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邊陲論》:「受害者意識」的邏輯

《日本邊陲論》:「受害者意識」的邏輯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總是要等「對方」出手,遊戲才會開始。從來不曾想過其實自己也有「主動出擊」的可能。因此我必須說,現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思維非常忠於長期以來的「邊陲」傳統。

文:內田樹

我們日本人從來都無法回答「日本是怎樣的政治單位?理念基礎為何?被統治在怎樣的原理之下?未來的目標是什麼?」之類,對民族國家來說理所當然的問題。因為那些都是面向未來的事,而未來並不會進入日本「現實主義者」的視野。

戰敗後,大日本帝國的領導階層沒有任何人出來承認「開戰方針是我主導的」,因此,無法明確指出遂行此戰爭的主體是誰。理念上的主體似乎是「國家體制」。即便「國體護持」、「國體明徵」等口號被大肆宣揚,但具體內容為何,大家都一頭霧水。

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有關「天皇及日本政府之國家統治權」應「從屬於聯合國最高司令官」此一項目的解釋,曾在御前會議上引發激烈的爭辯。爭辯重點在於是否意味著「國體的變革」(還因此延宕了投降的決定,害得許多人枉死)。

在進退兩難之際,支配階級最關心的仍是國家體制如何維持的問題。但這也還好,真正令人錯愕的,是這般具有決定性,又能有效整合國民意見的「原理」究竟為何,日本帝國最高首腦之間始終無法取得共識,最後還是必須用「聖斷」,亦即天皇的定奪來收拾。這才是最令人詫異的問題。

——丸山真男,《日本的思想》,1961年

甚至連該「聖斷」能否保全國體,軍部都還分裂成「承詔必謹派」與「神州防衛派」。「神州防衛派」主張無論政府、天皇,或任何人都沒有決定國體意義的權利。

御前會議做出的結論是:「天皇以及日本政府」從屬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一事,並不會侵犯「國體之本義」。在後來的東京審判過程中,也用「國體本來就是以民為主的」、「八紘一宇之皇道」意指四海一家(universal brotherhood)之類的理由來辯駁。

我們的固有觀念認為,既然「國體」是日本國家的本體,那麼,即便從屬於他國,政體的根本理念仍不會產生任何變化。這和主張政府、天皇,甚至任何人都沒有權力定義國體的「神州防衛派」意見相同。

我無法嗤笑國體的規定是「無稽之談」,畢竟日本國民主體性的核心就存在於這種自我認識的模式之中。「哪怕從屬於他國之下,政體的根本理念也不會改變」。換言之,「使狀況產生變動的主體總是來自於外界,而我們一直處於被動的狀態。」

因此,無法以國際法用語來定義國體一事本身,就已完美詮釋了日本這個國家的本質。我們可做如是想:「感覺上」是一種無法言喻的「東西=氛圍」在引導日本人的集體行動,讓我們每次都直接接受,並屈服於當下的既成事實。而這種作法長久以來就是我們國家的中心骨幹,至今依然不變。

丸山認為納粹指導者在「確知善惡之別」,「在充分知悉的狀態下選擇了惡」,「選擇走向會造成數百萬人死傷,破壞與憎恨的戰爭一途」的言行,在條理上還說得通,至少可自成邏輯。故就此而言,能給予某種程度的評價。希特勒就曾在進攻波蘭前做過如下的宣言:

在此,我要讓宣傳家知道我開戰的理由。——我的話合不合理並不重要。我們若戰勝,應該也不會有人問當初說的是否屬實。總之,一旦開始並遂行戰爭行動,正義與否就變得無關緊要了,重要的是必須獲勝。

——丸山真男,〈軍國支配者的精神型態〉,《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64年

希特勒如此乾淨俐落的虛無主義表述讓丸山甚為訝異,還讚賞他「說話真有自信」。接著,丸山又補充了以下這些:

在這個國家,沒有軍人敢如此明確地表態。不管內心多麼認同「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觀念,都沒有勇氣公然承認那是自己下決定時採用的原則。

——丸山真男,〈軍國支配者的精神型態〉,《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1964年

戰爭領導人在東京審判庭上表情嚴肅地反覆辯解,說自己「並無惡意」。日本侵略他國時之所以會揭櫫「八紘一宇」、「大東亞共榮圈」等口號,是因為連他們自己或多或少都相信「以武力壓制其他民族的行為除了宣傳皇道,也是對其他民族的慈悲與恩惠」。

相對於此,納粹首領希特勒卻如雄獅般慷慨激昂地說:「其他民族興盛或滅絕,只有等他們當了我們文化的奴隸時才有意義,否則我一概不關心。」但在日本人身上,絕對無法看見如此明確的戰爭理念。就算欺瞞也好,若不打著「慈悲與恩惠」的旗幟,我們就無法侵略別國。甚至被侵略的國民,我們也會忍不住向他們要求氛圍的共享與情境的親密。

丸山寫這篇文章以來,已過了六十多年,但裡面指出的問題至今仍十分切中要害。戰爭高層當時使用的藉口,如:我們的「侵略行為」是為了開化、教導鄰國那些文明的後進國,動機是出於慈悲與恩惠。這些話現在(或說直到今天)仍反覆出自許多保守派論者之口。不僅如此,甚至還有下述這些肯定戰爭行動的言論,譬如:我們被逼到除了以「ABCD包圍網」來作戰別無他法的地步,或列強為了掌控歐洲做出這種危險的賭注,但犧牲品卻是我們。

確實,大家各有不同說法,其中也不乏頗具說服力者。但是,無論舉證理由為何,「來自某處的某個東西」是引發這場戰爭的主因,像這樣的敘述框架從來都未曾改變。即使所有證據都顯示出他們肯定「大東亞戰爭」,卻沒有人站出來承認自己是基於堅韌的思想以及明確的世界戰略,才主動發起了戰爭。明明對戰爭抱持肯定的態度,卻只用「我們被逼到除了打仗以外無路可走」的被動語態,不然完全無法對戰爭做相關論述。此外,也沒有人認為是先有思想與戰略才引導戰爭進行的。真的沒有。哪怕再好戰的核武軍備論者,支持他們的邏輯的,依舊是「受害者意識」。「或許北韓會向我們發射核彈」,「中國可能會進而掌控東海油田」,若我們被逼到那種地步,軍備卻不夠,那就一切都不用談了。

唯有使用受害句型,這些「現實主義者」才能進行軍事論述。決定何時、如何、什麼方法「逼迫」日本的力量永遠站在他方,日本對此狀況實在莫可奈何,只想得到「要是被逼的話」恐怕會狗急跳牆這類恐嚇語法,卻幾乎無法用智謀來思考防禦手段,避免陷入「被迫」的窘境。我們總是要等「對方」出手,遊戲才會開始。從來不曾想過其實自己也有「主動出擊」的可能。因此我必須說,現代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思維非常忠於長期以來的「邊陲」傳統。

相關書摘 ►《日本邊陲論》:當日本人不再是日本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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