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母雞,你的大公雞:在紐西蘭與中國青年的一次對談

我的老母雞,你的大公雞:在紐西蘭與中國青年的一次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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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中國可能一直無法瞭解台灣人在想什麼。我的生活歷程中,在學校時期有很大一段時間中國是存在我心中的,不過當我成長後,又從各類的資訊中感受到中國的打壓,這兩種情緒的交會,讓我這一輩的人開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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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工作的關係,我現在住/駐在紐西蘭的奧克蘭(Auckland)。

這工作有很大一部分的內容是外界無法感受到的,但不做又會影響到辦公室基本運作,雜務不少,有時也需要跑跑銀行。

「你要去銀行的時候,記得一兩天前先打電話給這個黃先生。」我那要回台灣休假的同事臨走前特別慎重叮嚀我,把黃先生的手機號碼和名字大大的寫在代辦工作清單上。

「看這名字,是中國人嗎?」我眉頭稍皺。

中國對我們這行是個很特別的存在,我們既第一線感受他們帶來的壓力,但又因為我們國家憲法的設計,與中國有關的事情必須要交給另外一個組織處理,導致我們雖然要面對他們,但我們又不瞭解他們。就好像一個人兩眼被矇上其一,但同時又要做到一個正常人應該有的視野與動作反應。

大概是出自某次的經驗與教訓吧,即便是生活中碰上了中國人,我甚至會裝成聽不懂中文敬而遠之。之前在離家不遠的小公園陪女兒們玩的時候,跟一位大概我爸年紀、帶著小孫子的先生交談。聊到我從台灣來的時候,他下意識的說出:

「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啊」。

這句話是那麼的直接、單純又不帶有一絲惡意。好像禱告完後要說「阿門」一樣屬於信仰層次的話語;面對這樣的直白,我一時連要回什麼都想不出來,既不想衝突,也不想辯解,只想要帶著女兒快點離開,甚至想要隱藏自己。

「你在哪邊工作啊?」那位先生在我準備離開時問到。

「喔,一間小公司的公關部門。」我這樣回覆。


最後還是到了不得不跑銀行的這天,我前一天先打電話給了黃先生,跟他約好隔天早上十點在銀行見面。我們交談用詞和語言的使用方式,其實真的感覺就像和台灣人溝通一樣,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早上十點,仗著辦公室離銀行不遠的想法,我拖拉到最後一刻才出門,走到一半,黃先生打電話過來,確認一下我們的會面。我走到Queen Street上的澳盛銀行,被電扶梯帶上了二樓亞洲金融部。

「我找黃先生。」

「他剛剛出去拿個東西了,您在那邊啊,稍坐一下。」這個啊的發因來自舌根頂著上顎,還有那個停頓點,很有中國腔的味道。

望著亞洲金融部的辦公室內,一貫的紐西蘭設計感:開放空間、明亮、沒有OA板隔開、桌上的文件也不多。每個人桌上都有兩三台電腦螢幕,是那種可調整高低的設計,因此有些人站著打字。

放眼望去,全部都是年輕的亞洲人,幾乎可以說是全部都是中國裔的年輕人,因為整個部門裡面都用中文在交談。一手拿著電話用另外一手摀著話筒的年輕女性正帶點憂慮的跟另外兩個年輕男性用中文討論著。

正當我還在觀察的時候,黃先生從另外一個角落走了出來。

「你是Leo吧,您好。」

我們握手致意。

黃先生是個年輕人,說話帶一點點捲舌腔而已,是個我可以平視的身高,穿著澳盛銀行夏季黑色POLO杉制服,看起來又更瘦一些,不過衣服右胸前水藍色ANZ Logo就好像他臉上笑容般帶來一點明亮感。

「我陪您到一樓櫃檯去吧,接下來的作業要到樓下去處理。」他笑容可掬地領著我,一起再度被電扶梯推向了一樓,走向銀行大廳櫃檯。

稍微寒喧幾句後,我察覺排隊的人龍還不算少,想說如果氣氛就這樣乾掉,兩人大眼瞪小眼也不是辦法,隨便想個話題聊一下好了。

「我剛剛看你們亞洲金融部很多中國人啊,都用中文溝通。」我丟給他一個讓他可以自由發揮的問題。

「對啊,我們這邊是紐西蘭最大的分行,業務量也蠻多的。移民來紐西蘭的華人不少,很多人都有融資的需要,因此我們才有這麼多華人同事。」

「該不會連上司都是說中文吧?」我接著問。

「我們Boss是個在這邊長大的華人,不太會說中文了」他回。

「我覺得紐西蘭還蠻特別的,你們公司願意聘請這麼多移民的人來協助開拓市場,雖然一部分原因也是因為現在紐西蘭已經有20萬中國移民,但是另外一部分我覺得是紐西蘭的社會也比較開放,能夠接受多元的想法。」我好像發現了什麼道理一樣的跟他分享。

「該怎麼說,是一種……」他稍微停頓一下。

「以華制華的概念吧。」

這個用詞帶有種香港早期警匪片的時代感。我們兩個都笑了。

「你家在哪個省啊?」或許是因為笑了之後拉近了兩者的距離,我覺得可以問些稍微比較私人的問題了。

「我是福建來的。」他說。

「真的啊,你的口音比較像北京那邊的感覺耶,那你會講閩南語嗎?」我問。

「我朋友比較多東北來的,我不會說閩南語,因為我們家人是住在福州,不過我父母也沒跟我說福州話,我2003年就過來紐西蘭了。你知道福州嗎?」

「我當然知道福州啊,我告訴你,台灣有個叫做許效舜的藝人,他曾經以『福州伯』的身分出現在各大綜藝節目中,台灣人對於福州是不陌生的。」

我跟他隨著隊伍前進邊走邊聊。與其說我們對「福州」兩個字不陌生,不如說只有福州伯身帶三把刀的印象而已。啊,還有福州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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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在薪水怎麼樣?」他也回了我一個問題讓我自由發揮。

「起薪很低,年輕人其實都過得不太好。」

「大概是多少紐西蘭元啊?」

「我想一個月可能只有一千出頭紐幣吧。」

「那還是比中國的好啊。」

他這樣回,真是出乎我意料的答案。

我們從很多台灣的新聞媒體看到各種中國經濟已經起飛到外太空去的新聞,不然就是各種台幣薪換人民幣薪的挖角傳聞。中國那邊大企業家每個人感覺都是馬雲,出口都可以變成語錄,興之所致還可以化身成為瑪麗蓮夢露或麥可傑克森;台灣被中國遊客稱窮的新聞也愈來愈多,我還以為中國人在經濟上已經自覺高過台灣很多了。

「大城市的薪資很高吧。」我問。

「那也只有在大城市部分工作而已,二、三線普遍還是沒有那麼高。」

「我以為薪水都已經提昇了耶。」

「貧富差距還是很大的。」他回。

「這個我懂,你知道我們政府公布說國人平均薪資有四萬多塊台幣,大概兩千多紐幣。」我苦笑說著。

「如果按照台灣網路鄉民的說法,假設我是女性的話,你跟我兩人平均就是一人一顆睪丸……或是平均一個卵巢。」

最後一句是我意識到必須要有性別平權表述後馬上加上去的。

他大笑!

「因為貧富差距太大了嘛,你把兩個極端的事情拿來平均,製造出的是個不存在的情況。你也知道無論是中國還是台灣,如果把吉尼係數的圖畫出來,絕對不會是一條直線。」我接著繼續說。

「即便紐西蘭這邊的年輕人也是在低薪問題中掙扎著,但相對於台灣或中國,他們的時薪還是高的。」

「這是一種窮在高處的概念。」我借用了一位朋友最近的說法做出結論。他點點頭表示認同。

「所以我覺得紐西蘭的制度還是好的。」我說。

「對啊,在這裡生活還是比較輕鬆,不會像在亞洲國家工作一樣,壓力很大。」他說。

「而且還有假可以休。」我馬上接著說。

「講到放假,在台灣休假是要看年資的,例如說工作幾年後你可以一年有七天假,再過幾年後有14天,然後再過幾年後變成21天,最後過幾年後再變28天。」我現在就是個第二階段的狀態,還要等上幾年才有21天。

「no way~」他眼睛睜好大。

「紐西蘭還是比較符合人性,每人每年不管年資就是20天年假。不把人當成生產工具才能讓社會有點希望吧。」

他幫我翻了白眼。


終於來到隊伍的盡頭,黃先生向櫃檯的行員說明了要辦的事之後,我們兩個又繼續開始聊。

「我其實很喜歡在Facebook上看央視分享的影片。」我有點不好意思地笑著跟他說。

「我自己觀察,裡面影片只有兩大類。一種是各類型高科技火箭升空軍事演習大場面的影片;另外一種就是雜耍魔術綜藝節目外國人說唱中文或是春晚剪輯的影片。裡面常常有個口號:厲害了我的國。」

「對,網路上有很多春晚的視頻什麼的。」

「一開始我都抱持有點好笑的心態在看,不過我還真的看著看著有一次覺得:幹嘛不就這樣加入中國就好。」我坦承自己過去一念之間的想法。

「我同時也在臉書上追蹤了很多在中國被禁影片的page,幾乎每天都有各類城管打人、抗爭暴動、房屋被拆的老人對著鏡頭在哭的影片上傳。這可能讓我也看到了中國不被看到的其他面相。」

他點點頭。

「台灣以前也是這樣吧,我們有過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那個時候的政府可以讓人民愛他、編自己的歷史、還可以讓大家都說中文。例如只要在學校講方言的話就要在身上掛個『請說國語』的牌子。」我邊說邊在胸前畫出四方形的牌子。

「我們那邊在學校也是這樣。」他越聽越有興趣,好像找到了更多共同點。

「我讀國中的時候是台灣國立編譯館舊教材的最後一屆,我那時學了好多中國的歷史地理啊,背得超熟的。我知道中國各地的礦產,像是馬鞍山產鐵之類的,課本中的中國地圖還有外蒙古和東北九省。」我一口氣說出。

「哇糙,東北有九省啊。」他的用詞已經說明了他的驚訝。

「對啊,以前在民國時期是有九省的,現在變成三省了。」

「我一直以為東北只有三省。」他帶點不敢相信的笑。

「以前的中國地圖叫做秋海棠,現在變成老母雞了。」

「大公雞地圖裡的確是沒有外蒙古。」

文字真的很奇妙,原來在台灣普遍的用詞可能也是一種貶意的強加,一樣是雞,我們看著像弱勢的高齡雌性,他們自稱是優勢的強壯雄性。

「我都會跟人家說,我以前學的地理是歷史,我學的歷史是編出來的故事。以前民國政府只是在中國南方的組織,對外代表中國的是北洋政府,袁世凱也不是我課本裡寫的那樣壞,當年他在跟日本人協商的時候也是用了很多聰明的手段,最後答應的事情也沒做,這麼聰明的作法,結果在我的課本上被稱為五九國恥。」

「現在網路發達了,什麼都查得到。我自己也發現一些事情。」他這樣說。

我想到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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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段時間覺得:你們怎麼可以這樣騙我!為什麼要跟我講不正確的資料,這樣做好像把我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挖掉一樣。」我覺得我這樣說,他應該可以感受到過去發掘歷史另外更多面貌後生長出的不滿。

「不過台灣現在這個社會經過三十多年的民主化後,已經變成一個人人可以自由說出想法與交流意見的國家了。以前戒嚴時代政府說抓就抓,舉報匪諜還有獎金可以拿,很多人告來告去,社會其實沒有表面穩定和諧。後來有很多黨外人士,他們拿命在拼,經過他們的努力也才有我現在享有的自由。」我看著他的眼睛,很真誠的說出這段話。

「台灣啊,過去有太多人來來去去,荷蘭、西班牙、清朝、日本、國民黨什麼的。」我說。

「對,你們那邊有很多這樣來來去去的事情。」

「我覺得,台灣就像顆洋蔥。最核心層是原住民的文化,然後是漢人、然後是日本時代、然後是國民黨時代、民主自由時代甚至是網路時代,一層一層的往外。」我左手伸出,好像握著一顆洋蔥似地加強我想要傳達的感覺。

「每一個層看似緊緊接在一起,但其實都是分開的。有些人的國民黨層厚了些,看那些日本層的就會稱對方為皇民;有些層的人看國民黨那層就覺得是中國,比較貶抑的還會說……」

「支那。」他的接球點掌握的十分精準。

「對。台灣社會現在已經有自我表述各類型意見的能力、意願與環境了,只是我們還沒有找到相互尋求共通點的方法,意見的交流很多時候都是對立的。我還是希望台灣這顆洋蔥能夠慢慢融合。」

「那你怎麼看中國?」他問。

「中國太大了,裡面有太多人、太多故事。」我說。

「外國看中國都覺得是個充滿機會的地方,拼了命的想要進去。紐西蘭比較小,還要組成像『恆天然』這樣的大型公司才能夠稍微在中國市場有點能力。」

「不過進去了才知道錢很難出來啊。」

我們兩個相視而笑。

「中國共產黨無所不在,在政府組織甚至商業公司中都有辦法控制,基本上我覺得共產黨是不太可能會倒的,他太大了,而且每個人都分了杯羹,不可能會倒的。而且他們從過去蘇聯的故事學到了教訓,知道維繫政權的重要性,現在花在維穩的經費比軍事經費還要多。」

我停頓一下。

「因為對他們而言,或許真正的敵人在內部。」

他的眼神深處似乎有這麼一點吃驚,或許是第一次有人跟他說到維穩經費比軍費還要多,也或許是我對他置入個新想法帶來了衝擊。

「不過其實我同時對共產黨也很有信心,因為他們至少在過去還是一個會審思自我的團體。像是他們就對文革有過一些的自我批判,假設他們今天願意,透過他們強大的宣傳力量,社會的觀念或許有可能在很短的時間改變。」

「不過你看,台灣過去那段戒嚴、白色恐怖時間所累積的情緒,直到現在都還處理不完。中國那邊人口是我們的幾倍,那些飄在社會中濃如霾的情緒應該不是短時間就能化開的。」

「德國到現在還可以追溯那些曾在奧許維茲集中營工作的納粹人士,即便是九十多歲的高齡,只要認為身體狀況還合適,都還是會被法律制裁。」

「台灣的轉型正義做一半而已,雖然有賠償,但始終沒有發掘真相,那些加害者其實都還在的。我覺得以台灣和中國兩個在文化上的相似度很高這一點來看,中國即便有想要開始轉變的那一天,後續可能也跟台灣一樣無法完整修補那些過去的創傷。我們太鄉愿了。」

其實我從來也沒有想過我可以跟其他人,更別說是中國人分享自己的一點觀察,不過過去那些不同時期的想法,似乎非常順地剪裁在一起。

講到這邊,櫃檯終於完成了工作。


我們兩個往回走向亞洲金融部,我想是該作結的時候了。

「中國可能一直無法瞭解台灣人在想什麼。我的生活歷程中,在學校時期有很大一段時間中國是存在我心中的,不過當我成長後,又從各類的資訊中感受到中國的打壓,這兩種情緒的交會,讓我這一輩的人開始思考。」

「可能會以為給了你們利益就會有好結果吧。」他回。

「北風和太陽的故事總聽過吧。」我笑著說。

站定,我倆握手告別。

我感覺的出來比起我們見面的那次握手,這次的力道更強、時間更長、更有交心的感覺。

本文原發表於作者臉書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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