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田中角榮》:問題都要政府解決,難怪日本變「官僚天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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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政治這條路,如果十個人裡有七個人喜歡你,表示有三個人討厭你。政治家必須有這種度量,否則一直到進棺材前,都不會好過。凡事都要適可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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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原慎太郎

終於到了(1972年)7月5日黨魁選舉當天。儘管我暗自感覺勝算不小,但戰局總是難以測料。儘管我沒有緊張到直吞口水的程度,而且到了這個地步,我也只能任人宰割了。結果我(田中角榮)獲得156票、福田赳夫獲得150票、大平正芳獲得101票、三木武夫獲得69票。也就是說,我以六票之差取得領先。到了第二輪一決勝負的投票,我獲得大平、三木兩陣營大部分的支持,成為下一任黨魁。就結果來說,大平獲得超過100票,取得第三名,至少保住了顏面。三木卻連70票都不到,顏面盡失。

在「首班指名」也就是國會正式投票選出總理前,我集結支持我的人正式組成派閥,並將其命名為「越山」。周圍的人經常以為我這麼命名是因我的故鄉也是戰國英雄上杉謙信的故鄉,但我其實沒有這麼大的抱負。單純是因我隻身離鄉遠赴東京發展,一路走來獲得豐碩成果的感慨。

7月6日,我獲指名成為總理。當時我有一種超越極限的感覺。

登上首相大位,我卻沒什麼成就感

儘管獲指名成為總理,我卻沒有什麼成就感。反倒是與一心想要維持官僚主導體系的岸信介佐藤榮作兄弟對抗使我筋疲力盡。

我這麼年輕就接下總理一職,相信不少人都對我感到好奇。不過當時媒體報導的內容裡,我的母親的發言最使我心有戚戚焉。我的母親說:

我對我們家長男沒有什麼要求,只希望他不要給其他人添麻煩。這是我唯一的心情。這樣一來,就不會搞砸。其他人的想法不重要。他只要問心無愧地努力工作,失敗了也沒關係,回家就好了。我會在家等他。不要管其他人,努力工作就對了。

總理大臣沒有什麼了不起,絕對不能忘恩負義。

人生有苦就有樂、有樂就有苦,奇蹟不是永遠都會發生。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命運。走政治這條路,如果十個人裡有七個人喜歡你,表示有三個人討厭你。政治家必須有這種度量,否則一直到進棺材前,都不會好過。凡事都要適可而止。

我聽了有很深的感觸。

不過即然已奮鬥到今天,成為總理的我就必須扛起應盡的責任。首先我打算重建已扭曲到讓人看不下去的日本,也就是我一直以來的心願:改造日本列島。再者儘管美國搶先一步,我仍打算使日本與中國建立健全的關係。我不是認同或支持共產主義,但當時日本不能無視這個人口已逾八億的鄰國。

中國持續呼籲增產報國、富國強兵,在日本引發太平洋戰爭之前成為近代軍事國家。無論國家體制如何,日本不可輕忽中國基於強權而團結一致的可能性。暫且不管美國何以無視日本而親近中國,日本不可能與中國絕緣。中國不成熟也無妨,由我們主導並運用兩國之間的關係即可。再怎麼說,至少現在日本有智慧也有能力,應該知道如何與中國往來才有益於日本。

當時我任命大平擔任外務大臣。我告知大平我視「促進對中關係」為此屆內閣的使命時,他也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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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都要政府解決,是官僚的通病:《日本列島改造論》國民負擔

首先是改造日本列島。我還是幹事長時就宣言未來21世紀的政治課題是指整體而長期的國土計畫,並以此發表了《日本列島改造論》。此書不僅暢銷且廣受好評。

有人批評這樣的論點會產生伴隨著利益的權力,導致政治出現歪風。然而當時的日本社會因經濟發展而日益扭曲,包括都市人口過密、交通堵塞、住屋難尋、公害與隨之而來的醫療費用增加,以及偏鄉地區衰退、人口稀少等棘手問題都得有合理的政策、足夠的資金予以解決,而且越快越好。想必只有赤手空拳從貧窮的故鄉到都市打天下的人才能體會這種感覺。

政治家的責任與官僚不同,必須更宏觀地為國家的未來著想並執行適當的政策。

回顧明治時代以來,日本過去一百年的歷史,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增加,社會也有巨大轉變。從事農業、林業、漁業、礦業等第一級產業的人口大幅減少、從事第二級產業工業、第三級產業服務業的人口日益成長,但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仍見增加。再者人們一天內的移動距離拉長。過去人們只能穿著草鞋步行,後來出現腳踏車、汽車甚至新幹線。然而都市裡上班族的通勤距離與時間不減反增,對提升生產力形成阻礙。也就是說,即使交通工具日益發達,卻未能對企業帶來任何優勢。

人口集中於都市的情況面臨極限,遑論聚集經濟,甚至可能造成反效果。身處節奏快速的現代預測百年後的未來,這對官僚來說並不容易。

如果按目前的情況使其自然成長,都市的機能將會麻痺。因此企業必須分散至各地。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政府應該要讓新幹線通行日本全國,並於各縣設置機場。藉由縮短國民的移動時間,使國民生產毛額與國民所得增加。如此一來,因應高齡化問題的社會福利預算也會比較充裕,使整體社會更臻成熟。

重點是該如何籌措改造列島的資金。這不是增加預算就能解決的問題,還需要民間的力量介入。如低度開發國家般凡事依賴政府,不可能更上一層樓。改造列島的資金必須以民間的力量為主,政府只要補貼利息、縮小財政規模。

所有問題都得由政府解決:抱持這種想法是官僚的通病。因此日本的官僚才會增加、政府機關才會膨脹,最後成為「官僚天國」。

改造列島的資金得請國民負擔。過去的銀行就像百貨公司,只會保管人們多餘的資金;未來的銀行必須改變,並朝都市改造銀行、地方開發銀行、產業銀行等體系發展。即使大都市的地價高昂,當摩天大樓林立,就能拓寬道路、改善交通。如此一來,生產力也能提升。

整體來說,面太平洋地區已過度開發,企業必須分散至特別缺乏第二級產業的面日本海地區。如果日本各地的發展無法平衡,經濟不可能成長。以棒球投手來比喻,感覺就像不時改變投球姿勢並穿插變化球的勝率,絕對高過總是全力投出直球的勝率。

如果不為日本的未來以壯士斷腕的決心投資,日本就只有衰退這一條路。再這樣下去,我的預感再過20年定會成真。

日本各地接受我的想法,開始為改造準備全新的基礎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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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人說笑時一定要笑,肯定對方:日中建交的談判學

接著要解決懸而未決的大問題:日中建交。自由民主黨是保守黨,反共主義者為數眾多,包括岸、佐藤以及受其薰陶的福田都是親台派。因此他們對美國突然無視日本而親近中國一事都非常氣憤。

如果我帶著大平以「日中邦交正常化」為目標出訪北京,想必會出現反對聲浪。因此我認為不能在黨內討論,甚至決定直接推行。

日中邦交之所以無法正常化,是受到日台關係的影響。美國於冷戰時期後重視台灣,並直言將積極干涉台灣海峽事務。日本起而效尤,也非常重視台灣。然而當美國與中國建交,日本也得在兩片西瓜之間選擇,取大或取小了。

日中建交後,日本與台灣的邦交也就自然失效。如果不妥善處理,即使是日本國內也會出現諸多紛爭。為此,我想「日中邦交正常化」應該先發表聯合聲明,之後才根據此既定事實,提案至國會討論。外務省對此順序有些猶豫,但我還是決定先斬後奏。

1972年9月25日,舉行第一次高峰會議。中國方面的出席者包括周恩來總理、姬鵬飛外交部長、廖承志外交部顧問等,也是八人。

當時我的發言摘要如下:

我相信日中建交的時機已成熟。過去日中邦交之所以無法正常化,是受到日台關係的影響。日中建交後,日本與台灣的邦交也就自然失效。日本得面對這個現實問題。使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同時,日本必須充分思考此事對台灣的影響。

大平的發言摘要如下:

我期待日中邦交正常化有助於穩定日本內政。就此觀點來說,問題有二。首先是我可以充分理解中國認為日本與蔣介石政權之間締結的《中日和平條約》違法,因此無效。然而此條約已通過當時的國會議決、政府批准。如果現在政府改變立場,轉而同意中國,難免得背負長年欺騙國民與國會的罵名。

因此我希望中國可以理解《中日和平條約》的任務將於日中邦交正常化後告一段落。

再者日美關係對日本來說很重要,我希望日中邦交正常化無損日美關係。此外,我希望釐清日本與台灣的邦交自然失效後,雙方如何維持現實關係。

對此,周總理的回答如下:

田中總理所言甚是。中日邦交正常化應該一氣呵成,並以此為基礎建立兩國世世代代的和平友好關係。中日建交不僅符合兩國國民的利益,也能緩和亞洲的緊張情勢、對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此外,中日關係的改善不應該排他。

我們贊成在這次中日高峰會後,以聯合聲明來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不簽訂條約。中日建交後,再來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和平友好條約必須根據和平五項原則,擬定尊重長期的和平友好關係,互不侵犯、彼此尊重的條款。

話說得很好聽,但我不知道能維持多久。無論如何,我為了避免日本國會事後出現紛爭而發表的言論,中國都接受了。這表示現階段的確成功了。

隔天,也就是九月二十六日,周總理提了一個微妙但相當嚴重的問題:他認同日本企圖以政治途徑取代法律途徑,解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問題。然而那場戰爭導致中國犧牲數百萬人,儘管日本也損失慘重,但他無法接受我說:「日本給中國添了麻煩」。「添了麻煩」在中國是指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他認為這句話一定會招致中國人的反感。

儘管我不認為自己是來向中國乞討,必須卑躬屈節,但我畢竟不清楚語感的不同,因此表示我將會留意自己未來在正式場合的言論。雖然我不知道中國是否真的犧牲了數百萬人,但日本當時的確基於某些原因而必須擴大在大陸的戰線。話雖如此,當蔣介石政府最後逃至重慶甚至昆明,日本不需要也不應該深入追擊。

雙方建交的問題如果與《中日和平條約》與《舊金山和平條約》有所牽扯就難以解決。中國如果肯定這些條約,等於承認蔣介石政權才是正統而共產黨不合法。我希望日本政府在充分理解中國『三原則』的情況下,迎接即將面對的困難。

周總理的說法是儘管中國在戰爭中遭受重大傷亡損失,也不希望此時要求日本國民承擔沉重的賠償。田中總理為中日建交親自訪中,因此中國考慮放棄賠償以促進兩國國民的和平友好關係。

不過中國不接受日本外務省認為蔣介石已放棄賠償、如此即可的想法。這對中國是一種侮辱。或許有違於田中、大平兩位代表的觀點,但為顧及日本的面子,周總理當下並未堅持在這個議題上多作堅持。

至於日美安保條約,我想我們不會以武力解放台灣。一九六九年佐藤.尼克森聯合聲明的責任不在你們,而且佐藤引退了,我們不認為那會是問題。我想日美關係並不礙事,維持現狀即可。我們也不打算讓美國頭痛,中日友好沒有排他的性質。

周總理特別這樣表示,使我看破他們其實也很心急。周總理甚至說:

我想日本交涉日蘇和平條約也會遭遇諸多困難,我寄予同情。關於北方領土,毛澤東曾說千島列島是日本的,惹蘇聯不高興。雖然報紙會說茅台酒比伏特加好喝,或說威士忌、科涅克白蘭地也比伏特加好喝。不過中國沒有這些問題。

我聽了大笑出聲。其他人說笑時一定要笑,以肯定對方。

最後我說:

我能理解你的重點。為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日本必須處理成堆的現實問題。我此次訪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開啟和平友好的關係。儘管日本國內、自民黨內都有人主張在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前,必須先具體解決現有的問題,但我和大平都認為應優先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我們相信此舉不僅符合兩國國民的利益,也符合整個亞洲、整個世界的利益。

周總理也說:「有別於自民黨內的聲音,我完全贊成你認為中日建交應一氣呵成。」

反正我就在一旁頻頻點頭,讓他暢所欲言。好不容易就要實現日中建交,我不希望他們有任何懸念。

事實上我也看出他們覺得---我們突然主張日中建交,是自己送上門來的大好機會。因此他們為了未來的諸多利益,也不希望談判破局。

整體看起來,我們就像賣家,而他們是買家。之後無論談判再怎麼迂迴,我們只要設法盡可能為日本多爭取一些優勢即可。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天才・田中角榮》,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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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原慎太郎
譯者:賴庭筠

作為領導者,他不靠剝削拚經濟,
而是全力為戰後的日本,找尋最多發展的可能。

他改造日本、在經濟政策上與美國對抗、開創外交新局。
他深諳政治並非只靠清高或純潔就能成事,
也因此留下操弄「金」與「權」的貪腐罵名。

「理想」的「政治」,應該是什麼模樣?

他出身貧困農家,小學畢業。是日本唯一一位不出身豪門或名門,連大學學歷都欠奉的首相。他提出「日本列島改造論」,主張利用新幹線、高速公路、本州四國聯絡橋來打通日本任督二脈,改善日本都市人口過度集中的問題,並促進地方工業發展。現今所見的日本,可說受他的規劃與遠見極深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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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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