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土耳其:支持政變又選出軍方不支持的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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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軍方多次強加自身的政治意志,甚至取消或指定特定政黨執政,但選民在軍事干預後的選舉中總是選出了和軍隊偏好不同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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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等

1920年代早期,土耳其共和國的特色是一黨統治,當時的統治階層是革命領袖阿塔圖爾克(即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及一小群先前為軍官的政治幹部所領導的共和人民黨(Republican People's Party,CHP);當軍隊的支持對土耳其獨立後的權力分配不再擁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後,凱末爾刻意不讓軍隊直接參與政治,從而避免了可能同樣自軍隊中產生的敵手。

被國父凱末爾刻意弱化的軍方

在此議題上,關鍵點是土耳其武裝部隊在「農村現代化」(農村被認為是比市區更加落後和傳統的地方)中被賦予的有限作用。而在中東政治研究方面的重要學者,雅各布.科爾曼.赫雷維茨(Jacob Coleman Hurewitz,1914-2008)在他談論軍隊於社會變革中所發揮作用的原始資料(以弗雷德里克.威廉.法伯在1950年代農村意見的開創性研究為基礎)中表示:土耳其軍隊在農村中所發揮的作用比先前所認為的還要低。

無論這是否表示國家部分人士刻意為之以抑制軍方對社會的影響力,但顯然土耳其軍方無法像許多典型的革命後國家的軍隊那樣,成為某種平民主義的國家戰力;但軍隊的無力也可以反過來被視為土耳其革命缺乏「積極的民眾動員」的佐證,由軍官所領導的共和派菁英和普羅大眾間的疏離(這是承襲自鄂圖曼帝國的國政傳統)也因為新政權而更為顯得加劇無法挽回。

共和國早年教育方面的首要重點在於組織群眾,重新界定新政治文化的權力關係、制度和領導人,也就是說,凱末爾主義領導人們心中不言而喻的考量是:當人民對世俗化改革產生宗教上的反動時,武裝部隊是否能舉起武器對著自己的人民;而這樣的情勢是否可能升級到超出民間武力能夠控制的程度。

我們可以這麼說,軍隊的「文明使命」─將群眾集結在新共和國的宗旨及價值觀之下─以某種形式延續到今天,例如說被徵召入伍的男性不僅接受武術方面的訓練,也接受現代生活的社會及文化陶冶。然而隨著1950年以後的多黨政治,資本主義和民主制度開始抬頭,軍隊的「文明使命」因為其他公共領域激增的現代化勢力、機構及執法官所取代,軍隊本已相當有限的社會影響力隨著時間推移又變得更為限縮。

矛盾土耳其:支持政變又選出軍方不支持的候選人

1997年的軍事干預之前,土耳其軍方在過去的歷史上已經三次控制了政治:1960年1971年1980年的政治干預。左派及右派的激進化及隨之而來的政治混亂及暴力導致了1971年和1980年的軍事干預,當時軍方最高統帥部以和1960年不同性質的方式對左右派的兩極分化採取行動;在第一次軍事政變後,1961年憲法引進多黨體系和健全制度來維護法治,以給議會多數派施加制衡力量。

相比之下,1971年和1980年的軍事干預措施可說目的在尋求一個更為集權而具約束性的體制,意圖將不自由與保守的價值觀注入政治和社會的血脈之中。就如同軍方為了捍衛凱末爾主義而想方設法一樣,隨著軍方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的衰退,他們亦為了在多黨時代參與政治而盡力做足準備。

在這幾次軍事干預中,軍方統帥部在確立軍事干預的合法性時,並未遭遇嚴重的問題。就當時的狀況來說,軍方是接管一個他們所聲稱的「因為功能失調的民間政治及政治家所造成的真空區」,根據部分研究,民眾能接受1980年政變的原因是軍方領導人凱南.埃夫倫(Kenan Evren)將軍「與一般土耳其領導人的形象相符,似乎結合了傳統及現代化的特色」,既是鄂圖曼式至高無上而明智的權威,也是社會公認的共和國式專制開明的領導者。

誠然,「至高無上而明智」對1980年後的軍事領導人來說是過譽了,但這樣的觀點可以解釋在特殊而非常的條件下,連一位平庸的領導人都可以利用這樣的遺風,訴諸和不符現實的個人品格來加強與公眾的聯繫。

雖然這樣的人物塑造可能帶來關注並產生效果,但這無法解釋土耳其軍方和社會關係長久以來的矛盾:軍方多次強加自身的政治意志,甚至取消或指定特定政黨執政,但選民在軍事干預後的選舉中總是選出了和軍隊偏好不同的人選。

而更矛盾的是,土耳其民眾在軍方發動政變重塑國家及社會時,又對軍方統帥部的行動表達壓倒性的支持:1960年1980年的軍事干預後,民眾對憲法公投的支持足以作為這個矛盾的佐證。然而民眾支持重組法律架構和政治運作的權宜之計,並不表示支持軍方自選的黨派、領導人和治國方針,相反地,群眾會在軍事干預後的選舉中,選擇被土耳其武裝部隊解體的政黨所化身的新政黨及領導人,這已經成為一種可預測的模式。

所以,當代土耳其政治的特色,可說是人民的政治意願及軍方意欲強加其「土耳其概念」兩造間的持續落差,結果是軍事官僚機構一直無法防止冷戰的城市化與工業化的產物:新的伊斯蘭友善資本主義菁英興起。而從千禧年後在土耳其上台執政的政黨,則正是出身自先前被禁止政治活動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一事;由此則可看出土耳其軍事力量的侷限性。

執政黨在超過五年的時間中連續贏得五次選舉─兩次大選(2002年、2007年)、兩次地方性選舉(2004年、2009年)、一次總統選舉(2007年),而且在2007年的大選中,投票率超過80%的情況下,執政黨囊括了接近50%的民眾選票,支持度幾乎是其最大競爭對手的兩倍多。

不過在這次大勝後不到一年的時間,2008年3月14日,總檢察長在憲法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取締執政黨;世俗化集團並未從先前的矛盾中學得教訓:政治動態並不一定隨著世俗化集團的邏輯或意志前進。禁止一個政黨活動,只會導致一個更新更強大、同樣讓世俗集團不快的對手崛起,從而挫敗世俗化集團的企圖,使其無法將選民支持轉移到他們更偏愛的政黨。

世俗派集團無法從過去汲取教訓並重新安排未來的行動,這使得軍事干預的意圖和實際結果間的落差變得更大。社會大多數人和軍方對土耳其印象的矛盾可以被看成一種偏好偽裝(preference falsification,人們在面對各種社會情境和壓力時,會表達與真實想法不同的偏好),那些對政治發展失去信心的人由於不安全感及對未來的恐懼,因而選擇一個有紀律、有秩序、不健全而受到軍方控制的民主制度。

在對軍方政策及觀點抱持負面態度─特別是對東南部戰事指土耳其政府與庫德族的衝突的持續傷亡─的同時,土耳其公眾仍認為武裝力量有著正面象徵意義,這導致了土耳其國族主義本質上的進一步矛盾,帶來一個國族認同「人為」本質的意想不到的後果:公民被教導及社會化到盡全力維持國族主義論述,並認為為國家而死是最極致的擁護形式。而在日常生活的個人層面上,這些公民的焦點會自愛國的利他主義轉至批評國家制定的法律、基準及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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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軍吧!孩子:軍人是國家虔誠的捍衛者

關於土耳其軍方和社會關係,有一個持續不變的事實是:土耳其武裝部隊在干預政治後,即使交還政權,都會發現自己的盟友變少且未得到社會上任何黨派或利益團體的支持。

有鑑於此,1980年軍事干預後,雖然重組政府,但在軍方意圖重新團結國家對抗共產主義的前提下,統帥部透過對教育制度的直接干預(包括修訂有利於宗教及軍事論述的學校教科書)來加強與社會的公共連結。以色列學者山姆.卡普蘭(Sam Kaplan)在詳細分析當時的學校課程及教學策略後得到有趣的結論,他指出那段期間「世俗學校體系中的宗教學校和宗教教導的數量增加」,試圖同質化土耳其孩童的伊斯蘭概念及軍國主義概念(後者同樣重要)。

教科書將土耳其士兵描繪為「國家虔誠的捍衛者」,服兵役是國人的神聖職責,鼓勵下一代「想像及認同所有突厥人共有的原生軍事精神」。軍方與「土耳其伊斯蘭教」的倡議者的合作成為這個時代的顯著特徵,我們可以將之理解為一個進一步的務實策略,向保守宗教次文化喊話:為了加強新經濟模式的合法性,需要人更多的紀律與服從。這樣的策略表明了軍方企圖以宗教為工具來鞏固及延續軍方的價值觀,而非試圖跟土耳其伊斯蘭學派尋求和解與妥協。事實上,隨著1997年軍事政變後政府再次洗牌重組,這些政策又一次被扭轉成排他性的政策。

此外,如同前文所述,軍隊的「文明使命」以義務兵役的方式繼續延續下去,年滿20歲的男性公民必須入伍並接受訓練─軍事訓練,及現代生活的社會及文化規範。土耳其的徵兵制度源自於特定的歷史情勢,其中之一是經政治選擇後特意維持龐大的軍事力量(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土耳其的兵力僅次於美國),尤其是土耳其在冷戰時期時作為前蘇聯和西方聯盟(土耳其是聯盟成員國)間的緩衝國。而在1990年代,隨著庫德族和正規軍間的內戰升級,徵兵成為統帥部重要且迫切的兵力的來源;不過徵兵並未成功緩解民軍的緊張情勢,相反的,本世紀初的增加的軍事傷亡,已經使許多人開始質疑軍方與庫德分離主義者鬥爭的動機與策略。

如果前面所提到的「偏好偽裝」推論是正確的,徵兵成為人群的一個發洩出口,人們象徵性地重申對軍隊的忠誠與尊重(例如說在新兵搭車前往訓練場時進行慶祝活動),但同時質疑只有社會經濟弱勢的年輕人會被徵召,然後病死在東南部的戰場上。

「家長」與「監護者」心態,人民怎麼會接受軍方?

顯然地,軍隊高層與大多數民眾之間尚未解決的緊張關係的根源之一,是軍方一直未能掌握基本事實:沒有政治和憲政工程可以為特定的制度干預打造出足夠的政治支持,來對抗進行中的社會改革,那股自主而無法壓抑的力量。軍事機構不願去理解社會及政治動態是真正驅動衝突與變革的力量,軍事官僚集團從歷史上低估了社會力量、運動及機構在推動政治議程時的目的、價值和效用。

軍方為了讓自己的積極作用切實可行且合法,它自詡為代表整個社會及國家的、「超越」特殊利益的實體,因此土耳其軍隊與社會的關係被歸入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之下。軍隊體制與政治偏見傾向於認為軍事機構所考慮的是「國家利益」,軍方對自己的看法及自身寫照都認為自己高於社會─作為整個國家的「中立」參與者,作為凱末爾主義的保證人─這提供了武裝部隊潛在理由及(軍隊所認為的)合法性去改變社會生活的規範及體制。

但在這樣的主動監護者角色中,軍方面臨了嚴重的障礙,軍方的使命充滿了傾向「反政治」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意識形態反對任何社會、經濟與軍事力量間的「政治」妥協,這種反政治思想導致軍方認為,軍隊在一個民主國家中的義務是關心政治責任和合理性,而非應和社會;在這樣的脈絡下,軍方認為秩序才能帶來進步,衝突是一種零和賽局,批評和反對是對政權的威脅。

一位精闢的觀察者這麼表示:「土耳其武裝部隊捍衛及推動著前政權所界定,超越政治的共同利益,軍方的權力地位是建立在反政治的基礎上,而這使軍方傾向於不理睬對政治發揮決定性作用的社會發展。從高達美(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著名德國哲學家,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哲學家之一)的主張看來,這是因為『充分了解』需要耗費認同成本(identity cost), 對社會發展的理解可能會改變一個人的政治認同甚至是一個人對權力的態度,並對參與者的權力地位產生影響。因此世俗集團不想了解正義發展黨,也不想了解孕育出這個政黨並將之拱上台的社會動力……相反的,軍方懷疑普通老百姓能做出理性決定的能力,因此,舉例來說,軍方會將選舉結果視為不合理的結果。」

對應於軍方宣稱的「超越政治」的立場,軍方官僚在修辭上或行為上都有著「家長心態」;而為了扮演家長這個角色,土耳其武裝部隊傳統上對社會的態度,一直有著不願親善及傾向於將所有的接觸形式化,從而並和群眾與生俱來的條件及特質劃清界線,維持一種菁英主義式的疏離。

儘管如此,所謂「家長心態」實際上正是使土耳其武裝部隊無法與社會產生實質聯繫的主要原因:統帥部正當化其軍事干預的理由,不是源自於和老百姓擁有相同的價值觀和信仰模式,而是高高坐在家長式的飛地(enclave,在一國境內卻隸屬另一國的一塊領土)上,恣意地控制、操縱並動員民眾。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土耳其化的伊斯蘭》,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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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哈邁德・T・庫魯(Ahmet T. Kuru)等
譯者:林佑柔

土耳其,
擁有歐洲第一,北約第二的軍事實力,
是連接歐、亞的橋梁。

為什麼梅克爾要公開反對土耳其加入歐盟?
土耳其無法加入歐盟,真的只是因為人權問題嗎?

而當支持西化,走向世界的軍方「監護者」,
對上民選的伊斯蘭政府。

持續震盪的土耳其,
究竟要往哪裡去?又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2009年,土耳其因為德、法兩國長年的反對,以及歐盟本身右翼勢力興起的問題,因而不再熱衷於申請加入歐盟。此時的土耳其,開始加強與中東各國的關係。「土耳其模式」可能因此對中東國家產生影響嗎?對土耳其來說,當她選擇加強與伊斯蘭國家的連結,凱末爾主張的「世俗國家」體制還會是土耳其理所當然的選擇呢?

(光現)土耳其化的伊斯蘭_建檔用立體書封(書腰300)
Photo Credit: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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