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應該對中國人好一點？

這樣的經驗讓基辛格所培養的外交官僚體系，以及美國民主黨的許多人士得到一種印象，認為中國是一個友善的國家，只要釋出善意就能夠爭取到中國對美國的支持。然而這個想法忽略了當時的美中和解是建立在冷戰獨特的戰略結構下。中國當時同時跟美蘇交惡，中蘇間的「珍寶島事件」更差點釀成核子戰爭。在這種情境下，中國對美國的善意給予回應是形勢所迫下的不得不為。而中國官方宣傳至今也並沒有因為這個冷戰時期的歷史友誼，停止對「美帝」進行各種嘲諷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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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在21世紀開頭，江澤民時代的末期，透過戴秉國出使美國建立的橋樑，美中關係曾經有一段蜜月期。但隨著中國對美國全球反恐戰略的消極態度，外帶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對外政策日益強硬，讓民主黨的奧巴馬在任期最後轉而推動旨在遏止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而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雖說有所不同，但同樣是基於美國對中國感到失望的結果。

但在美國國內，仍是有很多受基辛格影響的「專家」以及自由派人士停留在冷戰時代的思維，對中國存在過時的幻想。不過隨著美國政策的轉變，這種幻覺對美國實際造成的傷害有限。反而是在過去幾年的中東，自由派一廂情願的政策幾乎讓美國在中國的戰略瀕臨瓦解。

《金融時報》評論家 Gideon Rachman 在《東方化》（Easternisation: War and Peace in the Asian Century）一書中，談到了在埃及茉莉花革命發生時，美國的自由派幻想平民革命成功後，會由像古奈姆（Wael Ghonim）這樣的科技菁英掌權，帶領愛好自由的平民建立民主的埃及政府。然而現實中一但軍政府倒台，真正具備民意基礎執政的反而是立場更極端保守的穆斯林兄弟會。這讓美國不得不在2013年重新支持軍政府推翻具備民意支持的伊斯蘭政權。這一來一往導致美國的信用被埃及的各個派系質疑，讓美國失去埃及的支持。

而利比亞的卡達菲（ Muammar Gaddafi），在晚年也向美國遞出橄欖枝。但在茉莉花革命時奧巴馬同樣在自由派幕僚與希拉莉的慫恿下支持利比亞反抗軍推翻卡達菲。而結果不止沒有達成自由派想像中的民主勝利，反而讓過去被卡達菲壓制的利比亞族群衝突在革命後演變成內戰。這不只讓卡達菲建設的現代化利比亞重新淪為戰場，也間接導致美國大使於2012下半年於班加西喪命。

對世界各地的區域衝突一相情願的想像，導致了自由派在當前面對了可怕的困境。不論他們有多麼討厭特朗普，但在外交上自由派的政策幾乎沒有在任何地方起到他們所希望的作用。這就像畢靜翰希望透過呼籲台灣人釋出善意來達成和平，實質上卻激起了大的衝突。我們當然也期望和平，但我們也期望愛好和平的人能夠以更務實的觀點來看待台海關係。讓台灣與中國之間有真正的「尊重」，而不是要求一方去屈從另一方無理的要求。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