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民主」之名正當化反同公投，但公投就等於民主嗎？

近來，以保守基督教人士為主的民間團體提出三個反同公投案，中選會將進行聽證程序，創造不少新聞話題。根據新修訂的公投法，第一階段連署的提案門檻很低，只需要1,879人，比起國發會的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門檻5,000人還低。單純就技術面來說，反同團體完成第一階段公投連署並非難事。這些反同公投連署，說不定到最後只是雷聲大雨點小，可能過不了中選會的審查，或是達不到第二階段28萬人的連署門檻。

公投是法律具體保障的參政權，也是近代台灣民主運動的成果之一。近代台灣經歷過半個世紀的威權統治，過去公民參與選舉、表達意見困難，因此當我們描述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常以開放選舉、投票作為關鍵歷史指標。因為這段歷史背景，我們可以理解，公民投票、選舉對於台灣民主有其特殊意義。

然而，在許多討論中，投票對於台灣民主的重要性，經常被有意或無意地放大為投票等於民主，誤把投票作為一個制度和民主作為一種政治價值劃上等號。大家朗朗上口的「少數服從多數」也從選票計算的意義，被誤解為民主的價值。這些誤解讓人忽略民主政治的其他面向和制度設計，彷彿任何爭議最後只要訴諸投票，比較多數和少數，就是民主。歷來，反同團體提出反同公投時，經常以「民主」之名正當化他們的公投訴求，就是在操作公投等於民主的錯誤邏輯。這些以「民主」辯護反同公投不只是對民主概念的誤解，甚至是根本打著民主反民主的行為。

把「民主」概念簡化為多數決的邏輯，讓我們忽略多數和少數意見形成的過程，以及既有社會結構的不平等。就像在台灣解嚴後，雖然依法各政黨都可以參與選舉，但以國民黨的政治資源和財力，其他政黨根本難以抗衡。儘管國民黨在選舉時獲得了多數選票，但我們也很難認為國民黨勝選是民主的表現。如此看來，民主的定義不是選票多寡，社會平等與正義的價值更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否則，我們不必辯論轉型正義，或檢視國民黨的黨產對於民主的危害。

另一方面，如果把民主理解為多數與少數的對決，這樣的民主也難以讓社會更接近平等與正義。舉例來說，美國半個世紀前，還有許多州禁止黑人和白人通婚，一直到1967年的Loving v. Virginia一案，最高法院的釋憲判決才讓全國的跨種族通婚合法化。根據當時的民調，大約百分之七十的民眾反對跨種族通婚合法化。這不禁讓人思考，如果當時有人推動公投處理種族爭議，投票結果會是什麼？這樣的公投真的是民主嗎？這個案例彰顯了公投作為一個民主制度，但民主價值不該簡化為公投制度。推動歧視性的公投案，主張用公投決定少數群體的公民權，也絕對不是民主精神。

回過頭來說，關於目前三個反同公投連署，許多論者已經指出在法律上的問題，主張中選會應該依法駁回明顯違憲的反同公投提案。在此，我要另外補充，在大法官釋字第748號解釋中，早已明確主張同志的「平等權」：

憲法第7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本條明文揭示之5種禁止歧視事由，僅係例示，而非窮盡列舉。是如以其他事由，如身心障礙、性傾向等為分類標準，所為之差別待遇，亦屬本條平等權規範之範圍。

我認為釋憲文當中的「平等權」是目前所有反同爭議的重點。反同團體長期以來以各種名目包裝他們的反同立場，文字表面說是要保護孩子、守護家庭、捍衛婚姻定義，但說到底都是認為同志跟異性戀不是平等的人，主張法律將同志當作次等公民對待。就像在反同團體的公投提案中，明明就是反同志婚姻合法化，但卻遮遮掩掩地把提案寫成：「你是否同意婚姻應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結合？」明明就是主張以專法排除同志婚姻，但卻假惺惺地說是「以專法保障同性別之二人經營永久共同生活的權益」。所有反同團體的主張，包含目前三個公投連署案，追根究底都是認為同志和異性戀不是平等的人。因為他們相信同志和異性戀不是平等的人，所以堅定反同，跳針重複各種反同主張，彷彿反同就是他們的信仰。

最後，我要呼籲，面對明確違憲的反同公投，中選會應當依法儘速駁回，避免反同團體繼續炒作仇恨，並以仇恨做為他們的政治籌碼。面對這些永無止息的反同爭議，執政黨也應負起政治責任，落實同志在憲法上的平等權，不再延宕婚姻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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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