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力抗東歐專制共黨，梵蒂岡為何對中國主教任命讓步了？

據多家媒體報導，梵蒂岡（Vatican City，教廷）在主教任命議題上已向北京讓步，並派代表團赴北京，要求兩位獲教廷認可的合法主教，讓位給中國政府所任命的主教。

教廷與中國在1951年斷交之後，雖曾多次試圖與北京重啟建交談判，但由於雙方在主教任命權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hinese Patriotic Catholic Association）和「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會議」制度等問題上的長期爭執，加上梵蒂岡自1949年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維持承認中華民國政府，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一個中國原則，因而雙方遲遲無法達成協議。

此舉也讓台灣方面普遍憂慮，是否將失去在歐洲僅存的唯一邦交國。

中梵升溫有跡可循，但原則仍是「宗教中國化」

究其實此次中梵關係升溫早有跡象顯示，早在去（2017）年8月梵蒂岡科學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院長索隆多主教（Marcelo Sánchez Sorondo）訪中國參加器官移植會議時，就曾轉達教宗「愛中國與中國的人民、歷史」的善意。

索隆多主教並在最近的媒體專訪盛讚中國「在環境與人類尊嚴上，乃天主教執行教義的最佳楷模。」雖然這樣的說法也立刻招來「過度的崇拜中國只會讓教會淪為笑柄」的批判，不過教廷急切與中國改善關係的態度，確實值得關注。

一直以來，中國境內天主教主要分為兩大派，一派是承認羅馬天主教教宗的所謂「地下」教會，另一派則是政府控制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而主教任命問題導致中國天主教長期分裂。天主教徒人數在中國一直沒有正式的統計數字，據稱中國官方及民間教會總人數大約1億人，而且每年有近10%的增幅，已超過中國共產黨黨員的總數。有鑑於此，北京希望保留全面對宗教信仰的監控權。

於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6年4月主持全國宗教工作會議時，特別指示要提防境外勢力對宗教的干預，堅持「宗教中國化」，避免其挑戰中共一黨統治而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主教大讚「非凡的中國」：沒有毒品、承擔氣候變遷責任

中梵關係的改善顯示了兩個層面的深層意義。

首先，中國崛起之後，除了舉世稱羨的經濟成長之外，也希望能夠在政治體制與價值體系上與西方一較長短。於是前述索隆多主教所謂的發現「非凡的中國」，而且「中國沒有貧民窟，也沒有毒癮問題，年輕人從來不吸毒的。中國有絕佳的國族意識，他們正不斷的改變中，且現在都已接受財產私有制了」，並且在「捍衛人類尊嚴上」、在「器官捐贈」方面，中國「做的比誰都好。」

特別是「氣候變遷議題上，中國承擔了『其他國家放棄的道德責任』。」尤有甚者，索隆多特別指出西方國家的自由主義思想戕害了人類社會的「共同利益」，認為中國仍願意尋求共同利益，並稱中國具有「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找不到的道德」。等於為中國政府一再對其人民宣示的「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政治體制，是一種異於西方、而優於西方民主的制度」背書。

波蘭經驗看中國：天主教會對抗專制強權

另一方面則是關於中國內部的社會穩定。1989年中東歐民主化浪潮爆發，中國陸續派遣官員、專家與學者，進行後共國家民主化研究。中國不希望這股民主化浪潮，席捲中國終結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命運，因此大量派員出國研究相關問題。

從波蘭的經驗來看，共黨政府除了推動社會主義政經建設工程，更將社會主義實踐的領域深入到宗教。哥穆爾卡（Władysław Gomułka）擔任波共總書記期間，強力推動社會主義宗教革新工程，造成波蘭天主教與共黨政府的對立。共黨強渡關山控制宗教的做法，讓更多波蘭人厭惡共黨執政，也誘發美國成立歐洲自由電台（RFE/RL）的決心。

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Pope Saint John Paul II）於1979年6月首次訪問波蘭則是另一顆震撼彈，他明確表示支持工會的自治運動，教宗到訪使波蘭人產生了對抗專制體制的強烈願望，也成為工人追求成立自治工會最有力的理論依據。隔年格但斯克造船廠便成立了波蘭第一個獨立的工會組織。

1981年底，時任波蘭總統的賈魯塞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宣布戒嚴，取締團結工聯運動。期間天主教會仍一直給予團結工聯（Solidarity）物質上的援助和精神上的支持。據當時擔任團結工聯主席、並在後來擔任波蘭總統的華勒沙（Lech Wałęsa）指稱，教宗的到訪給予他們的勇氣，使其在追求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有如神助」。

中國、梵蒂岡各有盤算，台灣該怎麼辦？

對中國而言，中梵關係正常化的重點，是透過梵蒂岡宣揚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制與價值體系的優越性」，對抗西方自由主義所堅持的「普世價值」，如公民社會、新聞自由等，並且要極力避免天主教會在波蘭推翻共產體制及民主轉型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梵蒂岡雖然是全世界人口最少的國家，但全球天主教徒人口與中國人口相當，其國際影響力非同一般小國。對梵蒂岡而言，中國龐大且不斷增加的教徒人數，可彌補其在中南美洲不斷流失的教眾，擴大教廷的影響力。

對台灣而言，這是一個重新檢視外交工作的大好機會，中華民國外交應該從「邦交國數目多寡」的桎梏中解放出來，而務實地進行多面向多層次的「多向量外交」（multi-vector diplomacy），包括通商外交、公眾外交、文化外交、體育外交等，以「大外交、小政治」的態度，務實地提升中華民國與全世界的多向量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