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邊陲論》:當日本人不再是日本人時

《日本邊陲論》:當日本人不再是日本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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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日本人站在後進者的立場時,往往能發揮卓越的能力,有效模仿過去的成功典範。但若要求我們從先行者立場出發,領導其他國家,那麼思考就會陷入停止運作的狀態。

文:內田樹

明治時代有一位赴美苦學,後來成為耶魯大學教授的日本人,名叫朝河貫一。日俄戰爭前後,他為了將美國輿論導向親日方向,致力於演講和出版活動,留下了不可或忘的功績。

如前所述,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獲勝,站上國際新秩序的領導者地位。與此同時,卻一直受到落後的帝國主義思維糾纏。日俄戰後的日本欠缺未來願景,讓朝河貫一深感悲傷與憤慨。

日本在日俄戰爭獲得了薄冰般的勝利,「不僅因為有堅毅的軍人與精銳的武器,不只發揮了武士道,更非只靠全國一致的忠君愛國之心。(……)我們不可忘記的是,在危急存亡之秋,舉國上下燃起的勇氣,結合了東洋世界的正義。而這種命運共同體的觀念,深深感動了五千萬同胞。」(朝河貫一,《日本之禍因》,1987年,以下引言文字皆出自本書)

此處之「東洋世界的正義」,指的是中國清朝的主權保全與機會均等。「機會均等」是二十世紀初國際外交的關鍵詞之一,具體上指的是不獨佔中國清朝權益,各國皆可依自由平等的原則交易與競爭。然而,英國在中國已是既得利益者,一方面為了壓抑其他帝國主義後進國(俄國、德國、日本等)的加入,同時也開放門戶給一直以來對中國市場懷有強烈野心的美國。即便這只是在帝國主義語境下相對而言的「正義」,至少可讓列強中國鯨吞蠶食的狀況不再繼續惡化,對中國人民來說,至少還有其他選項,可以等待國家主權的恢復以及市場發展成熟,因此還算「聊勝於無」。

朝河把清朝主權保全與各國機會均等兩大原則稱為「新外交」。「舊外交」指的是「列強欺凌支那並相爭牟利的政策」。總之,他們對中國貪得無厭,只顧本國私利,卻不容他國置喙。

蘇俄帝國走的是「舊外交」路線。相對地,日本之所以在日俄戰中獲勝,乃因採取正義的「新外交」原則,得到國際社會支持之故。雖然只是徒具形式的漂亮話,但既然高舉「東洋世界的正義」大旗,有助於在現實中獲勝,「說漂亮話」就變成一種既定的政治現實了。與「現實主義」相較,假如「理想主義」的現實意義比較高,那就用「理想主義」來行動。這樣的思維豈不是更現實主義嗎?

殷鑑不遠。前日之敵有俄國。戰前,部分俄國政治家(……)猶如不知本國之外尚有清國,不洞察日本國情,無懼於歐美列強感受,亦不知當今世界動向乃要求維護清國主權與機會均等原則,卻擅作主張,欲成就本國大業,遂陷自身於內外危難之境,遭受國家之屈辱。

以上是朝河對於俄國戰敗、日本獲勝的見解。簡言之,國際協調與擁護兩大原則,讓我們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

俄國之同盟國法蘭西亦因冀求世界文明進步,多位有識之士祈願日本獲勝。遑論英國,遑論對此二原則期望最殷切之美國。如此想來,世界正義之士之支持對日本獲勝貢獻不淺。忽略此事乃不公正之見解。

然而,戰後日本卻重蹈俄國這個「前日之敵」的覆轍。接二連三展開侵害清國主權與機會均等原則的行動。割讓地、礦山鐵道利益特權,領事治外法權、居留地專管地之行政權等等。朝河痛罵這些是「眩惑於一時小利,無顧長遠國運」的愚行。誠如此一陰暗預言所示,日本在「國運的分界點」上誤入歧途,並於三十年後,瀕臨近乎亡國的危機。朝河在日俄戰後,即九一八事變發生前四分之一個世紀,就精準預言了未來國際輿論對日本的看法。

「日本日後必將逐一併吞韓國,侵吞中國東北地區南部,以掌控清朝帝國命運,再將手伸進印度,恫嚇菲律賓與澳大利亞,最終志在征服全東洋。」

誠如朝河的預言,後來日本發展的亞洲戰略果真是「攪亂東洋和平,成為世界憎惡之府,瞬間陷國家於逆境」。

透過這本警世之書,本人思考的是為何日本人會「眩惑於一時小利」,未能「在輿論前屈膝」,「無顧長遠國運」這個問題。大幅引用朝河文章的原因在此。

政治人物若能冷靜思考國家利益,必會維持日俄戰後得之不易的「新外交」戰略,做出以下推論:從國際輿論的情勢來看,協助保全清朝之主權,對我國比較有利。即使會暫時犧牲在中國的權益,但長期利益是能在國際上取得聲譽和發言權。毋須具備格外敏銳的知性,也能理解這般程度的事。但我們竟然沒有做到,這才是問題的癥結。

若是在比較、考量幾個外交選項後才斥退「理想主義」,採用了「現實主義」政策,那麼至少在邏輯上還說得通。而接下來應該討論的是,判斷這樣做比較有利所根據的理由是什麼。但我們並非如此。當時的日本人沒有「考量適當與否」的問題。漠視對國家來說具長期利益的選項,卻如鬼魅纏身般,短視近利地擁抱可確保短期利益的方案。為何會發生這種事呢?

我不同意明治末年的日本人比其他時代駑鈍、邪惡的說法。《樸資茅斯條約》後,引發日比谷縱火事件的日本媒體和群眾運動家,對國際情勢以及日本國力的評價極度無知。這是事實。日本國民不清楚國際狀況,政府未告知日俄戰爭是一場「薄冰般的勝利」。因訊息的欠缺,導致國民做出錯誤判斷。或許要這麼說也可以成立,但我個人無法接受。

因為,經驗論上「整體國民的無知」並非只靠政府的管控就能達成。人只有在刻意封閉訊息,讓自身處於無知狀態時,才會真的無知。只要有求知意願,即使情報不足,尚且能在組織性的隱蔽之中,努力找出蛛絲馬跡,推測發生了什麼事。任何人都具備這種能力,明治末年的日本人亦如是。問題是當時為何沒有發揮作用?

即使幕府末年日本人對海外情勢一無所悉,仍能在短時間內,以極少量的情報形成國民共識。我們體認到若再繼續下去,恐怕會遭受帝國列強的侵犯,繼中國步上半殖民地的後塵。(否則,如明治維新那般激進的政體變革應該不會發生。)換句話說,情報量的多寡與判斷的正確性並無絕對關係。就算只有一丁點的資訊,想知道的事還是會知道。相對地,若不想了解,無論訊息多豐富,終究是不會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