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準化的世界(上):用平均標準衡量不同個體,將不會適用於任何人

標準化的世界(上):用平均標準衡量不同個體,將不會適用於任何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兩種與「平均」有關的概念,可能已經綁架了你的思維。

問你一個問題:小明在大學的成績平均積點(GPA)獲得了滿分4分,但智商只有105(屬於普通)。小強的智商是140,但在大學的成績平均積點只有3分。請問誰比較聰明?

這個星期解讀的是《平均的終結》(台版《終結平庸》),作者是哈佛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托德.羅斯(Todd Rose)。前面開頭的問題其實是一個「陷阱題」,這一問題誘使你使用某種「平均標準」來思考誰比較聰明,而這問題的答案是:沒有答案。因為「小明的成績平均積點比小強高」這一訊息,是無法說明小明就一定比小強聰明的;反之,「小強的智商比小明高」這一訊息,也無法說明小強就比小明聰明。

如果我們再多問幾個問題,我們會發現,事情會越來越複雜——小明可能在文科方面比小強更好,而小強可能在下棋方面比小明強;小明在音樂方面極具天賦,而小強在數學方面鶴立雞群。

細想之下,我們當然能理解小明和小強其實是各有千秋,沒有誰真的在每一方面完勝對方。但我們曾經談過,大腦總是喜歡用便捷的方式迅速地、直覺地下結論,我們會本能地從單一訊息、單一維度下判斷。

因此,我們就是會情不自禁的用平均成績和平均智商分數這一類標準,來迅速的判斷一個人是否聰明——當你知道你的同學成績比你好時,你會自然而然的假設他/她比你聰明;當你看見本文開頭的問題時,你會直覺地給出一個答案,直覺地判斷誰比較聰明。

而羅斯的這一本《平均的終結》,說的就是現代社會的評價機制、現代人的思維,是如何被各類如智商、成績、身材標準、工作績效標準等等的「平均標準」所綁架的,以及我們該如何打破這一困境。

具體來說,有兩種與「平均」有關的概念,可能已經綁架了你的思維。

平均即完美,抑或平均即平庸?

羅斯在書中寫道,現今社會所普遍使用的「平均標準」這一概念,其最早源自於天文學:

18世紀的天文學家通常都會測量天體運動的速度。他們會記錄天體(如行星、彗星或恒星)經過望遠鏡上刻畫的兩條平衡線所需的時間。例如,如果想要計算出土星的運行速度並預測下一次它出現的位置,那麼天文學家需要在看到土星接觸到第一條線時按下懷錶的按鈕,開始計時,並在土星接觸到第二條線時,停止計時。

天文學家很快就發現,這項技術存在一個重大問題:如果10個天文學家測量同一星球,那麼他們很可能會得到10個不同的資料。如果多次觀測的結果均不相同,那麼怎樣才能知道應該使用哪個資料呢?

最終,天文學界開創了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最初被稱為「平均計算法」:把所有獨立測量的結果加起來,求其平均數,就得到了「平均測量值」。崇尚這種方法的人認為,平均數比任何單一資料都更準確,更能體現研究主體的真實值……

天文學家相信,對天體的每一次測量(例如測量土星的速度)都存在一定的誤差,而一組獨立的測量資料(例如多位元科學家測量土星的速度,或是同一位元元科學家多次測量土星的速度),其平均值會將誤差最小化。

事實上,著名數學家卡爾.高斯(Carl Gauss)給出了證據,證明了平均值最接近真實值(例如土星真正的運行速度)。

「平均計算法」原是天文學家們用來減少觀測天體的誤差的方法,至到後來,科學家阿道夫.凱特勒(Adolphe Quetelet)把這一方法延伸到了其他領域:

19世紀40年代初,凱特勒分析了愛丁堡醫學雜誌上發表的一組來自5738名蘇格蘭士兵的胸圍數字。

凱特勒把所有資料都加了起來,除以士兵人數,得出的結果是39¾英寸多一點,這是蘇格蘭士兵的胸圍平均尺寸。這個數位標誌著科學家第一次計算出了人類特徵的平均值。

然而,創造歷史的並不是凱特勒的計算,而是他對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所做出的回答:究竟這個平均值有什麼意義呢?

凱特勒對此的闡釋,是對人類平均值做出的第一次科學解釋,而他的解釋毫無意外地與天文觀測法如出一轍……

他宣稱,每一個人類個體都存在缺陷,只有平均化的人才能代表真正的人類。在計算出了蘇格蘭士兵的胸圍平均值之後,凱特勒得出了結論,每一名士兵的胸圍尺寸都代表一種自然存在的「誤差」,相反,胸圍平均尺寸代表著「真正的」戰士的胸圍尺寸,這名戰士完美無缺,沒有任何身體缺陷,正是自然設計出的戰士樣式。

為了證明他的解釋是正確的,凱特勒用「角鬥士的雕像」做了比喻。凱特勒請人們想像一尊角鬥士的雕像。假設雕塑家們做了1000個複製品。凱特勒聲稱,每一個雕塑家手工製作的複製品都存在這樣或那樣的誤差和瑕疵,不會與原作品完全相同。

然而,據他說,如果能將這1000個複製品進行平均,那麼這個「平均化的雕像」就會非常接近原作品。凱特勒引導人們在邏輯上再邁進一步,如果用同樣的方法把1000名戰士進行平均化,那麼平均化的戰士則會非常接近完美的戰士,而這名戰士只存在于柏拉圖的理想國裡,真實世界裡的戰士只是他的不完美的複製品罷了。

凱特勒把這種推理方法運用到了整個人類,他宣稱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依照某種人類標準範本而做出的帶瑕疵的複製品。凱特勒把這個範本稱為「平均標準人」。

凱特勒的比喻用得很好,邏輯也很清晰,而「平均標準人」這一觀念在當時也迅速的被學界與大眾所接受。

只可惜,這世上根本沒有「平均標準人」,羅斯在書中舉了兩個例子:

20世紀初,美國民間曾舉辦過一個「標準人」比賽,比賽的主辦方在收集了15,000名年輕女性的身材後,用平均計算法計算出了「標準女性」的體形尺寸,然後要求參賽者提交自己的體形尺寸,而最接近「標準女性」的體形的參賽者將獲勝。

在比賽開始之前,裁判們預測大多數入圍者的尺寸都會非常接近標準尺寸,比賽最終會以毫米之差分出勝負。然而事實是,在3,864名參賽者中,只有不到40人的5個部位達到平均標準,沒有一個人符合全部9個尺寸的平均標準。

1950年,美國空軍的研究人員在測量了4,063多名飛行員的身體各個部分的尺寸後,為飛行員的身材計算出了各個部位的平均值,並以此數據作為「標準飛行員」來設計駕駛艙。他們相信,這能造出適合大多數飛行員身形的駕駛艙。

但最終結果表明,在4,063名飛行員中,沒有一位飛行員的身材,是完全符合設計出來的駕駛艙的,沒有誰的身材與「標準飛行員」相符。研究人員還發現,如果只選擇三個部位進行比較,例如頸圍、大腿圍、腕圍,那麼只有3.5%的飛行員在這三個維度符合平均尺寸。

而結論就是,根本就沒有標準飛行員,如果為標準飛行員設計駕駛艙,那麼這個駕駛艙就不會適用於任何人。

當然,也不是沒有人批評過凱特勒的「平均即完美」這一觀點的,其中,有一位批評者在凱特勒的思想之上做了一些「改進」,羅斯在書中寫道:

弗朗西斯.高爾頓爵士(Sir Francis Galton)是受過專業訓練的數學家,他認為凱特勒能力超群,還稱他為「人口統計學和社會統計學的最高權威」。

高爾頓贊同凱特勒的「平均標準是瞭解人類的科學基礎」這一觀點。實際上,高爾頓同意凱特勒的大部分觀點,但是有一個觀點除外:平均標準人代表自然的意志。

他聲稱沒什麼比這一點更偏離真理了。對他來說,平均意味著平庸、粗糙、毫無特色——就像如今有權選舉下議院議員的下層階級那樣。

他相信,如果女性真的想要模仿某人的話,沒有比英國女王更為適合的模仿對象了。高爾頓認為,人類想要盡可能地超越平均標準的嘗試是不可避免的。

凱特勒認為,與平均標準相差過大就會造就「怪物」;而高爾頓認為凱特勒只說對了一半。像高爾頓、維多利亞女王和以撒.牛頓這樣的名人,遠遠超過了平均標準,而他們絕對不是怪物。

相反,高爾頓為這個階層起名為「傑出者」。那些遠低於平均水準的人,則被他稱作「低能者」。就這樣,高爾頓反對凱特勒關於「偏離平均標準就是錯誤」的論斷,然而,他又贊同凱特勒關於類型的概念,認為傑出者、低能者和平凡者分別代表著不同類型的人類。

他曾說,比平均速度快50%的人顯然比慢於平均速度50%的人更優秀,他們是不一樣的:速度更快的人意味著他們來自更高的等級。高爾頓把人類劃分為14個等級,從最低等級的「低能者」,到中間等級的「平凡人」,一直到最高等級的「傑出者」。

現在我們條件反射似的把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拿來與平均標準做比較——包括我們自己。

媒體發佈人們平均擁有的親密朋友人數(美國人有8.6個),人們一生中平均要親吻的愛人個數(女人有15個,男人有16個),夫妻平均每個月為錢爭吵的次數(美國是3次)——其實,很少有人不會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生活與這些數字做比較。

如果我們親吻的次數比該數字多,我們甚至可能覺得非常驕傲;如果自己的數字較低,我們可能會自怨自艾或者感覺羞愧。

如今,給個體分類型和排等級似乎是非常基本、自然、正確的事情,我們不會感覺到這種判斷會磨滅人的個性。

在大約50年的時間裡(從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幾乎所有的社會機構都開始將個人拿來與平均標準相比較。在這段轉型期裡,企業、學校和政府逐漸採納了這一指導思想:系統比個人更重要,應該將每個人進行分類和分級,並在此基礎上為個人分配機會。

如今,平均標準的時代並未過去。在21世紀的第二個10年,我們距離平均標準的差距或超過平均標準的程度,依然是評價個人價值的標準。

我不會假裝認為,工作場所裡採用的泰勒主義以及學校裡實施的標準化和排名制度是某種災難。因為這並不是災難。社會完全接受平均主義後,企業得到了蓬勃的發展,消費者得到了實惠的商品。泰勒主義提高了整個社會的工資水準。在它的幫助下,擺脫貧困的人可能比過去一個世紀裡的任何單一經濟發展時期都要多。

由於大學申請者和找工作的人不得不參加標準化考試,裙帶關係和任人唯親的現象隨之減少了,家庭背景不好的學生得到了通向更好生活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在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總的來說,美國社會普遍實行平均主義,無疑幫助了美國發展成為相對穩定而繁榮的民主主義國家。

然而,平均主義確實讓我們付出了代價。社會迫使我們每一個人努力達到一定的、狹隘的期望標準,才能在學校、工作和生活中取得成功。我們都力爭做到和別人一樣——或者更確切地說,我們都想成為更好的別人。

天資聰慧的學生之所以被稱作天才,是因為他們和其他人一樣都參加了標準化考試,只是考得更好;優秀的應聘者更受歡迎,是因為他們擁有和所有人一樣的各類證書,只是等級更高。

我的理解如下:

泰勒主義的平均標準,其主要作用就是讓社會有了一把衡量優劣的「尺」。有了這把尺,我們就能夠相對「客觀」的衡量大部分事物。

以前,我們不知道要如何客觀地衡量一個人的聰明才智,以前的人都是透過主觀的直覺判斷來分析一個人的。現在,我們有了智商測試和大學平均分這一類「尺」。

以前,我們不知道如何客觀地衡量一家餐館的食物到底好不好吃,現在,我們可以透過大眾在互聯網給予該餐館的平均分數(例如,臉書和谷歌的評分系統),來判斷哪一家的食物更出色。

由於泰勒主義的平均標準提供了我們一把尺,所以我們可以更清晰、具體的衡量各類事物了,這一把尺可以延伸成一個樓梯——人們在這一樓梯上進行分級、排名,並按照標準不斷的往上爬、力求進步。

當人們獲得進步後,平均標準也因為人們的進步而不斷往上提升,結果人們又有了更高的標準,這無形中起到了推進社會繁榮的作用。而作為代價,你必須與他人一樣,用同一把尺來衡量與被衡量自己的才華、能力、成就、事業——無論這一把尺是否真能衡量你,社會對你的評價,你對你自己的評價,都會受到這一把尺的影響。

社會中的各類「標準」,在無形中迫使你變成某種「標準人」。

標準化的世界(下):要真正理解一個人,你就不能把他當作是「一個人」來看

本文經4THINK授權刊登,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