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手記》:在我身上的傷口同時是條心裡的傷,如我的痛無法給人閱覽

《精神病手記》:在我身上的傷口同時是條心裡的傷,如我的痛無法給人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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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這本書是一個自我傷害者寫的,但並無法解釋自我傷害作為一個行為,它的原因與解答。

文:林昭生

一切的開始:家醫科

那年五月,我抱著手上不斷滲血的傷口,蹣跚地走進醫學大樓。我期待能有醫師為我縫傷口,但得到的答案是本日沒有外科門診,於是我坐著等候家醫。那時候的我對於自己的狀況是不能說的,連傷口也無法給人看,因為傷口在我身上終究是個傷口,同時也是條心裡的傷,如我的痛無法給人閱覽。

但一切從那個時候開始轉動起來,從一個創傷開始。

一拿下繃帶醫生驚呼一聲就開始追問我是怎麼弄的,見我不回應,就搬出鄭捷和世道如此不能不注意。於是我有了三個選擇:自己弄的、別人弄的或是意外,理所當然的選擇了意外,然後理所當然的醫生不相信。這齣鬧劇何時能結束呢?我要說得如何動聽他才願意為我包紮呢?

接下他追問我致傷的器具,然後護士開始拿尺量我手上傷口的長度,我好像在做筆錄,非得俯首認罪不可。我想起性侵受害人約莫也是這樣,以為會被醫治的,卻又要再被剝削一次,好像不辨認清楚就不配使用醫療資源。雖然醫生大概無法了解,這件事也算是個創傷事件,或至少我不願意提起,只一直說些程序以及驚慌的說他要通報。為了施壓我說我是相關專長的學生,這種情況不適合通報比較適合轉診等等,但他忙著說服我說這樣他很難做人,如果我做了什麼追溯起來到他這裡有就醫紀錄,那他會怎麼辦之類的。所以我一來被剝奪了自主能力成為病人,說話沒人理;二來成為了一個棘手的問題。(精神病手記,二○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我被視為一個問題,如燙手山芋的被丟入了心理衛生體系,後來我所知道的是系上緊急成立了一個應變會議,來討論我的事情。但事實上我若要死,當晚就死去了,我想,我是被評估為低風險的個案,於是就在當晚放我回去。

因為那個通報我開始進入一個被醫療網羅到,卻還沒開始運作的狀況,它在遠方隱隱的招手,縈繞我腦中每天都是一個關於疾病的辯證與自我懷疑的不安,以及自己是個問題的意識。過往,我可以用某種平衡的方式放血、然後繼續生活,行為過後我仍舊完整,但在被宣告過後我再也無法成為一個「正常人」而簡單的活下去。

但回顧這一切,其實我是自願的進入這灘渾水中,我知道將會很痛所以接觸了醫療,進入了家醫系統中。雖然也是膠著的生活讓我無路可走,但腳是我的,我自己上了車,從此也失去了怪罪的對象。

必須做些什麼:就醫

一、招引

同年八月,我走上了山上的醫院,印入眼簾的先是墓園的景象,然後來到山中隱藏的療養院。有種穿梭陰陽界的感覺,我的生命好像在那裡死了一遍,更正確來說,是死在昨天。

前一天晚上,我因為準備演講的焦慮在電梯中砍了自己手掌,深深的傷口肌肉外露,我仍騎著機車趕場讓血沿路灑下,手掌的疼痛使我沒有辦法剎車,於是只能把車停在路邊搭捷運去。

晃晃的捷運上,血從繃帶暈開,被通報之後,自傷來到意識層面,我的頻率與強度都增加了,且貪得無厭。演講的結果很爛,我在途中崩潰了,說不出話來只能中途暫停。那不像我,而我真的不行了......

那像是某種招引,它在那裡等你。當你無助時,它是第一個浮上心頭的選項,即便那後面有些什麼,並不清楚。

我其實沒有想好為什麼要去就醫,和這麼做的意義是什麼。整個晚上想的,大多是莽撞後的不安,和面對自己屈服於病者的這種、選擇了輕鬆的路的行為,有強烈的羞恥感吧。所以魂不守舍的騎著車,漸漸地駛往半山腰的○○,那個精神病的大總部。

在門診外我還是沒想到要和醫生說什麼,不安與荒謬感一直纏繞。

醫生有些年紀,問了許多病徵的問題,都是些表面的欄位選項的內容,我猜他覺得我是情緒困擾,因為他的問題都是憂鬱症診斷的項目。我想要去解釋裡頭複雜的什麼,或是澄清,然後意識到他所需要的以及能給的也就只有這些,照診斷、開藥,也許我的主訴看起來也就是如他開的診斷:神經性憂鬱症一樣,像個帶有膚淺煩惱的女高中生一般。

但事實上我知道,藥物無法解決我的任何問題,因為這些離我的診斷、情緒問題都太遠了。如果不是生命確實有個環節發生了什麼,那就是我生錯了時空枉為人類了。那是這樣根深柢固,藥物終究只是一種妝容般的技法。(精神病手記,二○一四年八月十九日)

那天我得到了一個精神科診斷,還尚未意識到自己多了一個身分與一段和醫療嵌合的生活。那天我自己步入了醫療的世界,然後被捲入其中。

懷疑、害怕與自我否定

原本我是個感冒也不去看醫生的人,連發燒也讓它睡個幾天自然好的那種。除了像肺炎一類會危及生命的疾病以外,基本很少就醫。但開始看診之後醫療逐漸包圍我的生活,每天數著藥物、每週看著我的醫師嘆氣,然後慎重的跟我說著保重、再見。隨著藥物漸漸的增加,與醫師建議住院的擔憂口氣,我逐漸有種自己無藥可醫的感覺。甚至有次那個溫和的老先生有些激動地跟我說,「你得的是邊緣性人格,如果不好好治療就會自我毀滅的!」

另外就是我第一次看診的醫師替我開藥之後就建議我去找另一個醫師看診(也就是前文說的老先生),他沒有解釋為什麼,甚至沒有替我預約,只是隨便的開了往後我一直沿用的、我厭惡的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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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醫師始終叫我每週回診,除了醫藥費的昂貴,不斷加藥也使我挫折。我感到藥物的無用,但副作用使我昏昏欲睡。我難以跟同學解釋我為何總是蹺課去空教室睡覺,也難以解釋這陣子做了什麼,因為所有我接觸的都是不能說的精神醫療。而我是個瘋子,既懦弱可恥也可怕,這些被糾結而無法消化的情緒,是當初始料未及的。

我們吃著我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麼的藥,然後還是在夜裡感到悲傷;被推向醫院冰冷的門,卻被叮嚀要遠離那個地方。

好像有一種全知的網將我們捕獲,怎麼樣也掙脫不開。

可是我還是在有風的季節抽菸,被這個象徵正常的社會凝視,然後用我悲傷的眼睛知覺四周空氣。與其說是需要被愛不如說是需要被肯定,因為我的自我價值太低落了,所以需要被賦予。可是別人給的東西畢盡不可靠,打擊總是比較多。(精神病手記,二○一五年一月十四日)

我始終認為自己跟院區內的人不一樣,我沒有瘋。但久了,連我自己都不是很確定。除了逐漸消失的自我感,有很大一部分是難以跟家人解釋副作用的狀況,更難以道出自己有病的事情(會不會讓他們有罪惡感?會不會被過度保護?)。而這點在朋友間也是一樣的,無法悉知對方會怎麼看待自己,也在藥物的影響下與人的感情有所間隔,時間(嗜睡、看診、諮商等)也把人際切割的更開,使的與原先的網絡分離,進入了醫院的網絡。

人在醫院中總是被丟來丟去的,常常是一個指示叫你去這裡,一個指示叫你填這張單子。每次的等待,都期待一個被處置的可能,而這危及了自我價值與定義。我是一個憂鬱的人嗎?我是不是病得很重?我瘋了嗎?每一次都被評估,而自我也在定義自己。

雖然醫院對於迷惘而可怕的失序過程中,有種定向的感覺,至少人可以抓住診斷而知道自己發生了什麼,但在醫院裡頭發生的事是另一個新的迷霧,把人捲進去而找不到方向。

二、說法

這本書是一個自我傷害者寫的,但並無法解釋自我傷害作為一個行為,它的原因與解答。

很久以前,它是在表達一些生命中的痛苦,但後來,我越來越感受不到行為的意義,行為只剩行為,像是上癮一樣,無法停止。許多身邊的人都希望可以找到一切出錯的源頭,如此可以治癒我。但有時候我們就是敗在人生無數的模糊浮木中放棄找尋不存在的空白,也許它原本就不存在理由。

自始至終,我可以猖狂的說自己是個瘋子,但我並無法認同自己是生病的人。這與精神疾病的權利有關,一旦認了自己有疾病,好像必須承認自己是有問題的,承認自身不那麼可以獨立生活、適應社會。

我本身是念心理的,雖然我無法代言每個人,但我是有我的世界觀的,且認為這個處境是我們這樣的人所共享的。

現在已經普遍被接受精神疾病有生理心理社會的三重因素,但大多的資源都擺放在生理,也就是醫療藥物端,部分則是心理治療。

藥物與藥廠,心理壓力與心理治療,這些在新自由主義邏輯下的東西是一整套的。也就是說,他們是窮盡所有在適應環境的,換言之,也是在協助個人適應社會。

舉一個我在認知行為相關心理治療與藥物治療的經驗來說,認知行為治療並不把人當情感動物溫暖的對待,去探究家庭脈絡,而是注重理性。但這樣的關係與態度使人有種共同解決問題,而不是問題本身的外化感。藥物治療在四下無人,且聊天無效,孤立無援的時候,吃一顆就可以讓我放鬆入睡。人和人之間未必有這樣絕對而方便快速的愛情。

如同蔡友月說的,在文化交織時需要回應多種文化脈絡下的合作方式。她說的不是達悟族的傳統療癒就是解,而是如何更去分析了解現在社會的結構,然後去回應它。

在蔡友月的分析中,達悟族的傳統習俗、基督教文化、現代資本主義文化是交織在那裡的文化地景。而我們勢必必須對台灣的文化及社會脈絡進行理解,從而去回應。

失去結構的打非主流口號只會被編回結構裡面,如果我們對於人的人生認識還是一個困擾,如果我們的居住限制就是這樣,在這樣的社會節奏中,談什麼非主流治療都是非常雲端的,並不如從社會面去真正強調。

我們需要一個新的生活方式,需要一個新的文化以及認識,才有辦法去解精神科的問題。否則這些致力解決問題的人其實真的有做到什麼,而我們其實並沒有。

然後,我也無法告訴別人該怎麼幫助我們這種人,因為每個人都差異太大。同理,我無法告訴任何人要不要吃藥、甚至是希望怎麼相處的問題。真正的苦都在每個人心上,要細細去問真正的那個人,讓他對你說明。

但前提是,在這些消磨之後,還有話可以說。

「擊開疾病的大門,才發現後面的我什麼都沒有。」(精神病手記,二○一六年五月十一日)

被疾病概念侵蝕的這幾年時間,我才突然意識到除了疾病之外對自己完全陌生,所有的事情在這段時間成了背景,所有的家庭故事都是繞著疾病,例如每一次的急診,所有的生活也纏繞在裡頭,如今要說些別的,我突然不知道那些「別的」在哪裡。

認知為生病之後失去的不只是健康上的評價,還有許多與之交纏的時間,那些都是不會回來的。如果焦點繼續放在一個目標是被殺死的疾病身上,那在消除的瞬間,一部分的自己也會失蹤。要認回那些疾病中自己的樣貌、疾病前自己的樣貌變得很困難,生活的斷裂讓一切變得很破碎。後來才意識到自己已經不可能「回去」,就算消除了疾病的困擾,自己在這一遭走過後也再也不是原來那個自己,但今天我把疾病的糾結放下後,要往哪裡去?一時之間反而是失焦的,好像所有的欲望都集中在復原身上,但復原之後,關於生活的是什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精神病手記: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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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昭生

這本書是一個自我傷害者寫的,但並無法解釋自我傷害作為一個行為,它的原因與解答。很久以前,它是在表達一些生命中的痛苦,但後來,我越來越感受不到行為的意義,行為只剩行為,像是上癮一樣,無法停止。

那年五月,我抱著手上不斷滲血的傷口,蹣跚地走進醫學大樓。我期待能有醫師為我縫傷口,但得到的答案是本日沒有外科門診,於是我坐著等候家醫。那時候的我對於自己的狀況是不能說的,連傷口也無法給人看,因為傷口在我身上終究是個傷口,同時也是條心裡的傷,如我的痛無法給人閱覽。

但一切從那個時候開始轉動起來,從一個創傷開始。

一拿下繃帶醫生驚呼一聲就開始追問我是怎麼弄的,見我不回應,就搬出鄭捷和世道如此不能不注意。於是我有了三個選擇:自己弄的、別人弄的或是意外,理所當然的選擇了意外,然後理所當然的醫生不相信。這齣鬧劇何時能結束呢?我要說得如何動聽他才願意為我包紮呢?

佛洛伊德說:精神分析所為,是將精神官能性的悲劇,轉變成平凡生活的煩惱。他可能認為,精神內在衝突的悲劇性影響,如果經過長期治療,可以成為一般性的生活困擾,將是治療完成之日。我卻想到,如果這麼困難的治療,不只是來自於疾病或診斷的問題,不只是「病人」的精神內在悲劇,而是做為一個「人」的苦惱呢?(楊添圍〈同理之艱難,為人之艱難〉)

精神病手記:反覆自殘的三年自述
Photo Credit: 時報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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