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家,小兄妹欲飛出樊籠

何處是家,小兄妹欲飛出樊籠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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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以為香港只是一個短暫的中轉站,豈料一等就等了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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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劉婉雯 編輯│羅煒婷 攝影│ 劉婉雯 羅煒婷

「親愛的林鄭月娥女士…我希望他們幫助我,但沒有人聽到我的聲音…」這幾句話出自一個10歲小孩Asanka(化名)。在一個颱風天,他坐在沙發上默默地寫了一封信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希望能夠達成他一個微小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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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劉婉雯

Asanka在香港出生,父母來自斯里蘭卡,等待入境處審批其免遣返聲請資格,已經17年,期間一家人持「行街紙」,不能出境。Asanka音樂天賦出眾,他參與的學校樂團獲邀參加2017年12月底於日本沖繩舉辦的比賽。然而,作為樂團一分子的Asanka,將因身分問題無法隨團赴日,年紀小小的他大惑不解。

懂三種樂器 盼出國比賽

Asanka有音樂天分,他就讀屯門一間小學,自小一起便加入該校的樂團,負責演奏小號。除了演奏小號,Asanka也會彈鋼琴及吹奏色士風。Asanka的父母因為身分而不能工作,一家人依靠津貼過活,媽媽Radhika(化名)不忍埋沒兒子音樂天份,節衣縮食,省下學費讓Asanka學鋼琴。音樂老師明白他一家處境,免費教授他演奏小號和色士風。Radhika笑道,兒子經常想參與各項校際音樂比賽,但因家庭經濟問題,付不起報名費,有時只可無奈地拒絕。媽媽憶述Asanka第一次參加學校音樂節的鋼琴比賽時,評判特意在賽後找她談天,在談話中評判得知Asanka只學習了三個月鋼琴,感到十分驚訝,對他的表現大加讚賞。

Asanka的爸爸曾向他許下承諾,如果他取得一枚金牌,便會送他一件東西。當Asanka和學校樂團在另一個音樂比賽勝出,獲邀自費到日本參賽後,就不斷問爸爸:「你說我拿到了金牌便送我一樣東西,現在我拿到了,可不可以讓我去日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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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羅煒婷

就算旅費能靠積蓄和捐款應付,但礙於身分,Asanka是不能出境的。雖然Asanka一直知道自己的身分,但從不知身分上的限制,父母也沒有再詳細解釋。 因為他們認為稚子並不能明白如斯複雜的政策,小孩也不應因自己的身世而承受這種懲罰。

Asanka得知自己無法離開香港後,傷心無奈的他從校園報紙上看到特首林鄭月娥發表施政報告的報道,發現林鄭月娥是個大人物。天真的小孩無法理解自己的狀況,便執起筆來寫信給特首,一字一句流露著自己的心聲,希望特首可以「拯救」自己。

滯留十多年 節衣縮食為子女

Asanka的父母因國家內戰及宗教迫害,分別於14及17年前從斯里蘭卡逃難至香港。他們以為香港只是一個短暫的中轉站,豈料一等就等了十多年。現時Asanka一家還在等待入境處審批他們免遣返聲請資格,這些年來,入境處曾數次拒絕他們的聲請,而他們不斷上訴,因為他們不能帶著小孩回到動蕩的斯里蘭卡。Radhika本是佛教徒,丈夫信回教,她在婚後才改信回教,他們擔心回國後被人質疑為何兩個不同宗教的人結婚。宗教逼害之外,孩子亦無處可去。因此只好一直上訴,留在香港。

根據《入境條例》他們不得接受僱傭工作或開設業務。在沒有收入的情況下,他們只好在生活各方面省錢。他們一家多年來依靠國際社派發的援助津貼(見表)生活,兄妹倆的書簿雜費和午餐也有津貼。一些日常生活品例如:洗頭水、玩具等則獲捐贈所得。他們也是以獲捐贈的單車作為代步工具。有時兩兄妹會表示希望到麥當勞或者肯德基用餐,但Radhika說負擔不起時,兄妹倆便不再要求。Radhika把僅餘的金錢都花在子女身上:「我和丈夫的半生都已經定了下來,但他們不同,他們還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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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望子女完成學業

Asanka喜愛音樂,過往參加不少音樂比賽。而就讀小一的妹妹則中文成績優異,更於測驗取得全班最高的98分,也參加了今屆香港學校朗誦節中文及英語朗誦比賽,兩兄妹勤奮好學。媽媽Radhika也自強不息,在基督教勵行會的資助下,正修讀英語以及心理輔導課程,一家人雖然滯留在香港,卻依然努力向上。「我沒有宏大的夢想,但我希望他們能好好完成學業。」Radhika說。

香港並非難民的收容國,換言之,無論他們一家的免遣返聲請結果是如何,他們都不會成為香港居民,他們的未來,不會在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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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羅煒婷
無法提供迫害證明

入境處於2014年開始實施統一審核機制以處理免遣返保護聲請。立法會文件指出,在統一審核機制下,免遣返聲請人需要提供證據證明在祖國遭受政治迫害或受到酷刑,未成年人士亦需提供與父母相同的依據。Asanka的父親認為政策並不合理:「當時發生槍擊,你會怎樣做?我本能反應立刻逃亡。難道我還要停下來拍照證明自己逃難嗎?」Radhika這時也說:「我逃難到香港的時候,我所擁有的就只是當時身穿的衣服。」

Asanka的父親覺得香港政府不懂得處理難民問題,而入境處職員亦不理解他們的處境及家鄉的情況。每次當入境處職員要求他提供證據證明在祖國遭受政治迫害或受到酷刑時,他都會留下一句:「你給我錢,我便可以提供證據。」他續解釋,斯里蘭卡的貪污問題嚴重,即使只是要求政府發一封證明文件,也需付錢給相應的官員,而且付款後也不確保會有回音。香港尋求庇護及難民協會創辦人伍鳳嫦直指統一審核機制不人性化,社會不是以人為本,而是以行政為首。她補充,入境處要求個案提供逼害證據是不合理的,而入境處職員也缺乏對於難民國家的知識:「你不可能把他們從家鄉走難到香港,想像成你在黃竹坑住得不高興就搬到九龍塘,這些思維很惡劣。」

2018年1月,Radhika、Asanka和妹妹會再到入境處面試,若他們能被確認難民身分,Radhika希望到加拿大開展新生活:「我不想再過這種生活,我想工作,我不想再向別人乞求,我想自己賺錢,滿足我一對兒女所有的要求。」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學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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