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策中的「家庭主義」,讓手足關係演變為骨肉相殘

日本政策中的「家庭主義」,讓手足關係演變為骨肉相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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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為了要養家裡的小孩和老人,我們的口袋裡絕對不能沒錢,所以一定要有工作、不能辭職。可是我們要能放心地出外工作,就需要社會提供托兒或照護的服務。儘管如此,政府卻認為我們「還沒到走投無路之前,基本上要自己搞定」,這種想法豈不是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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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山亮、古川雅子

特定家庭才有感的「家庭主義」

本書前面的章節,從各種面向來探討「成年手足」的關係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樣的風險,以及為何、又如何帶來風險。

第一章具體談到我們對兄弟姐妹的存在懷有怎樣的不安;第二章從歷史的角度思考現代手足的關係如何形成;第三章根據各種案例探討手足關係帶來的問題,尤其是兄弟姐妹之間的依賴會如何不斷地影響家人間的關係;第四章則把焦點轉移到背景(或說黑幕),也就是這個社會把老年或貧窮問題全都囚禁在家庭這個牢籠裡。

了解這一連串的問題和結構後,第五章介紹了具體的對策,用以消除對手足的不安,並解決先前各章節提出的各種問題,同時提示如何把手足關係轉變成未來的希望,以及實踐的可能性。

事實上,何謂「手足風險」?手足為什麼、又是如何演變成風險?這是本書的大哉問,我想在前面五章已經有了明確的答案。因此在這一章,我想提出前幾章比較少觸及的、日本家庭政策和制度方面的情形。打個比方來說,前幾章主要是「兄弟姐妹領銜主演的『話劇』」,而這一章我想介紹的是「話劇」的「舞台」示意圖。

第四章曾指出,這個社會使得「依賴的對象(依存對象)」集中在家人,因此導致有關「父母和家庭」的手足關係演變成骨肉相殘的局面。

「如果遇到問題,家人就應該先想點辦法」,講得深入一點,就是「我們若想要『幸福(Well-being)』、『想過著身心健康的充實生活』,要負最大責任的就是家庭」,這便是家庭主義的前提。而日本對於福利的想法,就是以家庭主義為出發點。

如果凡事以家庭主義為前提,那麼各種社會服務整體上只要準備一部分就夠了。以托兒或照護為例,大家的基本態度是,只有發生某些事情(如經濟困難等)導致家人無法做到時,才由社會「代勞」。

可是仔細想想,這種觀念實在很奇怪。為了要養家裡的小孩和老人,我們的口袋裡絕對不能沒錢,所以一定要有工作、不能辭職。可是我們要能放心地出外工作,就需要社會提供托兒或照護的服務。儘管如此,政府卻認為我們「還沒到走投無路之前,基本上要自己搞定」,這種想法豈不是很矛盾?

這個矛盾,源自大家對家庭主義中「家人」的認知。所謂家庭主義並非對所有「家人」都一視同仁,大家心目中的家庭主義,其實已經有了特定的家庭形式。也就是只有兩種人,一種人出外工作賺錢,另一種人則負責照顧「服務」——在家做家事、帶小孩和照顧長輩。這是以性別來分工的家庭,在日本來說,就是落合惠美子女士口中「家庭戰後體制」(請參照第二章)下的家庭。

在家庭主義這項概念中壓根就沒想過,出外工作和為這個家提供照顧「服務」的會是同一個人。其所設想的是,出外賺錢的只有前者(通常是男性),而照料家庭的則是由前者扶養的後者(通常是女性)。一旦採用這樣的設定來制訂政策和制度,如果出外工作和照料家庭的是同一個人,馬上就會出現紕漏,換句話說,這項「基本設定」會難以兼顧。

家庭主義的前提是只由男性賺錢養家,在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以下的單一解釋——家庭陷入貧窮是因為身為一家之主的男性無法工作賺錢。因此家庭主義制度下的社會保障,會優先保障必須養家的男性的工作和收入(各位如果先意識到這一點,應該就比較能認同本章後面的內容)。

反過來說,其他屬於個人的貧窮風險,幾乎都不會被列入考慮,即使是被扶養的家人也不例外。

的確,被扶養的家人可以透過一家之主納入社會保障的傘下,可是這只限於(應該)被扶養的人,也就是只限於(被認為)無法自立的人。這麼一來,被扶養的家人就會被認為是長期處於「依賴狀態」的個人。

如果有一天一家之主不在了,處於「依賴狀態」的家人就很可能陷入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被扶養的家人可以說經常要面臨窮困潦倒的風險。但社會保障的架構如果是以個人為單位,面臨窮困風險的這些被扶養的家人,應該就可以擺脫「依賴狀態」。

順帶一提,處於「依賴狀態」的家人依賴的往往是一家之主。這樣說來,這個家人要想進入社會保障的傘下,條件便是徹底依賴一家之主(從屬關係),一家之主一旦不在,他就會立刻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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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有家庭對生命負有道德責任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家庭主義不能忽視的層面,就是在家庭主義之下,生命的道德責任也(只)會歸咎到家庭。

家中若有處於「依賴狀態」的家人,而支持這個人的社會服務又極有限(除了家人以外幾乎沒有可以依賴的人),那麼一旦家庭不支持這個人,他馬上就會面臨生死存亡的關頭。因此,要是家庭不幫助或無力幫助這個人,基於道德的觀點,他的家人就會受到譴責(他們見死不救!)。

可是家人之所以無法伸出援手,就是因為社會提供的服務有限,所以即使已經「超出能力範圍」,家人還是得「概括承受」。

也就是說,這個人只能依賴家庭、家人無法再幫忙抑或明知自己無力幫忙也不敢隨意放手,都是因為社會提供的服務有限,「社會資源不足」。儘管如此,大家卻把問題指向「不道德」的家人,認為錯在他們。

面對處於「依賴狀態」的家人,兄弟姐妹往往會覺得非常為難,就是基於這個原因。之後我會提出具體的案例,說明日本社會保障的架構不一定能夠協助處於「依賴狀態」的人,但是如果他的手足不伸出援手,就會被追究生命的道德責任(包括自責),所以這些手足才不能置之不理。

亦即這樣的為難是站上家庭主義的「舞台」才會發生的,換句話說,這不是兄弟姐妹「心意多寡」的問題,而是結構性的問題,是「舞台」上缺少了「應有的機關」。

所得重分配使雙薪家庭陷入貧窮

如果家庭主義是以性別分工的家庭為前提,那麼雙薪家庭看起來或許和家庭主義沒有什麼關聯。何況雙薪家庭有兩個人在賺錢,家庭主義設定的則是出外賺錢的人只有一個,因此如果有兩份薪水,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雙薪家庭的經濟狀況一定比較好。

關於這一點,從跨國比較的觀點分析日本社會政策效果的大澤真理教授就有具體的驗證[1] ,她所關注的是「貧窮削減率」。從這項指標可以看出,透過稅收或社會保障制度(政府將所得重分配),我們能使陷入「相對貧窮」的可能性(相對貧窮率)降低多少。

接下來的說明有點複雜,如果「只想知道結論」,不妨跳過這一段。

首先,我要說明什麼是「相對貧窮」。所謂相對貧窮,是指所得還不到所處社會(例如日本)中位數的一半。

從所得低依序往所得高的方向排列,正中央的所得,就是所得中位數。通常大家不會採用中位數,而是採用平均數,但是如果要看的是所處社會所得的整體傾向,使用平均數就會有缺點。因為在數據當中,如果有個所得很高的人,這個人的所得就會拉高平均數,結果就會得出一個和多數人所得相差很多的「平均數」。可是如果採用中位數,所得低的人愈多,中位數也容易跟著變低,便比較能反映社會整體所得的傾向。

而所謂相對貧窮率,則是指相對貧窮(所得不及社會整體中位數的一半)者的占比(說得正確一點,是將家戶所得經過「等值」操作後計算出來的,不過這太專業了,還是簡單理解就好),後面我會將相對貧窮率省略為「貧窮率」。

貧窮率分為兩種,一種是「原始所得」的貧窮率,另一種是「可支配所得」的貧窮率。

首先,原始所得是在課稅、適用社會保險前的所得,包括工作得到的收入、租金收入、各種利息等。相對地,可支配所得是扣除稅金(正確來說是所得稅等直接稅)和社會保險費等支出,加上進帳的部分(年金等)後,最終留在手上的所得總和。

至於貧窮削減率的計算方式,是和原始所得的貧窮率相較,計算出可支配所得的貧窮率減少了多少。原始所得是賺到的完整收入,所以即便工作也賺不了幾個錢的人,或因為各種因素無法工作的人,這時候很可能就會陷入相對貧窮。但是可支配所得是扣除稅金和社會保障的所得,也就是收入有進有出。如果收入有所進出,而政府調整的部分(所得重分配)足以「體恤」生活貧苦的人,社會整體的收入差距就會縮小。換句話說,可支配所得階段的貧窮率就會降低。

大澤教授著眼的重點是,家庭型態會不會影響貧窮削減率,此外她也利用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所公開的資料,比較了日本和其他加盟國(歐美各國和東亞中的韓國)的數據。

從這些資料中,她發現了一項令人震驚的事實。那就是在日本,雙薪家庭的貧窮削減率呈負數(具體數字是-7.9%),這是在其他OECD加盟國看不到的現象(圖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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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貧窮削減率這個指標可以看出稅制或社會保障制度避免國民陷入窮困的程度。結果呈現負數,就表示政府的所得重分配導致愈來愈多雙薪家庭陷入貧窮。

更正確地說,貧窮削減率呈負百分之七.九的家庭,是「家中所有成年人都就業的家庭」,因此也包括了「有未成年子女的單親家庭」。

有人可能會質疑「雙薪家庭不一定都容易變窮吧」、「應該是其他家庭的狀況被放大了」。

可是這些質疑其實都無法成立。因為在日本,如果只看還在就業年齡內的貧困者,可以發現雙薪家庭所占的比率很高。大澤教授指出,正值就業年齡的貧困者中,有百分之四十是「超過兩個成人在工作的家庭」中的「成人」。或許大家會認為正值就業年齡卻變窮是因為失業,但事實上在日本,「夫妻都有工作卻陷入貧窮」的例子並不罕見。

註釋

[1] 大澤真理,《生活保障的管制:從性別與資金流向解讀》(東京:有斐閣,二○一四年)。

[2] 大澤真理,《生活保障的管制》,頁三七六-三七九。

相關書摘 ▶壯年世代還要擔心父母去世之後,兄弟姐妹怎麼過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手足風險:當我們慢慢變老,兄弟姐妹究竟是我的資產,還是負債?找回親情與現實的平衡點》,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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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平山亮、古川雅子
譯者:王麗芳

在高齡化、不婚化、少子化日趨嚴重的現代社會,兄弟姐妹未來很可能會變成「稀有動物」。但比起父母、另一半與孩子,他們或許才是這輩子和我們相處最久的人,儘管如此,我們卻很少將手足之間的關係攤在陽光下討論。或許是基於家醜不外揚,也或許是因為清官難斷家務事,然而一旦邁入中年,當父母老邁、手足未婚,兄弟姐妹之間的差距與矛盾便會漸漸浮上檯面,教人不得不正視。

要是兄弟姐妺有了自己的家庭,單身的人是不是就要多擔待照顧父母的責任?另一方面,單身的人將來老了,如果沒有足夠的存款,能指望兄弟姐妹接濟嗎?最後會不會反而變成已婚手足的重擔?

《手足風險:當我們慢慢變老,兄弟姐妹究竟是我的資產,還是負債?找回親情與現實的平衡點》一書援引許多真實案例探討手足關係中長幼、性別、婚姻、經濟能力等面向的影響,手足有時像是靠山,有時卻又是風險的來源,當彼此的生活水準差距愈大,這樣的「手足差距」就會進一步挑戰手足之情;而父母從小的偏愛也可能把差距帶進手足之間,埋下陰影。

傳統社會並不會輕易鬆口談論這種「風險」,因為每個人在心情上都會想支持窮困潦倒的手足,但實際上卻可能無能為力、深為這種矛盾所苦又難以訴說,討厭兄弟姐妹的負面情緒往往由此而生,使得手足關係降到冰點。正因如此,我們才應該公開討論這項議題,積極引進可靠的社會資源和外部的人力支援,盡速建構「新手足關係」。《手足風險》一書中的案例在台灣及華人社會也很普遍,讓人可以對照自身的處境而有所共鳴,進一步思考未來的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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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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