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檳城華人「迅速切換語言」的日常，看見多元文化的在地體現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檳城的華人，或者說馬來西亞華人，除了語言混雜之外，迅速切換語言亦是種平凡的日常，多元文化著實地體現於地方生活空間，以及個人尺度的語言之中。剛開始和當地人閒聊或訪談的時候，對方講了一串華語混英語，我卻有「嗯？我剛剛聽了甚麼？」的感覺。
文、圖：郭育安
2016年的寒假，台灣特別的冷冽，我在霸王級寒流壟罩之際，第一次獨自來到馬來西亞檳城。這全年熱帶的島嶼，第一個面對的就是一下子切換超過20度溫差，身體一度受不了。當地安娣（auntie；意即「阿姨」）介紹我100號水（像台灣的舒跑），說喝了會比較舒服。跟天氣一樣的熱心，是我對檳城人的印象，而100號水反倒是第一個認識的馬來西亞飲料。
南洋的台灣剪影
因緣際會，在Jalan Muntri（南華醫院街）度過第一個晚上7點才天黑的夜晚，是喬治市世界文化遺產（簡稱世遺）裡的老房子旅舍。街上時不時還會聽到台語經典老歌，比在台灣聽到的機率還要高，甚至也會看到安哥（uncle）安娣在看台灣鄉土劇。即使檳城小吃琳瑯滿目，在kopi tiam（當地傳統咖啡店），可以看到的福建麵、炒粿條、豬腸粉、沙嗲、Laksa、肉骨茶等，或是Nasi Lemak（馬來椰漿飯）、在小印度區嘗鮮等，後來最常點的還是雲吞麵（wan tan mee），因為跟台灣的口味最接近。
世遺區的租金實在太貴，安娣介紹Jalan Macalister（中路）附近的學生宿舍給我，曬衣服的窗台可以看到光大（komtar），是政府辦公大樓，也是當地的地標。對街的早上會有印度小販，以及土產榴槤，後面的圍牆上掛著孫中山的印刷布幔，身為台灣人眼睛下意識地睜大，就是新台幣百元鈔上的人物，原來這裡是孫中山紀念館。
孫中山先生1910年於檳城創辦光華日報，當時是為了向華裔族群宣傳革命理念，以檳城為基地，推翻滿清、建立共和之用，是中華民國的南洋剪影，至今已是世界上僅存歷史悠久的華文報紙，而在馬來西亞華人圈，兩岸統獨的議題依然敏感。
許多7點才天亮的早上，在布幔旁的印度小販報到，用破破的馬來語混英語點些roti canai（印度煎餅）和kopi pin（冰咖啡），然後說kurang manis（少糖）。第三次田野的時候，心血來潮問旁邊排隊的安娣，一位皮膚很白的華人，說「那個橘橘的飲料是甚麼？」但他似乎不會講華語，用福建話回問「你會講福建話嗎？」，「那是teh pin（冰奶茶），好喝～」
隨後我用台語和安娣小聊，還能聊得起來！發現她是印尼華人來檳城做工，想不到兩個異國人在異鄉的共同語言，竟然是福建話的域外變體（編註：台語與檳城福建話皆是閩南語離開福建原生地後，到台灣與檳城接觸到日語和馬來語等不同其他語言，產生的變體[variety]）。
多元族群的轉運小島：殖民歷史的故事
馬來西亞是多元民族的國家，由馬來人、華人、印度人、土著（Bumiputera）及其他殖民時期留下的英國、葡萄牙和荷蘭人等歐洲後裔共同組成，國家主權由馬來人執政。
檳城（penang），亦稱檳州、檳城州，馬來西亞十三個聯邦州屬之一，位於馬來半島西北側，檳州被檳威海峽分成兩部分，檳島（別名檳榔嶼）和半島上的威省，一般人說的檳城指的是檳島地區[2]，檳城為馬來西亞華人最多的地區，也是少數由華人執政的州屬。其首府喬治市（Georgetown）位於檳島的東北側、擁有超過200年歷史的城鎮，城鎮範圍通常指比世遺區大一些的市區地帶，僅次大馬首都吉隆坡、柔佛新山，為馬來西亞第三大城。
回到1786年，英國殖民時期的第一任總督萊特（Francis Light）來到了檳城喬治市，以當時的英國君主喬治三世命名，為英國最早在遠東殖民的轉口貿易自由港之一。因當時殖民政策的需求，分而治之的種族政策，萊特招募大批華裔移民、印裔等各族人民的定居檳城，造就喬治市成為東西文化交融之地，至今留下超過萬間華人宗祠與會館、清真寺、印度廟、教堂、歐化建築等，這些戰前建築物依舊為市民的日常生活場所，街上有時也會出現雙語路牌，形成獨特的城市地景。
喬治市，殖民歷史而衍生獨特的混雜文化，以及幾乎完整的保留下來的城鎮中心，特別是大面積的戰前建築──樓下商家、樓上住家，住商混合的店屋（shophouse）。
這些有形與無形的多元文化，反映在不同宗教的建築、不同民族的居所、語言、食物節慶、服裝與日常生活的城市地景中，符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文化遺產的三項傑出普世價值（OUV）標準，於2008年7月7日與馬六甲雙城，以一座「馬六甲海峽歷史城市」齊名寫入世遺名錄，而喬治市與馬六甲分隔南北兩地的歷史城鎮同時入遺，是亞洲的特色案例。
在第四次田野的時候，我以志工的身分參與喬治市2017年第九屆世遺慶典，是繼各民族的宗教節慶之外，檳城數一數二需要封街的大型活動。那年世遺慶典的主題就是「口頭傳統與表述」，展現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潛力。其中特別介紹不同支派的印度語系，檳城的印度人使用淡米爾語（Tamil）的人口最多，平時顯少在華人圈被使用，就連不同支派的印度人可能也不太懂彼此的語言，不過這些少數語言確實仍在這個城鎮角落生存著。
迎接世遺慶典的前幾天，我和團隊們到市區拜拜，祈求活動順利，除了與台灣相似的民間廟宇，如福德正神、玄天上帝，另外也有印度廟、聖喬治亞教堂，以及在城鎮角落常看到的拿督公，這些廟宇的距離，不過短短幾步路，可見密度之高。
一個人語言，反映你在哪裡生活
以當地華人來說，講華語時尾音會出現「liao」（ㄌㄧㄠˇ）、「woh」、「lah~」、「咩？」，單兩句話內，除了因人而異會參雜很多福建、廣東或客家方言之外，還會混很多英文與馬來字，比如說「你parking要park哪裡啊？」、「你的file要save給我咩」、「來幫我mop地」、「pandainya！（哇好聰明喔）」、「很geli（噁心）」等等。
檳城的福建話雖然我大概只能聽懂三成，大概就是和台語最接近的三成，「呷霸袂」的寒暄還是可以溝通的，不過和台灣一樣，年輕一輩的人講方言的比率也低很多了。當志工的時候和同事去書店挑選美工用紙，老闆是一位老安哥，印象很深刻的是安哥以「I think 嚕齁⋯」起頭給我們建議，「嚕」是你（汝）的意思，相當於台語的「哩」，這個福建話混英語也是老一輩檳城人的日常語言。
某次訪談一位組織的老闆，他和我聊天的時候講華語，當然偶爾混一點英語詞，訪談的時候有幾位員工來處理公事。當華人同事來到辦公室的時候，華語混英文的比例變高了；當馬來人同事來的時候，變成馬來語混雜英語；當歐美人打電話來的時候，幾乎全英語；而當老闆拿起話筒和老朋友聊起天的時候，就是當地的福建話！另外，除了語言運用自如之外，看我是台灣人，對方似乎還會不自覺調頻成「台灣腔」，這些，都在不到一小時的訪談中。
檳城的華人，或者說馬來西亞華人，除了語言混雜之外，迅速切換語言亦是種平凡的日常，多元文化著實地體現於地方生活空間，以及個人尺度的語言之中。
何謂標準語言？
剛開始和當地人閒聊或訪談的時候，對方講了一串華語混英語，我卻有「嗯？我剛剛聽了甚麼？」的感覺。
有時就算講英語，當地腔的緣故偶爾也使我一時之間難以意會。有一次在301號公車上忘記怎麼和隔壁安娣聊起來，當時她說了一個字，唸起來似「tonp tan」，比手畫腳好久才知道原來是在講「Top 10」，就像台灣人講英語有台灣腔，日本人講英語有日本腔的道理一樣。
「哇你們會說、也聽的懂好多語言」當我這樣投射敬佩的眼光時，當地人的反應總是無奈笑說「可是每一種語言都不精阿，因為我們的環境就這樣嘛」，華人甚至也會說「我華語不好」，特別學生時期是唸英校出身的，中文字可能也看不太明白，但華語溝通上是沒有問題的。
有些馬來西亞華人會在大學主修中文、或到中國大陸、台灣等地方求學，學成歸國時，中文能力通常會比一般人好上一些，「主修中文系」這件事的社會意義與功能，與台灣的脈絡就有很大的不同。
一位在台灣念書、畢業的多年檳城朋友，他比喻「在台灣得到的自由是學會講話，可以很貼切地表達自己，於是我有了自己。」他說以前他講一句話需要想很久，我在想，可能光一個單字就有太多語言可以選擇表達，這種懊惱對我來說，還真不容易體會。
另一位朋友曾說，他和馬來人同事講的馬來語沒有很標準，甚至很多華人也不太會講馬來語，他覺得這個國家的人民有一種默契是，雖然你講的華語、我講的馬來語、我們講的英語，都沒有很「標準」，「但就是你懂我也懂，知道彼此在說甚麼就好，因為語言就是用來溝通的嘛」。
我突然明白，在台灣講英語，總是很容易被糾正發音，而在馬來西亞被糾正發音的機率好像特別少的原因了。
我聽過一個例子，就連在台灣，一位出身在台北、會講台語的人，都會覺得宜蘭腔台語「怪腔怪調好好笑」，於是那位宜蘭阿姨，剛開始到台北生活都怯於開口講台語，只有回到宜蘭家鄉才真正敢大剌剌地講話。
到底甚麼是才語言的標準腔調？英式或美式的英語嗎？大台北或南部地區的台語？新加坡的Singlish、菲律賓的Taglish、被認為「軟軟的」台灣腔的華語就不標準嗎？當我們說「你不標準」的時候，不免在背後預設某種語言霸權，好像只有霸權才是對的、正確的、最標準的？一個人的語言，除了反映你在那裡生活，就算換了一身異國容貌，也難改一口本土腔調，腔調亦是「只有這個地方才有」的本土認同，而我們的世界從來就不是只有一個地方，因此也不只存在一種樣貌。
註解
[1] 據幾個當地朋友表示，檳城人對於住在威省地區的人，有時泛稱過港人、北海人，而北海（Butterworth）是威省的熱鬧市鎮；當地人常稱喬治市區的人為「坡底人」，市區外則稱「山頂人」。另外威省的大山腳（Bukit Mertajam）也是華人密度高的城市。
延伸閱讀
本文經GeogDaily地理眼獨家授權刊登。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