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革命現場》:瘋子在現場互相殘殺,就像在家裡打蒼蠅一樣

《重返革命現場》:瘋子在現場互相殘殺,就像在家裡打蒼蠅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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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地方像現在的俄國一樣,人命竟是如此低賤。」但說來可悲,謀殺,搶劫和暴力報復行為現在已如同家常便飯,他發現自己「習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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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

11月17日,菲爾・喬丹坐下來寫一封長信給弗蘭西斯的親戚安妮・蒲廉(Annie Pulliam),講述最近的事件。他告訴她,此時是悲慘時期;布爾什維克的子彈把「整個彼得格勒射得支離破碎。」

他以一貫的戲劇化口吻又說:「我們都坐在炸彈上頭,就等著有人點燃引信。」「如果大使能從這團混亂中脫身,如果我們都能平安無事,那將是天大的幸運。」向來天不怕地不怕的菲爾首次表露憂慮:「這些瘋狂的人互相殘殺,就像我們在家裡打蒼蠅一樣。」就連大使本人也對兒子佩里坦承:「我從來沒見過任何一個地方像現在的俄國一樣,人命竟是如此低賤。」但說來可悲,謀殺,搶劫和暴力報復行為現在已如同家常便飯,他發現自己「習慣了」。

在莫斯科那裡,十月革命還遠遠更為野蠻和血腥。那裡的軍校士官生事先「得到示警,先行武裝起來」,在克里姆林宮和其他戰略性建築物都強力部署防禦。布爾什維克花了整整十天才費力奪下控制權,在街上和克里姆林宮周圍都爆發激烈戰鬥,導致一千多人喪生;較彼得格勒的狀況更慘的還有,莫斯科那裡投降的軍校生絕大多數都遭到殘酷對待。美國領事館在砲火之下嚴重受創;有許多外國人投宿的大都會飯店(Hotel Metropole)近一半建築遭到破壞。

雷頓・羅傑斯的莫斯科分行同事都住在莫斯科的國家飯店(National Hotel),在那十天期間,他們都躲在地窖的馬鈴薯貯藏庫裡避難。他聽說在戰鬥最激烈那段時間,他們打了三天的撲克牌。

彼得格勒的英國大使館和美國大使館雖然未遭攻擊,實際上已和外界斷絕連絡;他們的電報從沒發送出去過,他們的信差不被准許外出,所有郵件也遭攔截。美國大使館的館員正在盡一切努力勸他們的國民趕緊離開俄國,同時也規劃經由西伯利亞大鐵路線疏散婦女和兒童。

11月5日,第一場真正的冬日冰雪來到,35位美國男性、婦女和兒童搭火車離開彼得格勒,同車的還有決定撤離的美國紅十字會任務團多位成員。要讓這些美國人離開俄國,事先得疏通的問題可說多方多面;正如喬舒亞・巴特勒・懷特所記述的,有不願與丈夫分別的妻子;有些婦女害怕獨自旅行;有的人沒有錢支付旅費;甚至有「無法在同一輛車上共處十天的交惡人士」,更不用說旅程本身的危險性:火車在沿途許多站點有可能遭赤衛隊暴徒攔下並登車佔領。

對於英國人來說,情況則變得更加緊張。由於有兩個布爾什維克黨人在英國進行反戰宣傳時遭到逮捕、拘留,因此托洛茨基拒絕發出境許可給任何計畫離開的英國僑民,以此報復英國政府。領事亞瑟・伍德豪斯寫信給已安然回到英國的20歲女兒艾拉,表示「現在英國人實已淪為俄國的囚犯」:

我們的辦公室這時可熱鬧了。三無一族(無人幫、無希望、無法平心靜氣)仍然一如往常登門,歇斯底里地訴苦,說什麼也安撫不了她們。我很高興,大多數英國人已經離開。那些仍留在這裡的人當然也想走,但要麼不是缺盤纏,就是由於目前狀況,實在拿不到出境許可。

對英國大使而言,這也是一個特別困難的時期。布爾什維克報刊甚且登出對布坎南爵士的暗殺威脅,他被嘲諷為「彼得格勒的沙皇」,還有傳言說托洛茨基準備逮捕他。布坎南爵士的家人求他別再每日出門散步,但他拒絕,要她們放心,他「並沒有把托洛茨基的威脅太當一回事。」他帶手槍防身,而且展現「高昂的自尊與決心」,既拒絕接待托洛茨基,也回絕了對方派赤衛兵「保護大使館」的提議。

布坎南告知倫敦當局,「俄國政府如今掌握在一小撮極端份子手中,那些人一心想透過恐怖手段遂行他們的意志」,他不會與他們往來。外交部長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從英國發來電報催促他返國,但布坎南爵士堅持己見,他在11月初回覆道:「我不會離開彼得格勒,有我在這裡才能確保僑民們的安全。」但他的妻子很為丈夫每況愈下的健康狀況憂心,認為留下來是一種可怕壓力,並承認「他們一家人過得很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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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lliams, Albert Rhys@Wiki Public Domain

一如布坎南與伍德豪斯,大衛・弗蘭西斯也拒絕被恐嚇,他咆哮說:「我永遠不會跟任何一個該死的布爾什維克說話」;對於布爾什維克要提供士兵來保護美國大使館的提議,他也毫不接受。

他的友人茱麗亞・坎塔庫澤納——斯佩蘭斯基寫道:「他毫不隱瞞自己面臨的威脅與危險,但是很顯然,不管發生什麼事,他從來沒想過要離開他的崗位。」弗蘭西斯最近還面對別的壓力,大使館內上上下下仍在八卦他與俄國人瑪蒂達・德・克拉姆的交情。他是在來俄國的船上結識她,而至今為止,她仍然被人懷疑是德國間諜。他的家人遠在美國,館員下屬對他不以為然,其中多位甚至極度質疑他的專業能力,與他越來越疏遠。不過弗蘭西斯一直與德・克拉姆女士有所往來,她仍然定期上門拜訪,教他法語。他也有最忠實可靠的盟友菲爾・喬丹可仰仗。

大使副手巴特勒・懷特注意到弗蘭西斯的精神和身體有過勞傾向(菲爾・喬丹對此最清楚,弗蘭西斯經常工作到凌晨兩、三點),不免擔心他的健康。但更令人憂心的是,弗蘭西斯在外交交涉時有混亂、不一致狀況;他似乎已經「暈頭轉向」。11月22日,懷特發送一封密碼電報到華盛頓建言:「為了避免損及國家尊嚴情事發生,請正式召回大使。」

許多無法離開彼得格勒的英國、美國僑民,那個冬天都無事可做,只能靜待其變,「看看這個工人和農民的新政府將如何建構起來……將如何把他們的夢想化為現實」。斯莫爾尼宮仍然是政治辯論、各團體針鋒相對、相互謾罵的沸騰大鍋爐,但是民眾已經不再關心那裡發生的事,現在只想盡所能過好自己的生活。依路易・德・羅賓之見,大家「已經對這一切感到厭煩」。窩在斯莫爾尼宮那裡的領導者給了他們什麼嗎?麵包嗎?當然沒有。什麼都沒有。路易絲・帕圖葉寫道,上頭的人給的淨是「理論,教條,看法,教義,假設;而且一切都用缺乏輕重權衡的詞語來表達」,「這是大多數革命領袖都背負的道德包袱」:

與無數分裂出的小團體各自開會,或召集全體一起開會,針對議事程序問題或修正程序問題做沒完沒了的投票表決。夜以繼日進行徒勞無用的辯論。等著上台發表高見的人排成的長龍綿延無盡頭,但所有人的雙手、雙眼都受縛於黨的教條,所有人只按教條行動,只從黨的觀點看一切事物。

帕圖葉寫道,俄國百姓所需要的無非是「起而行」,而不是「坐而言」。她的同胞路易・德・羅賓也懷疑俄國是否真能落實任何政治方案:「老是在成立政黨,成立政黨聯盟,老是在結夥,成立委員會,成立委員會評議會,成立評議會委員會:他們都聲稱是在拯救國家,在拯救世界,但每一天都有誰與誰分裂、誰又與誰大和解的消息。」

在這種持續的衝突和不確定氣氛下,列寧就這樣完全不受阻攔,逕自推動布爾什維克的社會主義方案,並有計畫地摧毀所有舊帝國政權餘緒。他頒布的第一個、也是最戲劇的法命是「土地綱領」(Decree on Land):即日起廢除土地私有制,將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給農民。定於10月27日閉幕的第二次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會程期間表決通過了此一法令。

新聞自由也遭剝奪,不過許多反對報刊就此地下化,又回到革命新聞報在沙皇時代的運作方式;國家銀行被接管,廣告須經過審查,成為國家控制的一言堂。言論自由遭到無情的戕害;首先是政治俱樂部被勒令關閉,接著,除了政府辦的活動以外,全面禁止任何公眾集會。

彼得格勒的城市杜馬英勇抵抗布爾什維克的恫嚇,但是到了11月下旬也不敵當局的武力威逼,不僅解散,市長與議員也全數遭到逮捕。所有反對新蘇維埃政權的法院都被關閉,由軍事革命法庭取而代之。「反革命份子」、「投機份子」,以及新社會主義國家的任何其他可能敵人,都在那裡受到無情、嚴厲的審判。貝西・比蒂寫道,「彼得格勒市民提心吊膽迎來革命法庭的第一次開庭」,她斷言那是「恐怖統治的開始」。

在那個黑暗的一天,「新聞報刊和民眾除了討論斷頭台,幾乎不提其他事。」而官方鎮壓的最後一項可怕舉措,是於12月7日創設了一個新的「打擊反革命」機構: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員會(Chrezvychainaya Komissiya)——普遍更為人所知的名稱是它的首字母縮寫 Che -Ka(契卡) 。它低調地座落於戈羅霍娃街(Gorokhovaya)一幢屋子的四樓。顯赫的資產階級與貴族成員(如果他們還沒有逃離俄國的話)被帶到該處受審。那棟屋子夜裡有時會傳出步槍射擊聲;有傳言說建築物後牆處挖出了一條溝渠,受審者會被帶到那裡槍決。

相關書摘 ►《重返革命現場》:「布爾什維克」就是個人人聞之喪膽的字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重返革命現場:1917年的聖彼得堡》,立緒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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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
譯者:張穎綺

自1917那年之後,人類文明史上展開了最大規模的政治實驗,到2017年已滿一百年。此事件對人類的影響多達近半人口,時間上長達百年,是不得不關注的歷史事件。

從1917年二月革命爆發,到十月列寧的布爾什維克起義,期間彼得格勒(聖彼得堡舊名)始終一片動盪混亂,全城感受最強烈的莫過於外國人雲集、最時髦的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塞滿飯店、俱樂部、酒吧、大使館的外籍訪客與外交人員直接感受到門外街道上爆發的混亂衝擊。

這些背景各異的外國人有外交官、記者、商人、銀行家、家庭教師、志願護士、外國社會名流等,許多人都留下日記或者寫信回家鄉,例如美國大使隨侍在側的黑人男僕、從鐵達尼號事件逃過一劫的英國護士、到彼得格勒勘查「婦女敢死營」的婦女參政權運動領袖潘克斯特(Emmeline Pankhurst),以及各國駐俄大使、各媒體記者等。

俄國史專家,沙皇家族研究暢銷書作者海倫.雷帕波特(Helen Rappaport),根據這些大多未曾出版過的豐富史料撰寫成書,匯集當時身在彼得格勒各個階層外僑的目擊見聞,是迄今為止資料最全面的一本。全書更收錄許多現場照片,極具歷史價值。

透過本書,如同重回1917年俄國歷史時空——我們跟著那群卒不及防遭捲入革命、彷彿身陷「紅色瘋人院」的男男女女,一起親臨革命現場,一同目睹、感受、聽見革命的震動。

重返革命現場
Photo Credit:立緒文化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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