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持家到養家:家務與母職的道德領域中,承受污名重擔的女性移工

從持家到養家:家務與母職的道德領域中,承受污名重擔的女性移工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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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女性移工必須單獨出國工作,使這些出國工作的家庭主婦的地位,從原本的無酬持家者轉變成有薪的家務移工,並在跨國家庭生活中扮演主要的養家者。

文:藍佩嘉

30多歲的Naomi,總是穿著Levis牛仔褲與白色T恤,看起來非常年輕,如果她沒說,我根本猜不到她已有個二歲的兒子。

Naomi過去在菲律賓八打雁省(Batangas)地區和先生一起在市場開肉舖,離馬尼拉有三小時車程。肉舖的生意還過得去,但如果將兒子未來的教育費用考慮進去,家裡的收入就顯得捉襟見肘,於是Naomi決定到國外工作。這是一個由她完全做主的決定。

「我決定(出國),我先生說好,他會和父母一起照顧兒子。反正我年輕的時候,一直都想到國外工作。」Naomi 18 歲便休學結婚,她把出國工作當做一個遲來的探索世界的機會,「我想去看看不同的世界,因為以前我從來沒有機會去看看不同的事物。你知道,我太早結婚了,現在我可以做很多我在菲律賓不能做的事。」

在我的研究中,40%的菲律賓移工(包括Naomi)都已結婚,有丈夫與小孩(58人佔22人),而且很多人在菲律賓是全職的家庭主婦(包括已婚及分居者,33人佔14人)。她們代表的是典型的菲律賓家庭:一位男性的養家者加上一位女性的家庭主婦,女性負責操持家務和照顧孩子,銘刻上西班牙與美國殖民政權等文化印記的父權家庭關係,至今仍深具影響力。

弔詭的現實是,規範家務勞動之性別分工的父權邏輯,一方面限制女性參與當地勞動市場的機會,但另一方面卻保留了菲律賓女人在全球勞力市場下的席位,她們甚至比丈夫有更多機會得到海外的工作。

在我的研究中,大多數的菲律賓家庭有著相似的遷移模式:在80年代,丈夫離開家中的妻兒到中東工作;在90年代則變成妻子到國外工作,而丈夫和小孩留在菲律賓。如此的轉變是因為波斯灣戰爭爆發後,中東地區以男性為主的建築和製造工作大量減少,相對地,其他地主國對於家務勞工的需求卻不減反增。

Roland Tolentino 曾經這樣描述菲律賓家務移工的生活轉變:「從家庭領域中的無酬勞動,轉變成國際空間裡的有酬勞動。」當這些女性從家庭主婦變成家務勞工,她們其實是在不同的場景裡擔負相似的責任。她們的家務勞動在以往的私領域裡只能得到情感、道德層面上的補償,但到了海外市場卻可獲得金錢上的報酬。

Anamaria在菲律賓是一個全職的家庭主婦,她的丈夫曾在台灣工作,等到他約滿回家時,Anamaria堅定地告訴他說:「現在換我了,我要去台灣,我要體驗台灣。」當我問到過去當家庭主婦比起現在替台灣家庭打掃、煮飯有何異同時,她回答:「在這裡工作和我在菲律賓家裡做的沒什麼不同,」接著淘氣地笑說,「但我在這裡可以領到薪水!」

與雇主同住的家務移工中,許多確實承受雇主無止盡的要求以及冗長的工時,但是,對那些在菲律賓擁有全職工作的女性來說,有薪的家務工作可能要比她們之前在家中的雙班制生活來得輕鬆。以前在菲律賓負責管理一家書店的Vanessa描述:

「在菲律賓的時候,我每天累得要命。一大早就起床,煮飯、洗衣。小孩放學回家時,我還在辦公室,他們可以把我早上煮的菜熱來吃。這裡(台灣的工作)很輕鬆。下午我做完工作後可以休息一下,可以像這樣(兩腳交疊翹在桌上)看HBO。所以,看看我(指著自己的身體),我這半年已經胖了十磅!」

和許多女性移工一樣,Vanessa隻身來台,和丈夫與孩子分隔兩地。她們的遷移模式和常見的男性遷移模式不同。在傳統的遷移路徑中,由於丈夫擁有較多家庭的權威地位以及接近移工的人際網絡,這些因素有利於男人先啟程到國外工作,而後妻子與子女再尾隨而來。

在台灣與其他亞洲國家,女性移工則必須單獨出國工作,因為契約客工的僱用模式禁止在地主國永久居留以及申請家人前來團聚。這樣的一種女性化的遷移模式,使出國工作的家庭主婦的地位,從原本的無酬持家者轉變成有薪的家務移工,並在跨國家庭生活中扮演主要的養家者。

女性移工的跨國家務勞動不僅提供她們經濟報酬,同時也幫助她們得到解放的機會。有些已婚女性在未與丈夫商量的情況下就決定出國工作,她們緊緊抓住出國工作的機會,利用它來拓展生活視野、達到經濟獨立,以及挑戰女性在家庭中的傳統角色。在某次的焦點團體討論中,我問移工參與者為什麼決定到海外工作,一位菲律賓大姐回答:「為了暫時休掉我的丈夫!」全場聽了哄然大笑,人人點頭如搗蒜。

根據Rhacel Parreñas的研究,對許多女性來說,出國工作不只是一種維持家庭生計的策略,也是一種「幫助女性自家庭重擔中解脫的隱微策略。」已婚的女性移工出國幫傭,不僅可逃避故鄉中無酬的家務重擔,也能藉由市場薪資達到經濟獨立。另外,有些印尼移工到海外工作是為了逃避不幸福的媒妁之婚,國外生活的解放與自由,讓她們得以脫離家鄉與父母的限制。

女性移工跨越疆界工作的同時,也跨越了傳統的性別界線

在我的研究中,只有一些印尼移工出國前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許多已婚女性會在孩子長大後,在家裡的農場幫忙先生工作,或者做些臨時工,像是市場小販或收銀員。然而,男性是養家者的觀念仍深植在印尼社會裡。一個丈夫會反對妻子到海外工作,除了因為她未扮演好預設的家務角色外,更因為這意謂著他未盡養家的責任。

Tiwi是一位34歲的印尼母親,離開家到台灣做看護。Tiwi的丈夫是農夫,她描述丈夫知道她要出國工作的反應:

當別人問我先生我在哪裡時,他只淡淡地回說:「我老婆走了。」他不喜歡我出去工作,他希望我待在家裡,照顧孩子和家人。

他跟我說,「妳要去就去,隨便妳!」但他心裡的想法其實相反。他說:「如果我叫妳別去,妳會跟我要很多錢,但是我沒有錢。」如果別人問他老婆在哪裡,而他回答:「去賺錢了。」他會覺得丟臉。(別人會想)「怎麼變成是你妻子賺錢?你賺不到錢嗎?」

菲律賓人用「houseband」或「huswife」(「家庭主夫」)等詞彙來嘲弄那些待在家裡料理家務的移工丈夫。他們常因公開做一些被認定是女人家該做的事而成為揶揄的目標。

Alicia Pingol 的研究中曾描繪一位菲律賓的家庭主夫在清掃庭院時,一些路過的女學生嘲笑他:「你會長出胸部喔!」然而,性別角色的結構變遷,並不保證「顧家」的丈夫會從此接掌家務責任。為了保持陽剛形象,有些丈夫會另覓工作以逃避出國工作的妻子移交的家務負擔。

女性移工常抱怨丈夫很少做家事,而且做得很糟,尤其不會處理家計,有些不用再養家的丈夫甚至開始酗酒或沉溺賭博。此外,女性移工心中還有另一個擔憂,就像我與三位菲律賓移工的以下對話所呈現:

Helen:你記得Lisa嗎?她回家度假後又回來了。她抓到丈夫有小老婆(每個人都嘆氣)。
Claudia:許多家庭裡,只要夫妻中其中一方出國工作就會有麻煩

因為出國工作的妻子會寄很多錢給丈夫,每天都像是他的生日。然後丈夫有了情婦,妻子在國外也跟別人有了關係,因為他們都寂寞。

Olivia:如果妻子不在,丈夫會覺得自己很悲慘,他會認為自己賺得比妻子少,所以就去找另一個女人!

菲律賓的媒體發明了「沙烏地症候群」(Saudi Syndrome)這個新詞,來描述在中東工作的男性菲律賓移工心中「縈繞不去」的恐懼:他們害怕待在家裡的妻子不守貞潔。8丈夫在家中的缺席讓他們無法再控制妻子的性欲,並有礙下一代的生育,因此,男性海外移工放假回家時常會迫使妻子懷孕,作為一種控制手段。把丈夫留在故鄉的女性移工也懷有類似的擔憂,尤其因為女性移工的先生發生外遇的可能性,被認為更大於男性移工的太太。

用Claudia和Olivia的話來說,一個家庭主夫會覺得自己「不如別的男人」與「悲慘」,因為妻子成為養家者這件事危及了他的男子氣慨。最糟的是,丈夫的不忠常會繁衍出婚外子女,瓜分家中有限的經濟資源,撫養小老婆家庭的費用有時甚至來自女性移工從海外寄回的匯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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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藍佩嘉
東爪哇村一位女性移工的丈夫正在照顧小孩。

我在菲律賓鄉下認識了Linda和她的丈夫。先生之前在香港當建築工人,但回家後失業至今,Linda隨後到台灣做了兩年家庭幫傭。我遇見他們的時候,大部分的家庭收入都是Linda賺的,除了先前出國工作的積蓄,她也在街角擺了個小吃攤。由於三個小孩昂貴的私立學校學費,Linda的積蓄變得越來越薄,在不久的未來,夫妻之中必須有一個人再度出國工作。

當我問Linda未來有何計劃,她話中充滿著不確定且遲疑的語氣:

「我不知道,他(丈夫)叫我待在家裡,繼續賣halo-halo(街頭小販賣的碎冰甜點)。他說他想要去工作,因為菲律賓男人想要當男子漢(笑)。我喜歡台灣的生活,因為有很多錢。我的老闆跟我說,你先生很幸運,因為你包辦所有的事。我把所有的錢寄回家養家,也養了我先生四個月!(我在家裡做的)工作和台灣一樣,燙衣、煮飯,(但是)有很多錢!這裡?沒有!但是我可以跟孩子在一起,這是最好的。」

誰照顧你孩子呢?

「我先生!他說同時當個父親跟母親很困難,這是他為什麼不想再一個人留在家的原因。我問小孩,『你們希望我再出國工作嗎?』他們說:『不,不要你去,爸爸去。』我先生不喜歡我去台灣,他說養家不是你的責任,是我的。他覺得很丟臉。」

所以你不會再出國工作了?

「如果我先生找不到工作,我一樣會被逼著再次離開。」

許多移民家庭的研究發現,女性移工對性別地位與男性優勢的翻轉,時常只是暫時或局部的。此外,女性移工的「收穫」通常也伴隨著壓力與衝突。Linda的先生想出國工作的原因,除了想尋回理想的男性養家者形象之外,也為了逃避承擔被看成女人家的事的撫育責任,正如他所抱怨的「同時當個父親與母親很困難」,但是像Linda一樣的女性移工卻沒有其他的選擇,必須兼顧雙重的親職。

離家別子的緊張情緒以及「被逼著再次離開」的經濟壓力折磨著她們。跨越國家疆界與性別界線的女性移工雖可能因此達到獨立與解放,但在家務與母職的道德領域中,她們仍承受污名與罪惡感的重擔。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跨國灰姑娘:當東南亞幫傭遇上台灣新富家庭》,行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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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特色

作者:藍佩嘉

這本書說的是女性外籍幫傭來到台灣的故事。自1992年起,一批批的家務移工憑著勇氣,飄洋過海來到全然陌生的島嶼,僅僅計算登記有案的家務移工,就已經超過16萬人。她們以短期契約的過客身分,在台灣社會的邊緣角落裡默默工作,維持著台灣社會的「現代生活」,但是,一般雇主只把她們當成「用玩即丟」的勞動力,無法享有公民權,甚至基本人權。

從馬尼拉到台灣,走過台北火車站、中山北路,一直到家中的廚房與臥室,台大社會系副教授藍佩嘉訪談了58位菲律賓、35位印尼女性幫傭,讓我們深刻地瞭解她們的命運與想法,是第一本完整介紹外傭生活的報導著作。作者也採訪了 51位僱有外籍幫傭的男、女主人,讓我們得以省思,自身家中的的親子與夫妻關係,其實如此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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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行人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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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牧宜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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