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右派的《德意志危機》:梅克爾難民政策是無知、狂妄與欺騙

極右派的《德意志危機》:梅克爾難民政策是無知、狂妄與欺騙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政治界及媒體圈在難民及移民議題上數度嘗試釋出壓力並且抑止抒發意見的自由,批評的聲浪會被以不正當以及不道德為由加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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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

德國政治界忽略了帶領人們往必要的方向前進以及挑起重任的領導責務,反而是置身於機會主義下的意識形態及媒體圈理想主義者的短暫掌聲中:西格馬.嘉布里爾(Sigmar Gabriel,德國副總理)就是其中之一;或是跟隨著一套完全不顧德國國民今日的具體利益的政綱,梅克爾(Angela Merkel)就是代表人物。

「梅克爾一直是站在外界的角度來看待德國政策:外界怎麼看待後續發展、國內的移民的觀感等等。她完全沒有考慮到每一個看待自己國家有如中立國瑞士一般大器的德國人民的感受。」

梅克爾國際主義化的視野中看到的可能是這個世界的一般福利,但卻鮮少為了歐洲的利益著想,更沒有考慮到德國人民所關心的國家未來以及對於生活環境和文化認同的保障。對此,約翰.布何史坦那(Jochen Buchsteiner)發現,梅克爾的難民政策預言了西方的末路。她顯然要把德國人民帶往一項廢除邊界的冒險活動中,她不僅為她的國家帶來危機,也危及了歐洲的整合之路。

波蘭籍的歐洲理事會主席唐納.圖斯克(Donald Tusk)代表歐洲國家的壓倒性多數提到,他認為梅克爾大開門戶的政策是一場災難。

外國人權律師、同時也是柏林左派社民黨發言人的漢斯.羅蘭茲(Hans-Georg Lorenz)在他的職業生涯中為超過一萬多人辯護、替上千人免除了被遣返的命運。他於2016年1月被問到關於聯邦政府的難民政策時表示:「真相就是,我們辦不到。梅克爾女士是理性整合最糟糕的例子。我所認識的長時間生活在德國的當事人中,沒有人贊同這樣的難民政策。所有人對她發出強烈的不滿,她現在已經感受到部份德國民眾的反應,我們會用盡全力、即使公開也要清楚地表示,我們應付不了這波難民潮。」

尚未消除的對立: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之間的抗爭

我認為,問題的邏輯在過去30年來原本可以指引出一個十分清楚的方向:

  • 在申根地區包括地中海的外部邊界建立一套有效的邊界制度,並且在長久下來能夠顯示出自己的價值之前,國際間的邊界管制應繼續維持。沒有任何一個正常營運的企業會在新軟體安裝後、在確定其得以完全運作且確保企業運行無誤之前就移除企業必須仰賴的軟體。
  • 申根地區所有的會員國必須徹底遵守都柏林公約的規範,連帶運用在和歐盟相關的其他問題上,例如採用歐盟財政預算或是財政預算資金在不同受援國家間的分配。
  • 人民遷徙自由權不會佔用原籍國以外其他國家的社會福利,至少不是佔用了像整整十年這樣的過渡時期。
  • 在政治庇護權上對於過去從事政治活動的庇護者應加以限制。人們應加速審理過程使其在幾週內就能完成,並且立刻將所有申請被拒者無一例外地遣返回國,這一點當然會需要其他的審理規則及更多人力,但是如此一來,申請人數也會變得更低。

現實狀況為什麼會完全背道而馳地朝另一個方向發展,讓德國目前的難民危機演變成一個荒誕的情況呢?

政治的價值判斷是建立在人類感覺和思維的理性空間之前,因此大多時候閃避了一個理性的討論。韋伯以這樣的區分來說明政治裡道德觀點的邊界為何:「世界上沒有任何一項倫理可以規避一個事實,亦即人們在達成『立意良善』目標的過程中,同時也要接受道德上令人擔憂或甚至是有害的方法、並且承擔產生不良後果的可能性;而世界上也沒有任何一項倫理的良善目標,無論何時且在何種範圍下,可以『神聖化』危險的方法及後果。」

這齣難民戲碼不帶情面地揭露了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之間的對立:一旦從海上救起越多難民,使經由巴爾幹路徑到達德國變得越容易,來到德國的難民也就越多。偷渡業者生意將會越來越蓬勃,他們讓難民乘坐救生艇好讓他們能在利比亞海岸幾公里前的地方被歐洲船隻搭救。

這種心志倫理的方法加劇它原本應該解決的問題。只要有越多非洲或西南亞的難民到達歐洲,在他們的家鄉就會有越多人準備啟程,在這樣的情況下沒有人能責怪他們。無論是發展援助計畫或是各種軍事介入最後都功敗垂成。

不過,在心志倫理及責任倫理中各有一個至少能全然避免難民在前往歐洲途中喪命的辦法。前者的方法是,無限制地讓想要到歐洲的難民安全地踏上歐洲國土,那就再也沒有人會在危險的船隻上死亡,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居民(根據聯合國的人口預估報告,現今的10億人口在2100年將增加到39億)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會有數億人口生活在歐洲;後者的方法是不再讓任何不遵守所有規範程序的人入境歐洲,當中也包括將所有在海上被拯救的難民,無論是在希臘島嶼或利比亞外海都原地遣返,那麼難民潮在一段時間後便消聲匿跡,偷渡業者的生意也就逐漸式微。

責任倫理的方法中,必須能將戰事難民盡可能地安置在一個設在家鄉附近的難民營中,透過聯合國難民組織UNHCR支援維持難民營的運作。責任倫理的方法在規畫之下是得以執行的,不要忘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對此,人們肯定不會像自2010年以來的拯救歐元計畫,出現許多違反條約及法律的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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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心知肚明的事實:無法達成難民政策的預期成效

但是,為什麼我們不這麼做? 理由簡單到令人吃驚:歐洲的政治人物,特別是德國,對於畫面的魔力以及單一個案撼動人心的故事感到害怕,因此寧可漂浮在心志倫理的激動情緒之中。相較之下,唯有有效(以及經過有效溝通過的)管制邊界,才能防止來自非洲和西亞的百萬(以及未來可能更多的)人口出發前往少數享譽盛名的北歐國家的論點,顯然對於公眾討論而言太過抽象。

當然,德國媒體有自由報導的權利,然而我們觀察到,政治界及媒體圈在難民及移民議題上數度嘗試釋出壓力並且抑止抒發意見的自由,批評的聲浪會被以不正當以及不道德為由加以排除。歷史學家約格.巴柏洛夫斯基(Jörg Baberowski)對此發出不平之鳴,認為「從來沒有人問過我們是否想接受這些移民,這些針對道德信念而勇敢發聲的評論者反而被當局告知他們有多狠心無情,並且被禁止參與移民相關的討論會。」類似的例子層出不窮。

  • 2015年,德國大多數的平面媒體有好幾個月的時間極度推崇一項廢除邊界的歡迎文化,不過自從九月以來,隨著讀者負面反應的明顯增加,在許多報紙中,例如〈柏林晨報〉(Berliner Morgenpost),就突然再也看不見讀者投書專欄了。
  • 電視新聞媒體沉浸於永無止盡地播放難民故事的彩色影象、呈現出難民困苦及虛脫的畫面,特別是年輕母親以及令人感動的孩童故事;卻省略了在難民中有為數眾多穿著打扮良好的年輕男子,每個人似乎都有一隻智慧型手機,在到達德國之前肯定也經過了許多同樣安全的國家的故事。
  • 當政治界及媒體圈在新年的第三天意識到他們無法再否認2015年跨年夜發生在科隆及其他城市的暴力事件之後,他們依然試著否認難民問題和婦女暴力攻擊事件的關係,加上警方聽令上級指示的做法更是幫了大忙。在萊茵河畔的威爾市(Weil am Rhein)跨年夜有兩名年21及15歲的敘利亞難民,強暴了兩名只有14及15歲的少女,檢察機關對此表示,沒有直接證劇顯示這和科隆及其他城市發生的事件有關。

阿倫斯巴赫市(Allensbach)在2015年十月發表的一份問卷調查報告中顯示:有43%的德國人認為他們無法自由說出對於難民真實想法,而47%的人認為新聞報導過於片面,只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覺得報導失衡。46%的德國人認為,難民潮會帶來長期性的巨大風險,而只有18%的人覺得未來十分有希望。62%的人害怕恐佈份子混在難民之中入境德國,而只有14%的人相信很多難民都受過良好教育。

梅克爾感受到了這份數據背後的危機,試圖解釋她的政策。不過基本上她只是泄露了她似乎手足無措的窘態。在《法蘭克福匯報》對她進行訪問的過程中,她十分正確地做出以下要求,「首先我們要有效保護歐洲的外部邊界,其次是在歐盟境內公平地分發難民,第三是要探究引發難民潮的原因。」她對於邊界管制仍是一如既往地持反對意見:「我已經說過,我們沒有權力決定,多少人能到我們國家來,我相信,我們無法輕易封閉一個像德國這樣的國家,就算是柵欄也無法阻擋絕望的人民。」這時候人們不禁要問,就她的說法,如果德國邊界都不能有效地管制,那麼到底該怎麼防衛歐洲外部邊界?

歐盟裡所謂「公平地」分攤難民數的說法是不現實的,包括瑞典,任何一個夥伴國家都沒有準備好要分攤德國部份因為開放邊界政策所必須承受的重擔。

梅克爾提出的第三項要求「探究引發難民潮的原因」完全是烏托邦式的說法,西方國家70年來試圖利用外界的力量改變非洲及西南亞情勢的發展援助計畫一直沒有成功,在這些地區所發生的難民流動的核心原因和發展落後、人口爆炸及不良執政有關,再加上內戰從來就不是靠外界調解就能有效解決的。

梅克爾隱藏不了她心知肚明的事實:「可惜的是,西方國家達到的成效比我們所預期的低得太多」,她在《法蘭克福匯報》的訪問中表示,關於敘利亞的問題她亦證實:「全球社會目前為止在外交上沒有辦法改變什麼。」如果她要求「歐洲必須更強勢地解決敘利亞的衝突,甚至盡可能地避免衝突發生」,那麼她追求的是一個模糊原則下的希望。

難道梅克爾要持續開放德國邊界(在絕對不建立柵欄的情況下)直到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勢,在西方國家的協助下不再有難民逃亡到德國的情況發生為止嗎?這若是一位積極參與政治的搖滾明星或是資淺國會議員的想法可能沒有問題,但這顯然不是。梅克爾的決策讓我們必須思考:如果一國政府喪失了判斷能力,那麼誰來保衛這個國家?走向末日的東德有幸能被西德接管,那麼未來誰要來接管德國?

面對民調逐漸下滑的壓力以及基民黨內不安情緒的高漲,德國政府在2015年11月對於開放邊界的政策做出了半調子的修正,不過他們並沒有成功地達到以下目的:

  • 在義大利及希臘的申根地區外部邊界設立一個有效的控管制度,並且在這個基礎之下直接阻止無權入境者的非法入境行為或進行原地遣返;
  • 決定適用於歐洲的難民分配模式,更不用說要貫徹實行了;
  • 立刻遣返申請庇護被拒的難民;
  • 實施更嚴格的家庭團聚政策。

就司法的角度來看,梅克爾在《萊茵日報》(Rheinische Post)的訪問中說的:「對於受政治迫害者所提供的庇護沒有上限 」當然有其道理。聯邦政府在法律上所依據的一大弱點可以在司法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的論戰中發現,他在面對嚴肅法學家指摘聯邦政府的難民政策並沒有遵循相關法律時表示:「聲稱國家違法的流言就是支持『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這個團體以及網路上的陰謀論者。」他就這樣以秋風掃落葉之姿解決了這個法律的爭議點:不支持我們的人就是針對我們,而且肯定是邪惡之人。

即使完全沒有司法在背後撐腰,這個政策中的缺失仍會演變成為沒有上限的難民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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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邊界控管:德國為何失敗?

是什麼造成在這過去30多年裡沒有任何人嘗試消弭導致嚴重錯誤發展的原因呢?

無知:錯估現實

身負重任的政治人物大致上低估了申根協議長期引發的錯誤誘因,他們錯失了建立歐洲外部邊界制度的良機,天真地相信義大利和希臘的邊界監督會運作得和德國聯邦於在冷戰時期的邊界管制一樣良好。他們長期以來顯然沒有注意到來自非洲和西亞的移民壓力,在庇護審理的申請過程中沒有做好充分準備。

狂妄:錯估自身行動的可能性

德國的政治人物顯然相信他們對那些搞砸邊界制度或者明顯違約的國家,比在現實情況中具有更大的影響力。他們大致上低估了自身行為所產生的副作用,或者甚至對其視而不見。梅克爾在不安的情況下親身體驗的「歡迎文化」的牽動效果,以及她對抗持續增加的難民潮的象徵性措施中就暴露了這一點。

輕率:默許連帶傷害

欲擁抱一項歡迎文化的願望以及將自己套上一個神聖的光環,會把德國帶往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大危機。聯邦總理竟然為了稍縱即逝的光輝接受一項失控的、外來文化的移民現象,這將可能危害德國長期的繁榮與造成文化的破裂,進而可能摧毀國家認同。

自私與欺騙

隨著風險及災難程度日漸清晰,梅克爾反而開始推托及扯謊:

  • 她所建議用來對抗難民潮的方法,在中短期內根本無法奏效(例如改善原籍國家的情勢)。
  • 她在公開場合中錯誤解讀了合法庇護權。
  • 她提出沒有任何意義的論調,人們根本無法有效防衛邊界。
  • 她為了挽回顏面及權力不惜謊話連篇,並且不願承認開放邊界的決策可能是錯誤的,因為一旦承認可能就代表她政治生涯的末日。

她顯然不願放棄邊界管制的廢除之舉背後的政治象徵作用,為了掩蓋隱藏的風險,她依自身需求淡化這個重點並且欺騙國民。

自我欺騙

聯邦總理似乎對於自己編的謊話越來越深信不疑,並且可能仍然持續地在撒謊,否則她的言論和作風早就會出現變化。如此一來---結合了私心妄想、機會主義、考慮欠佳、低估情勢及缺乏清晰思路---就產生了政治無法隨之應變的大問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德意志危機》,光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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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
譯者:張綱麟

反難民、反環保,提倡優生學。
這本看似瘋狂的極右派著作,在德國發售一個月狂銷11萬冊。

「冷靜而理性」的德國,究竟怎麼了?

蒂洛.薩拉辛(Thilo Sarrazin)可說是德國最受爭議的作家。早在2010年時,他就已經撰寫、出版《德國自取滅亡》(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一書並締造百萬銷售,同時也在社會上引爆一場激辯。本書中他也毫不避忌地大談他為什麼反對梅克爾的減碳政策、為什麼德國需要菁英教育,而對於接納難民問題,他更強硬主張應該把難民遣送回原國,必要時派出軍隊。

然而,這類乍看之下極其政治不正確、反人道的言論,不但讓他的書暢銷百萬冊,更逼得梅克爾競選時調整自己的政見。但閱讀他的主張,我們不禁要問:為什麼這樣的書會在德國暢銷?向來被認為是冷靜而理性的德國,究竟是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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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光現出版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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