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馬來西亞沒有 #MeToo?

為何馬來西亞沒有 #MeToo?
Photo Credit: Somer / Sipa USA / AP Images / 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社會事件本可成為一場社會運動的契機,但剪肩帶事件的各種攻擊以及捍衛涉及人士的言論讓其無法「燎原」,十年前的陸庭諭事件同樣如此。若社會仍把性當成禁忌,司法制度再完善,性騷擾問題還是會發生。

文:張玉珊(異樣成員,長期關注馬來西亞性別平權和LGBTQ權益議題)

#MeToo運動」最初是由美國黑人女性Tarana Burke發起的運動,主要目的是讓女性知道——尤其是年輕的有色人種女性——被性侵和性騷擾的她們並不孤單。十年後,Alyssa Milano再次將此字眼帶入人們眼裡,呼籲大家不應對性侵和性騷擾保持沈默,應勇於說出自身經歷,讓人們知道性侵和性騷擾是非常嚴重卻又長期被忽視的問題。

Alyssa Milano此舉加上早前好萊塢知名制作人Harvey Weinstein被揭發涉嫌多起性侵和性騷擾女性事件,許多倖存者(survivor)因此被賦權,紛紛在社交網絡以#Metoo述說遭性侵和性騷擾的經歷,最後成為一場全球性的運動。

不僅西方國家有許多倖存者使用「#MeToo」述說自己的經歷,亞洲國家也有。香港田徑運動員呂麗瑤,透過 #MeToo 揭露自己12、13歲時曾遭教練性侵,中國旅美學者羅茜茜也通過#MeToo舉報博士導師陳小武在求學時期性騷擾她,最後查證陳小武確實有性騷擾行為,因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撤銷教職。

當國際上 #MeToo 運動如火如荼時,馬來西亞的#MeToo呢?

馬來西亞當然也有#MeToo,只是未如上述國家般爆發出連串事件。雖有倖存者在社交媒體通過#MeToo述說被性騷擾或性侵害的經歷。但相較其他國家,#MeToo並沒有在國內引起巨大漣漪。許多人會寫上#MeToo以示與倖存者同在或賦權;也有人不願通過社交媒體這個平臺公開經歷,只放上#MeToo以表明本身也是倖存者。

因為公開述說經歷,都需要經歷一番掙扎。不僅擔心被質疑為何這時才說出來,更擔心遭到親友和網民攻擊,如「想太多」、「太過敏感」、「穿著性感」等譴責受害者(victim blaming)的言論。

《透視大馬》日前訪問了三名通過#MeToo述說經歷的倖存者,我也是受訪者之一。 受訪者都表示必須經歷掙扎,才能公開經歷。其中一名倖存者彼得,就被質疑身為年輕(有力氣的)男生(認定倖存者必然是女性),不可能遭遇性騷擾或性侵害,甚至認為一定是在倖存者「自願」的情況下才會發生。

這些言論正是#MeToo運動無法在馬來西亞引起巨大回響的原因。去年十月在華語圈也爆發了一起疑似性騷擾事件。某位男士在臉書貼了一張女上司的照片,並寫上「這條裙美到讓人想剪去小小的肩帶」。之後一名女網友從臉書看到後,指責這是一種性騷擾行為,隨後引發各方討論和罵戰。

本文無意論述該起疑似性騷擾事件(下文將簡稱「剪肩帶事件」)誰對誰錯,然而,這起事件中各種針對「揭發者」和抨擊該名男士行為 / 譴責性騷擾行為的人士,都遭受到程度不一的人身攻擊。

剪肩帶事件裡,只有極少數討論當中的權力展演 / 宰制、父權、國內司法制度的缺陷等,但更多的討論是集中在涉及人士絕不可能如此做、揭發者居心何在、認為涉及人士被「霸淩」等的討論。連借用#MeToo發聲的倖存者,也同樣遭受各種質疑(尤其是譴責受害者),讓倖存者看到這些排山倒海的攻擊後,不敢在社交媒體用#MeToo說出經歷。

錯失社運契機,星火無法燎原

其實,#MeToo和剪肩帶事件可以成為一場社會運動的契機,借此延伸討論性騷擾定義、如何制定法律、當中的執法缺陷等,但剪肩帶事件裡的各種攻擊以及捍衛涉及人士的言論,就像一大桶水撲滅了剛燃起的星星之火,讓其無法燎原。類似情況多年前也曾發生。

華教鬥士陸庭瑜在2008年被揭發多次性騷擾女性,當時捍衛陸氏的言論,經過多年後來到近期的剪肩帶事件也沒改變多少,同樣攻擊揭發者和倖存者居心何在,為何攻擊一位聲譽極高的老人家,甚至聲稱其性騷擾行為只是「過於熱情」,還試圖以「生病」作為性騷擾的擋箭牌,讓他從華教事業中退休接受「治療」,導致最後整起事件不了了之。

無獨有偶,當Harvey Weinstein案鬧大時,也公開披露自己有「性癮」,承諾努力「治療」以「征服心中的惡魔」。如此試圖營造出「病人」形象,是一個精心計算的公關策略,讓自己從一個強勢的「侵犯者」變成可憐兮兮、無法控制本身行為的「病人」。就這一點,陸庭瑜事件並無二致。

這些言論完全不理會歷史背景、脈絡、司法、父權社會、性別歧視、誰掌握話語權等情況,天真又離地的以為只要倖存者揭發性騷擾或性侵害行為,司法必然會善待受害者、嚴懲騷擾者 / 侵犯者。

只是,馬來西亞的司法制度一點都不善待性騷擾或性侵害倖存者。

首先,本國並沒有專屬的性侵害法和性騷擾法。國內法律除了「勞工法令」(Employment Act)裡有性騷擾部份、「刑事法典」(Penal Code)有性侵害和性騷擾部份,以及早在1999年就已經有的「職場性騷擾防治準則」(Code of Practice on the Prevention and Eradication of Sexual Harassment)以外,就沒有了。礙於篇幅,本文只討論性騷擾法律的部份。

相較其他法律,目前勞工法令裡的性騷擾部份尚算完整,只要僱員(無論其薪資階級)遭遇性騷擾,可以向上司或人事部投報。一旦倖存者投報後,上司必須在三十天內回覆投報者。若三十天後上司回覆投報者,騷擾者行為不構成性騷擾,倖存者可直接向公司裡職權最高者申訴。倘若這位職權最高的人,就是性騷擾者呢?那倖存者也向對他提出申訴,而他將會對投訴進行評估,指派一名僱員調查此事。但這就會出現球員兼裁判的情況,或是因被調查者和調查者之間的權力關係導致無法有公正的調查,這也正是勞工法令裡不完善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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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民眾有感,從國際評比的角度來看,在2021年早稻田大學與國際資訊長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CIO, IAC)合作辦理的世界各國政府數位評比中,臺灣在全球64個主要經濟體中排名第10名,較2020年進步1名,在整體國際中表現也算前段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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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

那政府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數位化的呢?源頭可以追溯到1998年時推動的「電子化政府計畫」。長期投身電子化政府計畫的規劃與推動的數位發展部數位政府司司長王誠明回憶道:

「那時政府發展許多大型網路、服務資訊上網等基礎建設,並將戶政、地政等民生領域的人工服務流程優化為電子化的線上服務,過程累積了不少可應用的資料庫及大型資訊系統;到了2017年,安全傳輸、資訊分析整合等技術也漸漸成熟,國內外都意識到『資料』是提供服務的重要元素,於是政府便開始更著重於資料的分析與應用。」

從那時起,政府秉持著讓民眾參與政府運作的開放精神,展開「服務型智慧政府推動計畫」,以民眾關切議題的數位服務為優先項目,透過開放高應用價值資料與即時分析技術,提供民間資料應用的空間,或是由機關主動開發相關服務,不只對外增強政府的公共服務能力,對內也改善民主治理的運作機制,回應整體社會的數位化需求。

資料運用思維轉變:「資料治理」作為政策發展方針

王誠明司長特別強調,雖然電子化政府與智慧化政府乍看都是透過電子產品及數位技術加速政府服務,但在執行思維上卻有根本性的差別。傳統的政府服務多半從「公共事務管理」的角度思考,例如報稅、戶政、地政等,都朝向便於管理者管理的角度去開發;但在智慧化政府的發展觀念中,政府反而會站在民眾的角度思考,利用資料開放與分析技術等方式,鼓勵公私單位開發更多數位服務。例如過去政府開放實價登錄、公車路線、空氣品質等即時資料,衍生出實價登錄地圖、台北等公車等多元應用的APP,這些都是透過資料治理來滿足民眾生活需求的最佳範例。

隨著資料治理概念的深化,臺灣Open Data的服務也逐漸成熟,甚至在英國開放知識基金會(OKFN)的開放資料國際評比中獲得世界第一的殊榮。於是2015年,國發會從「賦權」概念出發、強調資料作為精準數位服務的基礎,打造「數位服務個人化」(MyData)資料自主服務,以「民眾自主決定資料如何使用、給誰用」的核心精神,打開政府服務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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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數位發展部「個人化資料自主運用(MyData)」網頁
My Data服務平台。

在過去,若民眾要到銀行辦理開戶或貸款等業務時,會因需要出示相關證明,所以得耗費許多時間往返機關與銀行辦理。如今透過MyData平台,辦理者經過不同等級的身分驗證後,就能即時將指定資料傳輸給指定機關,而且過程中民眾也可以隨時追蹤,知道資料傳到什麼地方、被誰使用;倘若資料不慎被盜用,民眾也能第一時間收到簡訊和Email通知來即時處理。

MyData平台的服務不只強化食醫住行育樂等民生領域的數位服務,王誠明司長也說,當中央與地方整合成熟之後,也希望跨足私部門,從監管力道強的金融產業開始,漸漸延伸至監管力道較弱,卻與民生息息相關的產業(如醫療),甚至期待在最終階段引入AI服務,落實資料智慧應用。舉例來說,未來民眾失業時只要告訴政府「我失業了」,MyData平台就能主動查詢、分析民眾同意開放的資料,藉由資料彙整及AI分析的智慧服務,主動回饋民眾如何申請補助、提供就業輔導等個人化建議。

由內而外深化數位治理,組織再造迎擊轉型挑戰

當政府則從「資料」的角度出發,打造新型態的公共服務模式時,「資料」不只化身為政府或企業組織間最珍貴的資產,也成為一切數位服務發展根基。不過,成千上萬的資料該如何妥善的管理、安全的傳輸、合法的應用,也成為智慧化政府發展過程的關鍵課題。對此,王誠明司長也坦言,這正是政府在轉型過程中面臨的三大挑戰:機關本身思維與行事風格的轉變、跨機關間資料傳輸的法律規範適用性,以及資料本身的個資保護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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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政府數位治理的三大挑戰:機關思維的轉變、資料傳輸的交換、隱私與方便的平衡。

所以如今政府透過組織再造,成立位階更高、權責更集中的「數位發展部」,把過去可能分別是通傳會、經濟部、國發會資管處、行政院資安處在做的事情重新整合,回應這些轉型過程中跨機關、跨領域的複雜問題,讓轉型過程中無論公私部門都有可以共同討論、解決問題的夥伴。

「數位轉型其實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它不是像轉骨一樣瞬間。它是一個持續的滾動調整,根據社會需要和當下技術,讓服務做得更好。」

王誠明司長也說,正因轉型是漫長的過程,所以數位發展部的角色就是在調整過程中能靈活運作、協調合作的機關,讓無論技術、制度、法律等層面的政府服務都能與資安會緊密結合,正確導入數位治理制度,落實資安與個資保護。

持續落實、不斷提升:數位治理永無止境

最後,王誠明司長也強調,深化數位治理不只該思考如何運用數位服務提升機關效能,也包含怎麼找出社會中沒能力使用數位服務的人,並給予幫助。若要達成這樣的目標,倚靠的就不只是技術成長,還包含整體數位環境的建置。仔細觀察臺灣社會近年的轉變,就能發現不少相似的痕跡──越來越多的數位服務不只作為應用的工具,深化公共服務效率及公民參與的可能性,還能打破傳統框架,成為新興的溝通媒介,建立公私部門之間不同的協力模式;更甚至我們還能從視訊看診、健康存摺等疫情應對措施中學習,也相信未來國家再度面臨困難或風險時,在數位治理的增能之下,可以更快速的恢復,並透過完善的數位工具解決難題,從中學習並不斷的強化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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