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維安特勤隊文宣,就是支持威權價值復辟嗎?

肯定維安特勤隊文宣,就是支持威權價值復辟嗎?
Photo Credit:NPA署長室臉書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要防堵公權力跟武力遭到獨裁威權濫用,真正的關鍵並不在我們應不應該要肯定軍警的榮譽,而是在於由誰來肯定。如果因為害怕威權,就不敢肯定軍警的價值,最終反而很可能是給野心家更大的操作空間。

1月25日警政署粉專「NPA署長室」PO出了一系列有關「維安特勤隊」的形象廣告。這個系列的形象廣告在網路上造成了非常大的話題,其中多數網友與軍武、生存遊戲相關社群都給予很高的評價。但在諸多好評之外,也出現了另一種聲音。這個系列的其中兩張圖片,被質疑文案並不恰當。

其中一張圖片是配備散彈槍的隊員配上「沒有一發散彈不能解決的事,如果有,就兩發。」另一張則是配備破門工具的隊員配上「不開門?沒關係,我們有很多方法打開它。」這兩張圖遭受質疑後,NPA署長室粉專短暫將其撤下,在隔日(1月26日)加上新的字句重新貼出。其中配備散彈槍的隊員圖片除了原字句,再增加「面對恐攻威脅」;配備破門工具的隊員圖片除了原字句再加上「搶救人質」。

批評者認為這兩張圖片的文案,反應的是政府機關炫耀國家公權力所壟斷的武力。一發散彈不能解決就用兩發、不開門我們有很多方法打開它,是否反應了政府在面對問題時,只想用更強硬的暴力來壓制他?

警政署
Photo Credit:NPA署長室臉書

會提出這樣的質疑,背後的價值是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尤其是上個世紀,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經歷了威權,乃至極權政府的統治。像是納粹、法西斯、日本軍閥、蘇聯,到台灣的威權白色恐佈,這些政府都打著維持秩序或是正義的旗號來行使國家暴力、打擊異己。就算到了今天,中國的共產黨以及北韓等政權,也仍然繼續濫用國家暴力。在這樣的情況下,這種對公權力的恐懼確實情有可原。

這些質疑背後的另一種價值,或許來自於一種對犯罪者的想像。在過去很多有關死刑存廢的討論中,都可以看到有一種聲音,認為犯罪者之所以會犯罪是因為社會結構存在問題。因為社會問題製造出個人在經濟,或是情緒上無法處理的困境,最後讓某些人爆發或是選擇鋌而走險。因此犯罪者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受害者,犯罪是社會全體造成的後果。公權力不是用來制裁犯罪者,而是用來幫助犯罪者回歸正常生活。在這樣的情況下,公部門展示對抗犯罪的武裝,對根絕犯罪的發生並沒有幫助。

上述兩種質疑的價值其實都不能說錯,他都反應了某個程度的現實,從歷史上發生的例證也都找得到例子證明上述兩種疑慮。然而上述兩種質疑的價值,反應的也都並非完整的事實。

像是社會結構所造成的壓迫,確實是犯罪動機的一種來源,但並非所有犯罪的動機都是如此。這種預設也忽略了人自身所具有的「能動性」(Agency)。如果我們否定在特定社會結構下,人還是有選擇自身行為的能力,那我們是不是也等於間接否定了人具有自由意志,只是單存被結構決定的動物?

另一方面,社會上存在著因為結構壓迫而造成的犯罪,並不代表不存在因為計算損益後覺得有利可圖所造成的犯罪。也不代表不存在火力強大、有組織的黑道犯罪集團或是國際恐怖組織。因此要評價「維安特勤隊」的文宣是不是單純的在宣揚國家暴力,應該要更深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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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NPA署長室臉書

公權力只是獨裁的工具嗎?

批評者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多半來自上個世紀極權的歷史經驗。但如果我們更深入的去看,就會發現事實比我們想像的更加複雜。在納粹德國的例子中,希特勒(Adolf Hitler)領導的納粹黨是透過民主選舉上台的。在接掌政府前,納粹所仰賴的暴力,是納粹黨私人組織的武裝力量「衝鋒隊」跟「黨衛軍」,兩者都並非德國正規的軍警人員(希特勒上台後才應用職權將這兩個組織「合法化」為正式的國家單位)。

發動戰爭後,對希特勒發起的刺殺行動,包括著名的「華爾奇麗雅計畫」,都是德國軍方對希特勒發起的反撲。多位德軍名將,包括隆美爾(Erwin Rommel)、古德林(Heinz Guderian)、曼斯坦(Erich von Manstein)等人,要不是因為涉入刺殺希特勒的陰謀而被害,要不就是因為在戰爭後期拒絕執行希特勒希望與盟軍玉石俱焚的焦土戰略而離職。另外,在戰爭期間負責屠殺猶太人的組織也同樣是納粹的黨衛軍,而非德國陸軍。

因此在二戰,歐美雖然一直有一種聲浪,想把希特勒所掀起的浩劫跟普魯士建立的德意志軍事,甚至是國家傳統聯繫成一個脈絡,但這種觀念並非是精確的歷史事實。例如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在《破解希特勒》裡就提到:

有幾位英國歷史學家嘗試於二戰時提出證明,宣稱希特勒乃整部德國歷史預先注定的產物,而且從馬丁・路德以降,中間穿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麥,有條一脈相承的直線通往希特勒。

不過事實剛好與此相反。希特勒並非系出德國的傳統,更遑論是新教與普魯士的傳統。後者的傳統,就是以冷靜無私的態度來公忠體國——腓特烈與俾斯麥皆不例外。然而希特勒最難讓人發現的特質,就是以冷靜無私的態度來公忠體國,縱使在戰前最功業彪炳的時期也是如此。他蓄意藉由總動員全民的力量,進而透過自己的無法被免職和不可被取代,使得德國的國家體制一開始就淪為犧牲品。

以納粹德國的例子來看,希特勒是以民選的力量,而非依靠國家機器登上權力的高峰,反而是德國的軍人們直到最後一刻都依據自身的榮譽跟專業與希特勒周旋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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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nonymous Public Domain
刺殺希特勒失敗的克勞斯・馮・史陶芬堡上校

我們若是從蘇聯、日本軍閥的例子來看。史達林(Joseph Stalin)的極權統治,是先以「大清洗」為工具肅清了國家機器內的異議者,包括奠定蘇維埃軍事傳統的圖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等將領之後,才控制整個國家。日本陸軍的統制派軍國主義者,也是透過二二六事變後的肅清才掌握軍權,接著再鬥垮諸如石原莞薾等軍人中的異議份子才得以實行其野心。中國共產黨在建政後,毛澤東同樣是通過「鎮反運動」「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逐步清理政府中的異議者,才逐漸讓中共走向極權。

如何不讓野心家控制公權力?

綜觀各國的例證,與其直接敵視國家所擁有的公權力,反而應該思考如何不讓公權力成為野心家手中的禁臠。關於這個問題,歷史上也有許多人給予我們答案。不讓公權力所壟斷的武力,淪為野心家工具的方式,便是要讓武力為國民所有。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第四卷第十三章裡,就提到「共和政體」只有建立在裝備武器的公民上才能夠穩固。但現在並非城邦時代,專業分工的社會下,公民不可能都是戰士,那要怎麼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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