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在大學校園悶燒

性騷擾在大學校園悶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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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視性為羞恥和醜陋的事,所以大眾都十分忌諱,不敢講、不習慣講、也不知怎樣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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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周倩鈺 編輯│甘泳楠 攝影│周倩鈺、甘泳楠、陳芷琪

去年10月,「欄后」呂麗瑤在網上發佈「#MeToo」帖文,道出十年前遭受性侵的經歷,令校園性騷擾議題再受關注。本港社會風氣保守,性教育又落後於時代,大眾不願講性,更遑論教導性侵受害人事後如何面對。

被性騷擾不知所措 唯有逃避

中大學生阿晴(化名)向來健談,是朋友間的氣氛製造者,從不忌諱在男生面前說黃色笑話,遇到帥哥甚至會戲言:「快點強姦我!」但阿晴的笑話只為得到朋友的笑聲,身邊的人都知道她為人保守,即使被人搭肩也會覺得不舒服,所以只以開玩笑的態度看待她的笑話。

前年,阿晴參與籌備大學迎新營,一眾幹部經常會到其中一人的宿舍房間開會。有一晚,阿晴因事遲到,一位男幹部告訴她其他幹部正在他的房間聚會。但當她深夜到達房間,房裡只有兩個男生,她跟他們認識卻不相熟。雖然害怕,但為了不破壞彼此的關係,阿晴只好留下,用簡訊向另一位相熟的男同學求救,叫他趕來。但相熟男生來了後事情並沒有好轉,三個男生開始喝酒,最初致電阿晴的男幹部說話開始過分,見阿晴膝蓋上有紅印,問她是不是剛跪下來幫人口交,朋友竟也配合地開玩笑,令她愈加不安。

四人之後到學習共享空間的討論室看電影,阿晴曾離開向室友求助,但對方反指阿晴想得太多,阿晴也覺得只是自己胡思亂想,於是又回到討論室。該男幹部借意倚著阿晴,不時凝視著她,呼喚她的名字。電影播畢,他變本加厲整個人伏在阿晴身上,伸手撫摸她的大腿和腰,她的本能反應是立即躲在桌子下,並打算離開,他卻衝到門口抓住她的腿,撫摸她的大腿。阿晴離開討論室後,男幹部繼續用簡訊聯絡她,請她到他的房間。

阿晴當晚沒有回覆訊息,她甚至沒有勇氣按進那則簡訊,直到翌日她才回覆,之後在校園偶遇也若無其事地向他打招呼。「我有想過一萬次會不會罵他、告訴他不應該這樣做,但我沒有,我最後假裝一切沒有發生過,還給他下台階。他之後還想約我吃早餐,我覺得他真的很無恥。」此人之前曾約她看演唱會,但她拒絕。受性騷擾以後,她沒有再回覆他任何訊息,這已是她最大的反抗。

此事以後阿晴開始經常哭泣,食慾不振,兩星期間瘦了十多磅。她怨恨利用她信任的男幹部,也自責是否自己平日太口沒遮攔,讓異性誤會。

阿晴只有向身邊的幾位朋友透露這件事,希望事情慢慢淡化,有朋友為她抱不平,勒令那位男幹部退出幹部會,阿晴反而責罵朋友為何要把事情鬧大。「令我最快復原的方法就是讓這事盡快結束,沒人知道,沒有再提及,反正對方已經遠離我。」

阿晴自知冷處理不對,亦讓施害者逍遙法外,甚至有可能縱容他再作惡,但她絕不會報警處理:「對方一個質疑,已足以令我崩潰,到底是選擇保護自己還是整個社會?我連自己都未能處理,怎去幫助他人?」以往的性教育只會教她遇到性侵犯時要說不,但當真正碰上性騷擾,而施害者又是相識的人,就不知所措。

性暴力關注團體風雨蘭創辦人、中大社會工作學系講師吳惠貞指,如果因為覺得別人是性開放而性騷擾對方,只屬藉口,不等於可以侵犯人。

屢接色情電話 報警求助不受理

性騷擾受害人未必願意向公眾揭露傷疤,只能靠時間療癒,但即使受害人挺身報警,亦未必得到幫助。現於中大就讀教育系的鄧同學,一年前因宣傳學會活動而將自己的聯絡資料上傳到社交網站,後來有自稱港大學生的陌生男子來電,指自己不開心,希望與她傾訴。

那時候連續多名學生自殺,令鄧同學不禁擔心起電話中的陌生人,在家人的支持下,開始聽他傾訴,每次一談就是兩個小時。對方起初只談及家庭問題,指母親常被逼與上司進行不道德交易,因此感到很難過。本來鄧同學以為對方只是需要一個傾訴對象,但對方後來開始詳細地形容母親與上司發生性行為的過程,又指自己曾與母親和姐姐發生性行為,後來更直言想跟鄧同學發生性行為。

這些電話有時每星期一次,有時每月一次,鄧同學知道這是電話騷擾後,與有相似經歷的朋友傾訴,發現打色情電話給她們的是同一人,決定一起報警。但由於對方每次均以不同電話號碼來電,警方只當作惡作劇處理,所以只能備案,未能進一步調查或拘捕他。鄧同學曾於言談之間無意中透露住處,不禁擔心對方會跟蹤自己。她至今仍會收到此人的騷擾電話,唯有逐次掛掉,或索性不接聽。但因現在來電已不大頻繁,鄧同學見事態不算嚴重,就沒想過求助,只與家人朋友商量,也認為這比防止性騷擾求助熱線有用。「畢竟你不認識對方,他又不清楚你的狀況,又不清楚你的性格,我覺得就算打去那些熱線,對方都會十分官腔,可能會照稿讀,我會信任家人多過那些熱線的人。」吳惠貞認為,色情電話騷擾都是性騷擾的一種,甚至是一種人身攻擊,會令受害人十分不安。

雖然中大有防止性騷擾委員會處理性騷擾個案,然而鄧同學說,身邊同學大多不會認真了解委員會的活動和服務,只會拿防止性騷擾委員會的電話說笑。委員會主席李子芬教授回應時指,現時迎新營會安排防止性騷擾講座,希望同學在入學前已有此方面的認識,但也不能強迫同學參與活動,只能做好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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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芷琪攝
中大防止性騷擾委員會於校園不同角落張貼宣傳海報,以便同學獲得相關資訊。
性被視為禁忌 性侵受害人有口難言

吳惠貞表示,性侵受害人傾向隱暪事件,源於香港社會風氣保守:「社會視性為羞恥和醜陋的事,所以大眾都十分忌諱,不敢講、不習慣講、也不知怎樣講性。」社會為受害人貼上「爛貨」等負面標籤,令受害者寧願隱暪,免受歧視目光。他們甚至會作出反常行為去逃避,如被性侵後馬上回家洗澡,以洗掉「骯髒的東西」。

她指出,大多數受害者遇到性侵犯都不懂反應,即使事發時朋友或父母在附近,只要大叫就能阻止事情發生,大部分受害者都不會求救。他們當下會害怕得不知所措,事後又因為感到羞恥而沒有求助。社會缺乏這方面的教育,沒有人會教導年輕人要提防性暴力、遇到時該如何作出反應,以致大眾從來沒有預備去面對這種處境:「其實我們的身體是最寶貴,但我們從來都沒想過保護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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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甘泳楠攝
社工吳惠貞指,不少受害人抗拒與朋友傾訴,因為覺得難以啟齒及怕被標籤,而對方亦沒經驗、無法理解,因而會尋求社工協助。
缺乏完善性教育 社會保守難推行

現時本港學校仍沿用教育局1997年修訂的《學校性教育指引》,把與性教育相關的學習元素納入不同學科,學校可按不同需要再編訂內容。由於性教育並非獨立科目,不少學校都會與非政府機構合作做性教育。

Anti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每年都會到中學和大專院校推廣性教育,但中心主任陳雪儀指,學校對性教育的態度亦是很大的阻力,她曾安排跨性別人士到學校分享,同學十分投入,學校卻有微言,更因此取消其後的活動。該中心社區組織幹部黃梓汶亦指,他們希望於活動期間維持開放的氣氛討論性,但有學生連「性暴力」三字也說不出口,為此感到尷尬。她慨嘆:「如果對於性有很多忌諱,標籤談性就是性開放、有很多性經驗,這些想法都無助我們繼續討論。」

陳雪儀認為,現時的性教育內容粗淺,只會解釋生理構造,授課老師亦欠缺培訓,成效有限。不少團體都希望性教育可獨立成科,內容配合不同年紀同學的需要和發展。她強調,老師是最接近學生的人,假如老師受過基本培訓,對性騷擾等問題較敏感,便可發現行為異常或正經歷性暴力的學生,從而阻止事件發生或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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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Anti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主任陳雪儀、社區組織幹部黃梓汶、關懷愛滋高級預防項目主任鍾詩韻每年都會到中學和大專院校進行性教育活動,但有感部分學校和學生仍很忌諱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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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教育局、各所資助大學

本文獲授權轉載,文章來源: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大學線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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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歐嘉俊
核稿編輯:王陽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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