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喬專欄】革命與攝影:重探切.格瓦拉的遺照與靈光

Photo Credit: Depositphotos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切.格瓦拉罹難前被逮捕時,一身邋遢、失魂落魄地經過對他指指點點的農民,恰是他原本想透過革命而解放的對象⋯這樣的狀態,使格瓦拉在世人的面前活了過來,宛若復活的耶穌,在窮人面前重新昭示一個從未到來的新世界。影像所帶來的身體性烙刻著生動的詩行,在殉難者的身體上讓靈魂染上靈光。攝影師弗雷迪.阿爾波特記錄了格瓦拉的死狀,他後來回憶:「我當時沒想到會把他的形象拍成基督樣的救世場面,我只拍了當時的氣氛。不過在他的遺體周圍,確實有一種神聖與聖潔的氣場。」

唸給你聽
powerd by Cyberon

時間是約莫30年前,地點在菲律賓內格羅斯島,那裡是蔗工聚集的著名島嶼。1990年左右,菲共尚未走上分裂的道途,武裝革命仍在山區活動。有一部新人民軍武裝抗爭紀錄片名為《風蕭蕭》(Wrestling in the Wind),讓我頭一回在紀錄片前睁開「左眼」,看見菲律賓境內左翼武裝抗爭的運動。

就在那個午陽超乎日常忍受的日子,我們啟程,準備從一個城市前往島嶼遠方的另一個城市。那時,一個稱作Theatre Obrero「工人劇團」的團長Bundo正安排我們的座車。行程約莫11小時,風塵飛揚真是一點也不誇張,我們前往的那個城市,有一座著名的大學和一位進步的左傾校長。

「校長收容三千名境內難民至學校的大操場中⋯⋯我們去和難民的孩子做戲劇工作坊。」Bundo說道。「甚麼是境內難民呢?」我好奇問著,漸漸地我從交談中理解,當時的柯拉蓉總統採行美軍在越戰時,英文稱作Total War的地毯式轟炸戰鬥,在新人民軍出沒的山區大舉轟炸,目的是趕出左翼武裝部隊。這當然同時製造了成千上萬的境內難民,從山區往城市流亡。Bundo和許多民眾戲劇工作者相同,在酷熱且物資缺乏的工作環境中,通常以政治幽默來消融彼此緊張的相遇。

「有一天,撒旦打電話給上帝⋯⋯」Bundo總習慣拉開他細長的嘴角,像是很不費周章地就開始了他熟悉的這則笑話。「說他地獄這方來了三個搗蛋鬼,搞得周遭水火不容,像在鬧革命。我想請命於上帝,可否將三人送到你天堂那邊,接受感化,或可改變動盪不安的局面。」聽到這樣的笑話,特別在天主教解放神學盛行的內格羅斯島,自然會心地聆聽著。「結果呢,上帝一口就應允了,還得意地說他們是馬克思列寧毛澤東沒錯吧!」Bundo接著說:「這三人去了天堂後,很快三個月過去了,一切靜悄悄,撒旦沒接到任何上帝的電話。耐不住的撒旦於是焦急地撥了通電話給上帝。沒想上帝拿起話筒只說了一句話:『請不要再叫我上帝,我現在是無神論者了!』」。我們哈哈一笑,繼續在風塵僕僕中奔波。

800px-Mount_Canlaon
Photo Credit: Wikipedia
菲律賓 內格羅斯島(Negros)

現在回想這則政治笑話,在左翼退潮卻又隱隱冒芽的年頭。我翻閱著格瓦拉的一本畫傳。被吸引的同時,開始去臆想:「若這去到天堂而顛覆上帝的,還有一人,該推切.格瓦拉莫屬了!」格瓦拉是攝影迷,在攝影剛剛風行拉丁美洲的1960年代,他已擁有五部不同款的隨身相機。我們看他拍的諸多照片,總是在身體感與現場相當謀合的瞬間,留下不可被任意遺失的紀錄。

就以最後在玻利維亞革命時期為例,那些游擊戰士或在山區疲憊行走,或坐下歇息,或他自己坐在樹枝上的身影,雖顯得不甚清晰,卻有一種靈魂漸因被剝奪而去的倉促與流離。曾經,他抱著腿上兩位孩子,坐在一根樹幹上留影,孩子是農民羅哈斯的寶貝,也是他最早給游擊隊帶來玉米戰糧,誰知最後出賣格瓦拉和游擊隊的,竟也是他。

這是影像留給格瓦拉的第一個悖論:得以置信的愛的擁抱,和難以置信的背叛。在這之後,熱愛攝影的格瓦拉,為了取得氣喘藥物,從游擊戰鬥現場轉回游擊基地時,卻發現基地已經被政府軍破獲。深藏的文件、器材、藥物被洗劫一空之外,他留存的攝影膠捲也遭「抄奪」。而且,成為軍政府證實他的確在山區戰鬥的證據。

逼迫我們凝視的——難道是影像留給一位熱愛攝影的革命英雄,有如咒語般的「禮物」嗎?

01
Photo Credit:鍾喬攝影

翻拍《切格瓦拉畫傳》(2005)書封,聯經出版。

英國評論家約翰.伯格說得最為傳神:「勝利是暫時的、片面的、需要做出妥協的,而失敗和死亡則是徹底的、永恆的。」他還說:「格瓦拉年紀輕輕時候就死掉了,卻因此代表了年輕人的理想主義。」這樣的話語,導引我們進入躺下宛如受難耶穌的格瓦拉,而其死亡事蹟無論如何是神奇的。

格瓦拉於前一日被行刑者在腹部擊了九槍而斃命,當中情局與玻利維亞軍政府討論著是要以割下他的頭,或切下他的雙手作為格瓦拉已死的證據,正舉棋不定時,他卻在停屍台上微微睜開眼睛:讓我們看見他似乎以悲憫的眼神,看著這不義的世界,並凝視著殺戮的屠夫劊子手們!

讓我們將時間稍稍往前推,在他罹難前被逮捕時,一身邋遢、失魂落魄地經過對他指指點點的農民,恰是他原本想透過革命而解放的對象。這時,影像中的身體在時空邊緣走著,也以一種鄰近死亡的滅絕,面對著殘酷的世界。因此,當看守的士兵問他在想什麼時,他回答:「我在想,革命是不朽的。」當他做出這樣的答覆時,死亡的身體與活著的身體,都面臨一種緊張的對峙狀態。

這樣的狀態,使格瓦拉在世人的面前活了過來,宛若復活的耶穌,在窮人面前重新昭示一個從未到來的新世界。這世界,恰是格瓦拉所昭示的共產烏托邦。他躺著,已然停止呼吸,影像中的他卻睜眼復活過來。這種影像所帶動的臨場感受力,讓他的手肘像要撐起他身體的重量,讓他繼續對這世界說些甚麼!又或朗誦幾行他最親炙的詩人聶魯達的詩,像是在說著:

您讓我明白/個人的痛苦/如何在全民的勝利中消失。
您教我/在咱窮苦兄弟的硬板床酣睡。
您把我/打造於現實的根基,在堅實的磐石之上。

——〈聶魯達:獻給黨〉( 陳映真譯)

FreddyAlbertoChe
Freddy Alborta 於1967年10月10日,記錄格瓦拉的死狀。
Photo Credit: Freddy Alborta / Wikipedia

影像是無聲的,但影像所帶來的身體性,卻烙刻著生動的詩行。在殉難者的身體上讓靈魂染上靈光。攝影師弗雷迪.阿爾波特(Freddy Alborta)記錄了他的死狀,他後來回憶:「我當時沒想到會把他的形象拍成基督樣的救世場面,我只拍了當時的氣氛。不過在格瓦拉的遺體周圍,確實有一種神聖與聖潔的氣場。」

這段話給後世的人透露了超乎現實的訊息,雖然「靈光」這樣的形容,不免是很不唯物論的。但本文主要想探討的是現場的張力,如何透過身體性的不斷延續,從而得以將生命的神情帶入死亡的終止裡。這是影像帶動我們進入一個生命,即便已然沉默,然而抉擇與信念,卻仍不斷牽動我們,朝向其一生經歷社會主義事業的荊棘與坎坷,甚而為此付出生命的旅程中。

回想當時,在日照的甘蔗田間,車輪滾滾奔馳。我們一路前行,抵達那個難民城市的同時,彷彿從晨曦間的巷弄中,看見坐在雜貨攤板凳上抽著雪茄菸的切.格瓦拉。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或許你會想看
更多『評論』文章 更多『藝文』文章 更多『鍾喬』文章
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