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生退學,十年內倍升,為什麼?

大學生退學,十年內倍升,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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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DSE學生就只有一次機會,「一試定生死」,缺乏時間深入考慮讀大學的意義。

記者│陳靜榆 編輯│黎凱容 攝影│陳靜榆 黃詩雅

大學學士學位一向僧多粥少,競爭激烈。莘莘學子拼命讀書入大學的同時,有人卻退學追夢。

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的數據顯示,2015至2016年有1179名學士學生終止學業,比六年前高出近一倍,當中以港大輟學人數為最多(232人),其次為理大(225人)及中大(191人)。

記者查看十年數據,發現實行新高中學制前,大學退學人數一直維持七百人左右,直到2012年第一屆中學文憑試(DSE)舉行,退學人數急升至1112人,之後每年退學人數一直過千。

研究青少年生活及職業發展的中大社工學系副教授陶兆銘認為,退學人數急升和教育制度改革有關。DSE「一試定生死」,學生就只應考一次公開試,缺乏時間深入考慮讀大學的意義。

跳繩港隊棄港大 專心開教室

23歲的花式跳繩運動員張柏鴻自中學起熱愛跳繩,代表香港參與多個世界賽事,曾於2015年亞洲跳繩錦標賽個人及團體項目奪冠,戰績彪炳。中學時期他渴望體驗大學生活,更想要證明「運動和讀書兩者可以並存」,努力兼顧跳繩和溫習,每天只睡四小時,最後成功入讀第三志願,在香港大學主修風險管理。

柏鴻讀大學時積極參與市場營銷比賽,令他萌生創業的想法。他參加跳繩比賽外也教人跳繩,2015年他念大四時發覺學生愈來愈多,難以租用場地練習,自己和隊友也需要地方訓練,他便參加青年創業計畫,從而得到人脈關係和借來的資金,開辦花式跳繩教室。

一個二十出頭的大學生,身兼運動員、教練和老闆三職,他坦言難以平衡。在學時他差不多一星期七天都要教跳繩,自己亦忙於訓練,經常「走堂」。在最繁忙的日子,連考試都沒有時間準備,只能在當天凌晨兩時才開始溫習,數小時後就匆匆應考。他發現風險管理學的課程較為單一,主要都是不斷計數,令他質疑所學的對他是否有意義。他在大二已萌生退學的念頭,一直拖到大四下半年,公司面臨虧損,他有感自己年紀漸長,幾年後可能再難繼續運動員生涯。

與此同時,他未有修讀足夠的學分,要延遲至大學五年級才可畢業。學業和跳繩兩方拉扯,最後兩方面都做不好,因此他讀完大四後決定退學,逼使自己專注經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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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靜榆

學系前景甚佳 曾後悔退學決定

柏鴻的創業路並非一帆風順,創業頭半年公司入不敷支,他承受莫大壓力。開辦教室的二十萬資金全是借貸所得,他以教練的薪金獨力撐起公司的運作,但公司收入與他預期中相差甚大。

他曾經後悔退學。風險管理學畢業生的前景不錯,有同學在投資銀行工作,起薪點達六萬,他不禁和同輩比較,質疑退學的決定。說到這裡,他有點激動,說:「為什麼我會在這受苦?」

創業的苦並非人人明白,柏鴻向朋友傾訴,卻被指「大家都長大找工作,你好像還在發夢」。

柏鴻的家人一直都希望他完成大學課程,對他突如其來的退學決定大感愕然,媽媽曾問他:「有沒有機會趕快完成學位?」但柏鴻心意已決,想以跳繩和公司成績向母親證明這決定是對的。經過一年時間,公司終於收支平衡,更有盈餘,柏鴻的努力沒有白費。現時教室約有25名兼職教練和70名學員,合辦學校亦約有50間。媽媽看見成果後,亦逐漸認同他當初的決定,有時更會到學社幫忙。

柏鴻在退學經營公司期間,發覺自己在商業知識上有很多不足,在2017年又重返大學校園,以當年DSE成績報JUPAS,獲中大會計系取錄。第一年首個學期休學, 專心公司業務,亦趁運動員最後的黃金時期繼續跳繩。他表示學位對他不大重要,往後想繼續推廣跳繩運動。他聳聳肩說:「未必一定要畢業,只是想在這個環境盡量學更多的知識。」

獲家人支持退學 再創天地

對於想退學的學生來說,家人反對往往是一大壓力來源,所以22歲已退學的Jennifer感激父母的支持。她原為樹仁大學英文系學生,完成二年級課程後退學。她從小對時裝有興趣,升讀大學時曾希望修讀與時裝相關的課程,但因為中學沒有修讀藝術,亦沒有作品集,入讀機會較微,故大學選科時放棄選擇相關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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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靜榆

和柏鴻不同,Jennifer的父母並不反對她退學,他們都是退休公務員,依靠長糧和股票收入就可應付生活。Jennifer的媽媽不認為讀了一年退學是浪費金錢,起碼女兒經歷過大學生活。她覺得只要Jennifer能養活自己,過得開心又不會後悔,退學不是問題。

Jennifer讀大學的時候發現,英文系的課程與她的志向完全無關,無助她實踐理想,而且她認為畢業後都只能做普通文職:「即便我拿了樹仁英文系學位,出社會後也是做無聊的寫字樓工,我並不想走這條路。」她現於售賣瑜伽及皮革產品的店舖任店員,工作期間也發現自己原來對時裝銷售更感興趣。她現在儲錢報讀時裝行銷課程,將來希望開設購物網站,到各地採購貨品於網上售賣,讓不同身形的女生都找到適合的衣服。

輟學做影片製作 不願再浪費時間

「我是一個不孝子」,23歲的Henry這樣形容自己。他原本在中大就讀健康與體育運動科學教育學士(下稱體育系),在完成三年級的課程後選擇退學。Henry來自單親家庭,家人從事服裝生意,他並沒有家累。當時他媽媽反對他退學,希望他大學畢業後找到穩定的工作,

但他卻指:「未來40年是自己的,我自私一點都要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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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靜榆

Henry中學時期一直成績欠佳,直到中六發奮讀書,才發覺自己有機會考到大學。當時他喜歡打籃球,也喜歡體育,就選擇體育系,並把這選項放在第二志願。那時候他覺得,若可進入三大(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科技大學)就已經心滿意足。可入讀後才發現體育系課程與想像的落差很大,他對這科完全沒興趣。他曾經想過轉系,奈何大學成績不太好,也無法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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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時,沈默也是一種謊言」從導演李雲翔的角度來看,這些越不被關注的話題,越應該花時間去了解,從他執導紀錄片《活摘》、《求救信》到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沉默呼聲》,都一再挑戰許多人不敢觸碰的敏感神經。

「自由就像空氣,你只會在窒息時,才會察覺到它的存在。」對於身處臺灣的我們,尤其是對1990年後出生的人來說,透過選舉投票、上街遊行、訴諸法律來維護個人權利,彷彿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其實民主、自由、人權並非一蹴可幾,而是好幾個世代努力爭取來的甜美果實。由李雲翔執導的《沈默呼聲》,便是一部試圖讓觀眾重新省思自由與人權如何得來不易的電影。

由真人真事改編,甫於2021年獲得奧斯汀影展觀眾選擇獎的《沉默呼聲》劇情敘述1999年夏天,兩對清華大學的學生情侶因為信仰法輪功,讓他們原本無憂無慮的生活在一夕之間全變了調。謊言、栽贓、囚禁、凌遲,這些血淋淋的真實修羅場,無聲無息地染紅了中國的土地。由於這段恐怖的經歷,也讓他們與美國記者丹尼爾產生了交集,是為真相帶來一道曙光,或是一切都仍是未完待續?

雙重敘事線展開各自的掙扎與共鳴

《沉默呼聲》有兩條主要的敘事線,一條是男主角王博宇的學生線,另一條則是丹尼爾的記者線。王博宇是一名清華大學電子工程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他所信仰的法輪功被中國政府視為「眼中釘」,當掌權者開始迫害法輪功的學員,無法沉默的他藉由發傳單、拉布條、氣球飄書等機智手法,為自己的信仰與真相奮鬥,但這個看似再平凡不過的訴求,卻為他與身邊的人招來一連串的苦難,讓他感到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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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美國芝加哥郵報記者丹尼爾,過去曾經撰寫過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相關報導而遭到中國驅逐。當他好不容易再度踏上中國土地時,又碰到了法輪功事件,讓他開始感到動搖,直到後來目睹男主角一行人試圖揭穿謊言的行動,加上事件越來越甚囂塵上,讓他重燃記者魂,決定為受害者發聲,將這些極力被掩蓋的真實公諸於世,兩條敘事線也終於產生交集和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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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聲是種無奈,亦是種被消音的選擇

不少人可能都有在路邊看過法輪功的學員在宣揚他們所信仰的理念,但若要進一步討論法輪功的理念時,有多少人能講出貼近事實的認知?根據統計,1999年時,中國有七千萬人習練法輪功,而這樣的「勢力」被視為威脅到中國政權的穩固,所以促使中國政府採取一連串的打壓、迫害與抹黑行動,「被消音」的情況導致許多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真偽,這也是《沉默呼聲》導演李雲翔為什麼拍攝這部片的原因之一。

導演李雲翔在接受採訪時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為什麼沒有更多的人來拍這些故事?」他認為現今的影視產業,為了不想要放棄中國市場,都會先自我審查電影題材,甚至主動迎合中國政府「批准」的故事內容。但從他的角度來看,這些越不能被關注的話題,越是應該花時間去了解,所以從執導紀錄片《活摘》、《求救信》到這部真人真事改編的劇情片《沉默呼聲》,都一再挑戰許多人不敢觸碰的敏感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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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比電影更加風聲鶴唳

由於題材相當敏感,所以《沉默呼聲》劇組選擇在台灣跟加拿大兩地取景,即便拍攝場地不在中國,拍攝過程中還是面臨到不少困難,像在選角、租借場地時都遇到很多挑戰,更不用說要在台灣上院線時的阻礙連連。然而,正是這樣的困境,更讓我們看見這群新生代演員令人印象深刻的演技。尤其是當王博宇走過監獄長廊時那五味雜陳的神情,包含著對家人的思念、以及屹立不搖的堅持,光是這段畫面就值得再看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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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德國牧師馬丁尼莫拉曾經寫過這樣的詩文:「起初,納粹抓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當他們抓猶太人的時候,我沉默,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當他們來抓我時,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身處在自由社會的我們,當然可以繼續做沉默的大眾,選擇忽視旁人的不公不義,但誰又能保證眼前的歲月靜好,不會一夜翻盤?或許歷史紀錄是生冷的,但電影藝術是溫熱的,請一起走進戲院感受《沉默呼聲》帶來的省思及啟發吧!

《沉默呼聲》
上映日期:2022.8.12
上映地點:全台戲院同步上映
購票資訊詳見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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