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軍中樂園》談鈕承澤作品的台灣人身分:一種與中國大陸離不開的本土

從《軍中樂園》談鈕承澤作品的台灣人身分:一種與中國大陸離不開的本土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對鈕承澤來說,消弭「外省」與傳統台灣主體性之間的界線,重新建構「台灣人」身分,一直是他努力嘗試的。

文:王策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生)

軍中樂園》在台灣上映前引起不少爭議及負面形象,後又因題材具政治性未能進入中國市場,僅在香港有少數影廳播放,使得此片評論較少。然而綜觀港台二地現有之評價,則可以發現大多評論人側重於「認識歷史」的角度,並且對香港人或少數有機會接觸該片的中國人而言,更可以發現是以捕捉歷史的視角觀看,補充他們從未理解的1949後的兩岸歷史。然而,我認為只有看見「歷史性」,而忽略導演鈕承澤對擴充傳統台灣人身分定義的企圖,是較為可惜之處。

《軍中樂園》(2014)是鈕承澤執導的第四部電影,故事背景描述冷戰時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對峙下,由國民黨帶領的自大陸撤退的軍人面對時代命運的無奈。作為台灣外省第二代的鈕承澤,試圖透過《軍中樂園》呈現第一代台灣外省人的生命經驗。在國共內戰的歷史背景下,劇中由中國籍演員陳建斌飾演的老張,反映的正是台灣外省第一代男性的生命故事。

當時,國民政府在大陸地區為擴充軍源,軍隊在街道搜索,強制男性從軍,許多人甚至未與家人告別,便進入部隊隨國民政府撤退台灣,因而產生大量非自願性離散人口。片中鈕承澤以「無奈」貫穿全劇,包括:外省第一代男性對「鄉愁」的無奈;為了解決年輕軍人的性需求,在國家成立「軍中樂園」提供性服務的女性的無奈;以及軍人在軍隊霸凌文化生存,必須放棄個體性的無奈。不同角色的無奈在互動中交織。

而見證這一切的,是由阮經天飾演的小寶──來自台灣的菜鳥小兵,同時,小寶亦是發揮將觀眾與電影縫合作用的角色。也就是說,觀影過程其實觀眾是透過小寶的視角以及小寶所代表的「台灣人身分」進入冷戰時期的歷史,重新理解台灣第一代外省人的離散經驗。因此,《軍中樂園》可以說是試圖從後冷戰至當今的兩岸關係中,召喚觀眾以台灣人身分為主體「穿越」回冷戰時期的兩岸,並且以「懷鄉」及「無奈」二種情感為號召,帶領觀眾重新理解「台灣人」,特別是「台灣外省人」的身分認同問題。

不同於台灣近年以外省族群離散故事為主題的懷舊電視劇,「去政治」的迴避族群衝突和國共對抗史 [1],《軍中樂園》直接觸及國共對抗主題,而且並不是以「懷舊」為賣點,而是讓觀眾透過主角懷舊的過程,理解當今不同族群的台灣人在面對中國時身分政治的衝突與矛盾。片頭鈕承澤甚至特地註明「獻給外公和父親」,更明白地體現作者對此片的期待在於對台灣外省人身分的理解,對鈕承澤來說,消弭「外省」與傳統台灣主體性之間的界線,重新建構「台灣人」身分,一直是他努力嘗試的。

鈕承澤導演的作品《艋舺》(2010)敘述台灣黑幫故事之餘,同時要告訴觀眾的是:台灣本土黑幫並非只有操台語的黑幫,也有不懂台語的「外省幫」,運用傳統幫派象徵的「台灣本土性」將「外省人身分」和本土連結。鈕承澤在《艋舺》飾演外省幫大哥灰狼,也同時是蚊子(趙又廷飾)媽媽的舊情人,鈕承澤之於劇情並未有舉足輕重的分量,但由他的外省身分引出的本/外幫派鬥爭,以及蚊子作為外省後代,進入的卻是操台語的「太子幫」,穿梭於本/外省間的蚊子才是敘事核心。

《愛 Love》(2012)以台北和北京三對男女的愛情故事為敘事核心,其實講述的並非只是愛情,而是以愛情作為超越地理及身分界線的媒介。有趣的是,不同於《艋舺》透過語言(台語及國語)明顯突顯台灣本省與外省,《愛 Love》當中的台灣演員們並未有明顯的本/外省分別,直到劇情推進到主角與家人互動時,我們才得以辨識阮經天及陳意涵是飾演在本省家庭中成長的兄妹,至於其他角色則因為「家人在劇情中的缺席」而沒有辦法辨識他們的本/外省身分。

就這方面來看,《愛 Love》承襲鈕承澤嘗試重新詮釋台灣人身分的企圖,本/外省僅有在「家人」以配角姿態出現、並且以台語溝通時才得以現形,在劇情框架下台灣身分沒有本/外省區別。至於鈕承澤安排的唯一中國籍主角趙薇,藉其普通話和國語口音的差異,北京的地理背景、胡同及四合院強化趙薇的「中國性」,突顯其他角色集體的台灣身分,但儘管如此,也可以看出鈕承澤並非要將中國與台灣的身分對立,突顯台灣身分的同時,也藉由「愛」消除中國和台灣身分之間的界線。

同樣處理台灣人的身分政治問題,鈕承澤在題材選擇上從看似台灣本土的《艋舺》開始,至透過中國性映照台灣身分的《愛 Love》,以及直接觸及兩岸歷史的《軍中樂園》,可以說是一個從鈕承澤視角、循序漸進理解台灣人身分的過程。

鈕承澤式的詮釋方式,清楚反映了其個人關懷及作為台灣外省第二代背景對「台灣人」身分政治的理解:《艋舺》透過黑道的本土實則試圖去本土、《愛 Love》透過中國性去本土 [2]、《軍中樂園》直接敘述鈕承澤視角下的台灣人身分如何定義,是一種與中國大陸離不開的本土。

然而,正如同《艋舺》曾經被質疑是「用外省角度看本省」[3]、「缺乏文化關懷及在地性」[4],事實上《軍中樂園》亦是站在「台灣外省人」角度書寫的文本,情節裡安排的中華民國軍人僅存在說國語的台灣人,以及具外省口音國語的軍人,刻意弱化了台語在軍隊生活裡的位置,僅將台語安排成為軍中樂園裡的侍應生(妓女)的語言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