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品味」綁架的大眾-回應〈請給我一個更好的,放過九把刀的理由〉

被「品味」綁架的大眾-回應〈請給我一個更好的,放過九把刀的理由〉
Photo Credit: JW19335762743 CC BY SA 4.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在學會設身處地的同理之前,任何對品味的指控都是階級暴力的再現,也是一種對品味意義的獨裁壟斷。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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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尤耀格(現職為文字編輯)

這幾天看了篇關於「品味」評判的文章,文中指出九把刀的作品庸俗,作品的義理價值(如果這是作者想表達的)不出sensational及低俗的範疇,同時該文認為我們不該放過九把刀,除了他曖昧的道歉態度以外,更多的理由在於九把刀所產製的不過是以文化之名包裝「黑心商品」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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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談論品味以前,我想先談談這篇文章的寫作架構與敘事的格式。第一,以九把刀個人的愛情不忠作為道德與否的討論,不論同不同意,畢竟這樣的道德與倫理的討論在過去的台灣社會也已蔚為主流。每當名人感情上出現道德危機,在公共論域上屢見不鮮的評論即是「示範效果論」、以及名人與粉絲之間的「形象契約論」。

前者指的是名人的言行舉止對社會具有示範的意義與效果,也就是會「教壞囝仔大小」,雖然這種感覺論無法提出以科學的論述加以佐證,不過就像潛意識般隨著一次次的桃色風波被召喚而出,更像一帖解藥,可以稍緩台灣人焦慮的道德恐慌症,也是一帖萬用的仙丹,反正我家小孩學壞一定都是名人害的。

其次,形象契約論則是一種類似宗教的信仰力量,名人除了需在他專職的領域出類拔萃以外,其他非公共領域的部分,如家庭、愛情、誠信等個人操守,也必須如沒有縫隙的蛋殼一般。

就如小茉莉與男友嬉鬧行為被不道德的公開,卻必須對著鏡頭哭的不成人樣,並向支持他的粉絲道歉。姑且不論小茉莉在演藝事業上的專業是什麼,但這樣的道歉即是默認了他與粉絲間的信賴關係是建立在「清新玉女」的形象上,這種神格化的宗教色彩不容許一絲人類的情慾展現。

九把刀也是透過一樣的運作機制因而神格化,我們的社會過度吹捧、激情追逐,將各種符合社會期待的符號意義一股腦的往九把刀身上貼去。當然,如我們所見,九把刀似乎也對「正義」的形象與掌聲所催化,他開始成為某一領域的意見領袖,主張著動保、軍中人權以及大大小小的社會議題。

九把刀的肉體昇華為布滿各種正義期待符號意義,人們在「九把刀」的符號體系之中互動,通過九把刀的發言將自己鑲嵌進那個所謂的「熱血」與「戰鬥」的社群中,並進一步藉由九把刀確認自己所處的社會位置,九把刀給了他們普遍而真實的集體認同,即便這種認同是脆弱的。

也因為在公共形象指涉含納的層面既多且廣,因此危機處理的公關表現就備受重視,白話來說,就是你如何滿足你對觀眾形成的道德「虧欠」。畢竟,觀眾總是認定觀眾之所以認定名人,在於名人本身的道德與良好形象。畢竟,在這社會,「專業」值不了幾多錢。

回到這篇文章的主調上,認為九把刀要道歉不道歉的乾脆不要出來道歉,公關危機的失敗處理,這點評論我想在出包不斷的台灣社會大家都耳熟能詳。第二點,我無法同意的是,一篇公共評論如何能從個人的情感不忠,過渡到個人創作品質的高雅或低俗?

Photo Credit: Rico Shen CC BY SA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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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把刀的文學或電影作品事實上我毫無知悉,連《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如此賣座的電影,我卻連在電視頻道上播映也看不下去。這確實跟觀者的品味訓練有關,但在品味評價之後,重要的是在於同理為何會有如此的電影,台灣的社會文化為何追隨這樣的劇情設定?電影的歷史情境又是提供了該電影什麼樣的位置?

又《那些年》或其他小說所展演的情節是否是一種共有的情感記憶?它是否「同質且共量的」提供了一個共同體的想像管道?不去分析這些元素而直接以品味做為評價的優劣,我們不能否定他的手段是否正確,但我們必須更細緻的思考在推定品味之前是否需有更細膩的鋪陳?

班雅明《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一書中,指出機械複製的技術使藝術品得以普及於庶民的日常生活,解構了過往由皇公貴族所把持的藝術近用權,並肯定這樣的本質性轉變,賦予機械複製的當代價值。在藝術品得以成為大眾社會的一部分之際,進一步將美感經驗的向度加以廣闊,同時透過「消費」行為使之民主化。

即便美感經驗是一個無法有效定位的光譜,但是當美感經驗成為消費社會中的「生活風格」與「商品」後,他的民主化程度卻無我們想像的那麼深。例如商品化後的美感經驗涉及分配的制度,你有多少錢從事該項美感經驗的購買?在決定購買該項商品之前你又投入多少時間與金錢積累蘊育你的文化資本?又你所屬的社群位置又如何決定你的品味?

就像有機會看到這篇文章的朋友,有多少人可以理解保力達B對勞工階級的意義為何般?品味是一連串的經濟行為所精鍊出的眉角,你可以很快的提出當前的資訊快報,分析Apple產品迷人之處,你也可以很快的對獨立、瞪鞋、英搖音樂提出準確的評判,但這種對特定品味的追隨,並不是站在庸俗的對立面而顯的高貴。

我相信生活不是太優渥的階級可能難登「品味」的廟堂,他可能無法有足夠的知識體系判別一件攝影作品的的時代價值,也無法判斷一支200元的紅酒與3萬元的紅酒,除了價錢以外差別在哪。當然,反過來說,我們也無法推定有錢的土豪,就同樣註定性的具有良好的品味鑑賞能力,品味就像一張來自優秀家庭的出生證明,也是一張上層階級的通行證明。

我們在社會學中討論品味,就像在文明社會中談論「秩序」一般。就維護社會階級的秩序而言,品味確實有效區隔階級間的距離,也創造出一段彼此凝視的空間。然而在凝視的過程,是否具有品味的討論,對於其他階級而言像是一種文明的暴力,在劃定出品味界線的同時,就涉及了選擇與排除的社會過程。

而這種對於他人品味的否定,等同對他人文化資本的否定,推到極端來說,這種否定是一種對集體認同顛覆。別忘了,認為對方媚俗的同時,其實也把自己推入媚俗的位置,當你迫切追問意義的同時,意義也脅迫了你存在的價值。

如果在開啟公共對話之前,我們先決定的自己發言所屬的位置,我認為這樣的發言只能代表某個特定的社群共享的一套意識型態,畢竟人是依據意識型態判斷自己如何採納行動、如何進行價值選擇。

另一方面,一項作品的優劣不該由不屬該社群的論者評斷其價值,他們沒有共享同一套語言符號、情境脈絡、集體認同及情感記憶,如同我們不會恣意評論動漫愛好者、或是制服控一般。我們在學會設身處地的同理之前,任何對品味的指控都是階級暴力的再現,也是一種對品味意義的獨裁壟斷。

Photo Credit:  photophilde  @ Flickr CC BY SA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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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美國1920年的西部片曾風靡一時,除引領該時代的潮流之外也塑造出諸多牛仔的形象,著眼於文本分析的研究者於是好奇於這些文本是如何達成溝通的有效性,而這些牛仔文化的敘事又包含了哪些元素,進一步的分析後歸納整理出一個普遍的敘事格式。

亦即,這些西部片的結構主要來自「平衡狀態的被干擾」後,主角遂行的一連串冒險故事,爾後並使這不平衡的狀態回歸到初始的平衡狀態。而這樣廣泛且通行的西部片,圍繞在一種人與自然搏鬥後而勝利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冒險的象徵,與人定勝天的理性主義的征服情懷。

西部片的類型盡是充斥著英雄主義,同時伴隨著男女主角間的愛戀情節,而成為當時代風靡一時的劇情片類型。很灑狗血、很煽情,但也是美國文化中的不可忽視的一個章節。但我們會因俗氣的劇情設定而否認西部片的價值嗎?我想很難。

又如莫札特知名的歌劇《魔笛》一般,王子與公主通過了水與火(即暗喻生與死)的試煉後,始能獲得幸福美好的愛情。即便情節與現代的偶像劇如出一轍,但為什麼這樣的敘事結構始終被社會大眾所需求?為什麼我們總是期待生活中需要超級英雄解救大眾?或是,對這類文本的需求是否反映出某種社會的集體性——在現實的苦難中需要被拯救的集體映照?

但是,當將「劣質文化品」的框架罩在這樣的集體性上時,別忘了,品味的廟堂是由排除眾生苦難的煉獄所形成的。

最後,我必須要說,任何語彙都有他的界域特質。也就是說,除需考量它當下的語境以外,在跨界沿用該語彙時也必須留意他的文化在地性。

「音樂毒死靈魂,有人起訴嗎?」這一句感召騷動靈魂的宣言背後,指陳的是中國政府威權體制決定了你什麼可以知道、什麼可以聽見。又在市場力行資本主義的經濟至上原則底下,許多與經濟成長無涉或是影響經濟成長的舉措,皆被有意識的排除,因此觀眾接觸到的事物都是虛偽的、都是假造的。

因此在崔健心中,只有崔健的音樂才是真正的音樂,其他的都是毒死他人靈魂的假音樂。包括港台的音樂仍不脫殖民化的色彩,所以再強調一次,崔健的搖滾樂才是真的。

這是一句由認同搖滾音樂者所共享的語言,看在其他音樂喜好人的眼裡,可能只是他各人喜好的宣言。不論崔健是如何將這句的意義推到極端,但將這樣的語意視為一項反擊的利器,是否過於粗糙,我想對許多讀者而言,這些都看在眼裡。

也別忘了,當許多人需要被所謂的謂庸俗文本「恢復」的同時,對大眾文學的黑心指控,等於剝奪了他們感受普遍美感經驗的自由,文化是否劣質,得先看評論者腳下踩的的是哪一種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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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