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帝」是害怕下台被清算?中國歷史上貪污與權力的共生關係

「稱帝」是害怕下台被清算?中國歷史上貪污與權力的共生關係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讓中國的平民掌握政治權力,習近平可以讓中央肅貪配合民間擁習的民意夾擊舊勢力的殘餘力量。逐步落實民主,讓舊勢力在民意制衡下永遠無法造成威脅。同樣是冒著被政變的風險,這麼做反而能以肅貪與中國民主之父的盛名流傳後世。

中國新華社在2月25號公佈了中共有意修憲的消息:建議從憲法中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表述。這個消息出現後,震撼了包括台灣在內的世界各國。一時之間,習近平「稱帝」的消息在網路上快速擴散。許多以小熊維尼暗喻習近平的圖文與創作,也迅速在網路上流傳。

與外國的情況相反,中國內部在官方的嚴令之下,微博裡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關鍵字都遭到封鎖,相關討論也遭刪除。

對於習近平主導的中國官方推動修憲的意圖,外界目前大致有正反兩種論述。持正面肯定論述的觀點,認為習近平延長任期是為了鞏固打貪肅貪的成果,並且能夠替中國規劃長期一貫的國家政策。持反面否定的論述,則認為習近平因為自身的權力慾與大頭症,意圖透過終身執政取消中共慣例的「集體領導」,破壞中國所剩無幾的「共和民主」。甚至認為這可能是中國走回封建帝制的先聲。

其中還有比較荒謬的論述,就是把習近平取消任期類比德國、日本的議會內閣制,認為這是執政黨長期執政的民主常態,沒什麼好吃驚的。這種荒唐的說法似乎忘記了,德國、日本的內閣制首相雖然沒有任期限制,但執政黨卻要接受定期選舉的民意監督。

相較之下,中國已經沒有定期選舉,政治人物的下台只能靠制度規定的任期以及共產黨不成文的接班慣例約束。過去孫政才的落馬以及今天的修憲傳聞,都已經暗示了習近平決定打破上述兩項制約。在沒有民意支持的定期考驗下,會把習近平拿來類比內閣制民主長期執政的說法,實在有失政治學者的專業素養。

除了上述荒唐的說法,比較大的分歧還是來自於刪除任期制的利弊得失。認為修憲會有負面影響的人,所持的立場大多是認為絕對的權力將造成絕對的腐敗,習近平塑造的專制威權將會讓中國的未來更加黑暗。但這樣的說法看在支持者的眼中,則顯得太一廂情願。因為支持者認為習近平正是為了打擊江澤民時代以來大小官員的貪腐,才需要延長任期。延長任期一來可以確保習近平的打貪政策可以持續下去;二來也是防止習近平在下台後遭到過去被整肅官員的同黨報復,保護他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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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中國歷史上專制與貪污的共生

因此延長任期在支持者眼中是一種延續改革的手段,目的是為了對抗貪污。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權力將造成絕對的腐敗」這句格言背後描述的價值,在他們眼中並不符合中國政治的現況。當然,我們無法知道習近平延長任期的真正動機是什麼。究竟真的是為了要長期肅貪,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野心,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從歷史上中國權力政治運作的規律,還是能看出當代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在過往中國的歷史中,為了鞏固改革成果害怕被人清算而終身掌握權力的人並非沒有。例如東漢丞相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就直白的說出自己不敢放下權力,是因為害怕一旦沒有軍權保護,恐怕會遭到仇家清算:

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也正是因為如此,過去中國歷朝歷代的許多改革者因為害怕被繼任者清算,於是走向建立自身威權獨裁,甚至是篡奪王朝的道路。這也是為什麼現代有許多人認為習近平在未來有可能「稱帝」創立「習朝」的原因。因為這樣的走向太類似中國歷史上一再上演的劇本。但我們就算先假設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是真心為了鞏固肅貪成果以及害怕下台後被清算,但這樣的做法真的能遏止貪污嗎?

在中國的歷史上,貪污與權力具有十分微妙的關係。一方面貪污往往被當作是政治酬庸的一環,開國君主對底下臣子的貪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報償這些臣子對自身權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貪污也成為臣子一種表明自身沒有野心的方式;透過貪污讓君主得到自己的把柄,表示自己除了享樂之外,沒有更上一層樓的野心。除了秦漢時期的王翦蕭何都曾用這個方法來讓君主放心,前幾年因為連續劇《蘭陵王》聞名的北齊名將高長恭,也曾經試圖用這種方式避禍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

當時北齊的皇帝問高長恭在洛陽芒山一戰衝鋒陷陣那麼深,如果發生萬一不會後悔嗎?高長恭身為皇族,認為國家的戰爭是他自己的「家事」所以不擔心。但皇帝卻因為這場問答,疑心高長恭把國事當作自己的「家事」是不是有奪權的野心。於是高長恭在出征定陽一帶時「貪殘」當地,希望透過自己製造醜聞「自穢」來緩解皇帝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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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isling @ CC BY-SA 4.0
日本宮島神社供奉的蘭陵王像

正因為貪污與權力間存在這種微妙的共生關係,中國歷代的專制王朝雖然都深知貪污不好,但總是無法禁絕,使得貪污成為專制體制下不得不為的「結構性問題」。

這或許也可以解答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奇妙的現象。傳統上中國相當推崇依靠戰爭手段統一全國的開國君主,認為這種手法才是「得國最正」,具有「天命」,至於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往往被視作非常卑鄙負面的「篡位」行為。如果我們以權力跟貪污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或許能夠解開這種思維背後的部份原因。

通常依靠戰爭開創的王朝,君主本身就是壟斷武力的權力分配者,相對來說對底下臣子的依賴性較小。因此這類君主客觀上比較能夠大膽肅清貪污結構,建立相對清新的開國風氣(但這仍是要看該君主自身的想法)。然而依靠和平轉移的方式取得政權的君主,對臣子支持的依賴性較大,必須依靠既有大臣跟世家的支持,相對而言更縱容這些世家大族的貪腐。

最明顯的比較像是曹操、曹丕父子。曹操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起家,在《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文獻中,都可以看出曹操在人事上可以依據才能為標準拔擢人才。而在曹操時代像滿寵、楊沛、楊阜、辛毗之類的臣子都可以直接懲治諸如曹洪等曹氏親族重臣的貪腐行為。到了曹丕的時代,由於曹丕取得政權靠的是繼承和逼迫漢獻帝讓位的和平轉移手段,因此便需要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時代便採用陳群的「九品官人法」,以家世背景作為拔擢人才的任官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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