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媒報導劃錯重點，讓大眾以為槍擊案兇手都有精神疾病

文：廖偉翔（波士頓大學公衛學院碩士生、《公醫時代》創始成員）

2018年2月14日下午，佛羅里達州的道格拉斯高中發生了震驚全美的校園槍擊案，造成17名師生死亡，14人受傷。事發隔天，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對此發表談話，強調要「處理心理健康的困難問題。」

事實上，將心理健康議題與槍擊事件連結起來，在美國已經算不上是新聞。2012年發生了美國史上死亡人數第二多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槍手先行兇而後自殺，包括《今日心理學》與《紐約時報》等媒體都推斷兇手蘭薩（Adam Lanza）可能有未獲診斷的思覺失調症。然而，諸多實證研究發現，直接將精神疾病與槍擊事件畫上等號，此等宣稱其實過於簡化，也無益於減少槍枝暴力問題。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McGinty等學者的研究（註1），從1997年至2012年的研究期間，同時包含嚴重精神疾病與槍枝暴力的新聞媒體報導，有51％發生於大規模槍擊案的三年間（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案、2011年圖森槍擊案、2012年奧羅拉槍擊案與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

更有甚者，其實此類報導有35％是發生於這四件槍擊案後的兩週內，代表社會大眾會在非常特定的時間點內接收到上述訊息。大規模槍擊案後的媒體報導，談到槍枝暴力的原因，多數聚焦於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危險人士」，而非「危險武器」本身。在這樣的脈絡下，無怪乎類似的論調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

而范德比大學的Metzl與MacLeish，則透過大量的文獻回顧，統整出美國社會對大規模槍擊案常見的四種假設（註2），並進行批判性的檢驗：

1. 精神疾病造成槍枝暴力；
2. 精神疾病的診斷能預測槍枝犯罪；
3. 美國的大規模槍擊案代表獨來獨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瘋狂行為；
4. 槍枝管制無法避免下一次大規模槍擊案的發生。

儘管這些假設在某些特定情況下是正確的，但這些假設的背後反映出的，則是更深層的政治、社會，以及文化層次的結構問題。

首先，美國社會認為精神疾病造成槍枝暴力的假設由來已久。

自1960年代起，精神醫學文獻便有針對精神疾病患者是否應該擁有槍械的討論。法界也有類似見解；美國最高法院也曾基於重刑犯與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傾向而支持禁止其擁槍權。然而，實際上很少有群體層次的證據顯示，精神疾病患者比其他人更容易犯下槍枝犯罪。只有約5％的暴力事件能歸因於精神疾病患者。（註3）

研究者也已經找出真正與槍枝暴力相關的風險因子，舉例而言，已有明確的證據指出，酒精與藥物使用會增加七倍的暴力犯罪風險。（註4）此外，有論者聲稱擁槍能減少犯罪，但研究反而指出，家庭擁槍率較高的地區有更多的殺人案件。（註5）因此，誤把槍枝犯罪連結至精神疾病，或許其實才是阻礙了解決根本問題的可能性。

Photo Credit: Geoffrey Fairchild@Flickr CC BY 2.0

其次，美國普遍認為精神疾病的診斷能預測槍枝犯罪的假設，也是歷史的產物。（註6）

1960年代後，在精神醫學期刊、聯邦調查局，以及好萊塢電影等的推波助瀾下，思覺失調症與犯罪及暴力行為開始產生關聯，「思覺失調症殺手」（schizophrenic killers）一詞也逐漸大行其道，然而在1920至1950年代之間，思覺失調症則僅被認定為是影響人們「思考與感覺」能力的精神疾病。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TSD）也有類似的狀況，社會大眾常有「發瘋的退伍軍人」的印象，但實際上卻沒有證據可以證實PTSD與暴力及犯罪之間的關聯。有關精神疾病診斷及其印象的演變，是造成這類假設的主因。

再者，有論者認為，美國大規模槍擊案代表的是獨來獨往的精神疾病患者所做的瘋狂行為，背後同樣歷經了一番轉變。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包括麥爾坎・X（Malcolm X）以及黑人權力運動（Black Power movement）等民權人士及團體，才是被聯邦調查局、精神醫學期刊，以及報章雜誌等認為是有妄想或精神病的主要對象。

包括1960至1970年代，在醫學期刊《一般精神醫學檔案》上頭行銷抗精神病藥物「好度」（Haldol）的廣告，畫的內容是一名「具有攻擊性且好戰」的黑人男性，並強調「配合通常由『好度』開始──開始治療的第一選擇。」（註7）

Metzl與MacLeish指出，當年黑人團體被貼上的精神疾病標籤，導致政治上對於槍枝管控的強力要求；如今由白人男性單獨犯下的幾次槍擊案，卻導致社會上放寬多數人擁槍權的呼聲，並聚焦於個人層次的腦部疾病問題，或者僅要求限制嚴重精神疾病患者的擁槍權。美國社會對槍擊案反應的流變，其實更映照出複雜難解的種族議題。

至於美國社會的第四種假設，則是認為槍枝管制無法避免下一次大規模槍擊案的發生。

其立論在於，當兇手是精神疾病患者，槍枝管制與擁槍者的背景檢查終將徒勞無功。然而，能有效遏止大規模槍擊案的關鍵因子，目前研究者仍無法有效提出。與其把焦點放在個人的犯罪或槍手本身的心理狀態，不如著重於社群層次的日常暴力行為，以及槍枝氾濫所造成的恐懼與傷害。研究顯示，諸如奧克蘭或芝加哥等槍枝犯罪頻繁的城市，許多低收入的群體並無法獲得充足的心理健康照護，這意味著這些地方社會及經濟上基礎建設不足，或許這才是真正的瘋狂之處。

話雖如此，也並非全然沒有改變的希望存在。在佛州槍擊案的半個多月後，相關新聞仍占據美國媒體版面。層次甚至上升到檢驗個別政治人物的承諾及金錢流向。有許多因素可能扮演了關鍵角色，包括今年11月的美國期中選舉，或是川普當家造成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但最重要的推手，正是悲劇的倖存者，道格拉斯高中的高中生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