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帝」是害怕下台被清算?中國歷史上貪污與權力的共生關係

「稱帝」是害怕下台被清算?中國歷史上貪污與權力的共生關係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讓中國的平民掌握政治權力,習近平可以讓中央肅貪配合民間擁習的民意夾擊舊勢力的殘餘力量。逐步落實民主,讓舊勢力在民意制衡下永遠無法造成威脅。同樣是冒著被政變的風險,這麼做反而能以肅貪與中國民主之父的盛名流傳後世。

中國新華社在2月25號公佈了中共有意修憲的消息:建議從憲法中刪除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和副主席「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表述。這個消息出現後,震撼世界各國。一時之間,習近平「稱帝」的消息在網路上快速擴散。許多以小熊維尼暗喻習近平的圖文與創作,也迅速在網路上流傳。

與外國的情況相反,中國內部在官方的嚴令之下,微博裡包括「習近平」在內的關鍵字都遭到封鎖,相關討論也遭刪除。

對於習近平主導的中國官方推動修憲的意圖,外界目前大致有正反兩種論述。持正面肯定論述的觀點,認為習近平延長任期是為了鞏固打貪肅貪的成果,並且能夠替中國規劃長期一貫的國家政策。持反面否定的論述,則認為習近平因為自身的權力慾與大頭症,意圖透過終身執政取消中共慣例的「集體領導」,破壞中國所剩無幾的「共和民主」。甚至認為這可能是中國走回封建帝制的先聲。

其中還有比較荒謬的論述,就是把習近平取消任期類比德國、日本的議會內閣制,認為這是執政黨長期執政的民主常態,沒什麼好吃驚的。這種荒唐的說法似乎忘記了,德國、日本的內閣制首相雖然沒有任期限制,但執政黨卻要接受定期選舉的民意監督。

相較之下,中國已經沒有定期選舉,政治人物的下台只能靠制度規定的任期以及共產黨不成文的接班慣例約束。過去孫政才的落馬以及今天的修憲傳聞,都已經暗示了習近平決定打破上述兩項制約。在沒有民意支持的定期考驗下,會把習近平拿來類比內閣制民主長期執政的說法,實在有失政治學者的專業素養。

除了上述荒唐的說法,比較大的分歧還是來自於刪除任期制的利弊得失。認為修憲會有負面影響的人,所持的立場大多是認為絕對的權力將造成絕對的腐敗,習近平塑造的專制威權將會讓中國的未來更加黑暗。但這樣的說法看在支持者的眼中,則顯得太一廂情願。因為支持者認為習近平正是為了打擊江澤民時代以來大小官員的貪腐,才需要延長任期。延長任期一來可以確保習近平的打貪政策可以持續下去;二來也是防止習近平在下台後遭到過去被整肅官員的同黨報復,保護他自己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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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專制與貪污的共生

因此延長任期在支持者眼中是一種延續改革的手段,目的是為了對抗貪污。在這種情況下「絕對的權力將造成絕對的腐敗」這句格言背後描述的價值,在他們眼中並不符合中國政治的現況。當然,我們無法知道習近平延長任期的真正動機是什麼。究竟真的是為了要長期肅貪,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權力野心,沒有人知道。但我們從歷史上中國權力政治運作的規律,還是能看出當代中國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在過往中國的歷史中,為了鞏固改革成果害怕被人清算而終身掌握權力的人並非沒有。例如東漢丞相曹操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就直白的說出自己不敢放下權力,是因為害怕一旦沒有軍權保護,恐怕會遭到仇家清算:

欲孤便爾委捐所典兵眾,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也。何者?誠恐已離兵為人所禍也。既為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傾危,是以不得慕虛名而處實禍,此所不得為也。

也正是因為如此,過去中國歷朝歷代的許多改革者因為害怕被繼任者清算,於是走向建立自身威權獨裁,甚至是篡奪王朝的道路。這也是為什麼現代有許多人認為習近平在未來有可能「稱帝」創立「習朝」的原因。因為這樣的走向太類似中國歷史上一再上演的劇本。但我們就算先假設習近平取消任期限制是真心為了鞏固肅貪成果以及害怕下台後被清算,但這樣的做法真的能遏止貪污嗎?

在中國的歷史上,貪污與權力具有十分微妙的關係。一方面貪污往往被當作是政治酬庸的一環,開國君主對底下臣子的貪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報償這些臣子對自身權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貪污也成為臣子一種表明自身沒有野心的方式;透過貪污讓君主得到自己的把柄,表示自己除了享樂之外,沒有更上一層樓的野心。除了秦漢時期的王翦蕭何都曾用這個方法來讓君主放心,前幾年因為連續劇《蘭陵王》聞名的北齊名將高長恭,也曾經試圖用這種方式避禍

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

當時北齊的皇帝問高長恭在洛陽芒山一戰衝鋒陷陣那麼深,如果發生萬一不會後悔嗎?高長恭身為皇族,認為國家的戰爭是他自己的「家事」所以不擔心。但皇帝卻因為這場問答,疑心高長恭把國事當作自己的「家事」是不是有奪權的野心。於是高長恭在出征定陽一帶時「貪殘」當地,希望透過自己製造醜聞「自穢」來緩解皇帝的猜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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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isling @ CC BY-SA 4.0
日本宮島神社供奉的蘭陵王像

正因為貪污與權力間存在這種微妙的共生關係,中國歷代的專制王朝雖然都深知貪污不好,但總是無法禁絕,使得貪污成為專制體制下不得不為的「結構性問題」。

這或許也可以解答中國歷史上另一個奇妙的現象。傳統上中國相當推崇依靠戰爭手段統一全國的開國君主,認為這種手法才是「得國最正」,具有「天命」,至於和平轉移政權的方式往往被視作非常卑鄙負面的「篡位」行為。如果我們以權力跟貪污的角度來進行思考,或許能夠解開這種思維背後的部份原因。

通常依靠戰爭開創的王朝,君主本身就是壟斷武力的權力分配者,相對來說對底下臣子的依賴性較小。因此這類君主客觀上比較能夠大膽肅清貪污結構,建立相對清新的開國風氣(但這仍是要看該君主自身的想法)。然而依靠和平轉移的方式取得政權的君主,對臣子支持的依賴性較大,必須依靠既有大臣跟世家的支持,相對而言更縱容這些世家大族的貪腐。

最明顯的比較像是曹操、曹丕父子。曹操依靠自己的武裝力量起家,在《求賢令》《舉賢勿拘品行令》等文獻中,都可以看出曹操在人事上可以依據才能為標準拔擢人才。而在曹操時代像滿寵、楊沛、楊阜、辛毗之類的臣子都可以直接懲治諸如曹洪等曹氏親族重臣的貪腐行為。到了曹丕的時代,由於曹丕取得政權靠的是繼承和逼迫漢獻帝讓位的和平轉移手段,因此便需要依靠世家大族的支持。曹丕時代便採用陳群的「九品官人法」,以家世背景作為拔擢人才的任官標準。

到了司馬家篡位後,中央對世家的依賴更盛。像是賈南風之所以能夠權傾一時,部分原因便是出在他父親賈充是當年幫助司馬家篡位的主要謀士。而在司馬家旁支司馬睿東渡建康取得政權後,對琅邪王氏的依賴更演變到「王與馬,共天下」的地步。

而像是以清廉勤政聞名的楊堅,在篡位後為了自身政權的鞏固,對手下大將高熲、史萬歲、楊素等人都相當猜忌。但諷刺的是最後被貶官、斬首的反而是清廉剛直的高熲、史萬歲。「貪冒財貨,營求產業。東、西二京,居宅侈麗,朝毀夕複,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處,邸店、水磑並利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的楊素雖然也遭猜忌,反而無事的成功勾結楊廣奪權,種下了隋朝滅亡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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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用專制對付貪污的挑戰

如果我們把中國歷史上這套權力運作的模式拿來分析當代的中國政治,就可以看到習近平的肅貪在當前無論是真心還是假意,都是順應權力潮流的舉措。因為當前中國的貪腐,是中共各派權貴在改革開放後瓜分利益的結果。而江澤民以來中共「隔代接班」的遊戲規則,也確保了各派系願意共同擁護這樣的政治結構。習近平一開始作為一個江澤民與胡、溫派系間權力平衡的過度角色,要想有所作為,就一定要挑戰既有的權力與利益結構。

這讓習近平的「改革」與「擴權」成為一體兩面。如果習近平真心希望改革,他必須要擴權才有能力打垮既得利益分贓的權力結構。相反的,如果習近平為的是滿足自己的權力野心,他也要透過「肅貪」才能打斷既有的利益跟權力鎖鏈,同時取得民意支持的正當性。但無論習近平初始的動機是哪一個,一旦他走上這條路,他便會成為既存派系的共同敵人。在這樣的情況下,肅貪成為了擴權的工具,擴權也成為了肅貪的手段。

但廢除任期限制後未來十年的變化,才是習近平肅貪決心的真正考驗。畢竟當權的肅貪對象,都是江澤民與溫、胡時代留下來的各派殘餘人馬。肅清這些人對習近平而言不只無害,反而是掃蕩潛在的政敵。而習近平自己的人馬大都還在各地歷練,累積進入中央的資歷;在這個階段除非當事人想自斷前程,否則也不會有人去聚斂財富。

然而當習近平的人馬完成了在地方的歷練進入中央後,才開始能夠真正考驗習近平的肅貪,究竟是玩真的還是奪權的手段。因為這時習近平將面對的肅貪對象,極有可能是自己一手栽培的人馬。習近平要像過去的專制帝王一樣為了維持政權的穩定,培育自己的人馬成為新的貪腐結構;還是要冒著政權不穩的風險,嚴厲的監督自己的人馬建立清廉的政治?

修憲帶來的動亂風險

另一個風險,在於那些被掃蕩的舊勢力殘餘會心甘情願地吞下去,或是想辦法激起更大的變亂?

唐玄宗時代之所以會爆發安祿山之亂,除了個人的野心,部分原因也來自於權力制度所造成的後果。《資治通鑑》記載了李林甫在成為宰相後,為了長期壟斷權力,改變了唐朝權力運作的潛規則。過去唐朝為了怕將領專權,因此在慣例上會讓有功的將領進入中央當宰相,「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這一方面讓將領以這種「榮退」的方式自動放棄軍權,也讓這些將領能進入中央掌握權力而不會生出貳心。

但李林甫為了怕新來的宰相分割自己的權力,鼓吹唐玄宗任用胡人將領。「以胡人不知書」無法勝任宰相的方式讓過去的潛規則自動廢棄。這一方面讓安祿山等胡人將領壟斷軍權,也讓這些將領因為無法進入中央而懷恨在心,間接造成後來安祿山與楊國忠的鬥爭與安史之亂的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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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亂

對江澤民與胡、溫所留下來的人馬來說,習近平修憲後也標誌著過去近二十年所建立的「隔代接班」成為歷史,自己身為非習近平嫡系人馬恐怕永遠無法進入權力核心。而且在習近平擢升自己人進入中央的「肅貪」行動下,這些人無論有沒有真的貪污,都是潛在的「被肅貪」對象。因此這些人會繼續忠於習近平還是想辦法推翻他,將會成為未來十年中國內部最不安定的潛在風險。

因為中共內部奉行祕密主義,所以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真實情況,外界往往無法知悉。但從去年以來習近平屢傳遭遇暗殺的傳聞,可以間接推測中共內部的暗潮洶湧。此外,這樣的風險也回歸到前面的問題。當未來習近平的人馬羽翼已成進入中央後,在新舊權貴之間劍拔弩張的氣氛下,習近平為了靠這些人保命,究竟能不能堅持反貪腐的初衷,以同樣嚴格的標準來要求自己的人馬?這也將是習近平最嚴格的考驗。

為什麼要民主?

其實從上面的討論,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思考一個問題:「為什麼中國需要民主?」

在專制政治的遊戲規則下,權力跟貪腐永遠是雙生的光與影。這不是說專制的領袖必然比民選的元首邪惡,而是制度造成的形勢讓他不得不為。有人會質疑,難道民主就沒有貪腐的問題嗎?當然有,民主無法確保選賢與能,自然也無法確保個人沒有貪欲。但民主的好處在於制度所建立的形勢,能夠把貪腐的危害降到最低。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專制政治的權力來自與領袖或是權貴的力量,民主政治則是來自全民。因此當政治人物追求的是個人野心,在專制政治下的權力酬庸,永遠是少數權貴之間合縱連橫的危險遊戲。但在民主政體裡,同樣追求個人野心的政治人物,他要酬庸的對象則是全民,就算最狹義的來說,也必然包含了中產階級以上的社會中堅。

在羅馬共和的時代,以承包工程為核心的貪腐,也同樣盛行於羅馬,但這反而成為羅馬社會穩定與進步發展的動力來源。波利比烏斯(Polybius)在《歷史・第六書》裡談到元老院的貴族將承包工程或為換取平民政治支持的手段,這讓承包工程的對象向全民開放。雖然這仍是政治酬庸,所以必然是依據政治因素而非公平競爭來取得資格;但這至少確保了國家的利益不會被特定的少數人壟斷,而且為了政治的穩定,必然要以讓最多人得利的方式來酬庸人民。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在《政治學》中,也談到「共和」(當時的共和制才是接近現代「民主」的制度)的優越性在於讓佔有社會多數的中等階級長期掌權。中等階級基於自己的利益,必然不會讓會推行有利於少數權貴或是社會底層的極端政策。我們可以了解到,這樣的政策不只符合亞里斯多德推崇的「中庸」(Mean)更有利於中等階級的形成。而中等階級佔多數的社會自然相對穩定,能夠讓政治長治久安。

也因此在民主的社會中,貪腐與社會不公雖然還是存在,但這些追求貪腐的政治人物必然還是需要將社會多數人的利益納入自己的考量。而且他得到權力後酬庸的對象往往是全民(或是近乎全民),因此就算人性是自利的,民主政治還是能確保最多數人的相對公平。

此外,在民主政治的形勢中,當權者也不需要賭上性命在權貴間連橫合縱的遊戲裡找出活路。當年柏楊評說《資治通鑑》中慘烈的權力鬥爭時,就曾談到民主對政治人物帶來的福音,在於民主政治可以確保每個人「高高興興地當選,平平安安的下台」。

對照習近平要在生死一線的危機中才能達成他的願望(無論這個願望是肅貪還是權力野心),台灣後威權時代的總統無論卸任後的際遇如何,最後都還是能跟家人快快樂樂的過日子。如果中國人還是覺的專制下威權獨裁的生活比較刺激,那自然也莫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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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的歷史機遇

若是習近平真心期望肅貪工作的成果能夠維持下去,也希望能讓自己餘生可以平平安安的功成身退,成為「歷史典範」受人尊敬,其實也還是有另一條道路。作為一個成功的肅貪英雄,習近平在中國的底層與中產階級之間有著普遍的好評。在完成了自身權力的鞏固後,習近平在中共內部也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在這樣的形勢下,習近平或許應該考慮用自己的絕對權力,逐步開放中國的基層民主。

一旦讓中國的平民跟中產階級掌握政治權力,習近平可以讓中央肅貪配合民間擁習的民意夾擊舊勢力在地方上的殘餘力量。接著再逐步落實民主,可以讓過去中共的舊勢力在民意的制衡下永遠無法造成威脅。同樣是冒著被政變的風險,這麼做反而能一勞永逸地拔除對自己不利的後患,更能以肅貪與中國民主之父的盛名流傳後世。

馬基維利(Niccolò Machiavelli)過去推崇羅馬共和,卻著作《君主論》,就是希望能出現有德行英雄在深黯權謀建立威權後,能夠用這樣的力量在歐洲重建「羅馬共和」的政治秩序,讓羅馬的民主得以在歐洲重生。今天習近平正是站在這樣的十字路口,翻開中國近代史,從沒有一個政治人物擁有過像習近平這麼好的歷史機遇。要確保自身晚年的安樂,又能成為奠定中國民主基礎的偉人;或是讓自己投身無間的權力遊戲,建立新的獨裁中國,這恐怕是習近平可以好好思考的問題。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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