲海峽,令中國感到壓力。早在2010年,文章〈關於中國面向世界開拓兩洋出海大通道的戰略構想〉便指,為突破美國海洋封鎖,中國「必需使兩洋(印度洋與太平洋)出海大通道在國家戰略層面居於重要位置」、「兩洋出海是完成強國夢想的必經之路。」

這都在說,不論是美國與其盟友還是中國,其「印太」概念早在蘊釀。

不同的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上場,似乎為國際政治建構帶來了新變數。2015年著有《2049百年馬拉松:中國稱霸全球的祕密戰略》一書的美國資深情報官員、後任特朗普顧問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指出,美國過去錯判了中國國家性格,中國其實並不友善,有成為世界霸主的野心。此後在2017年底,上述種種對中國國際勢力擴張不利的方略與論述建構更形清晰,對觀望國際秩序走向,自是具一定指標意義。

「印度洋—太平洋」戰略(下):敵友關係並不是非黑即白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