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場遺產爭奪戰談起，遇見傳統漢人社會中的非典型家庭

對於基層社會的考察也讓研究者發現民間對於不同的家庭形式與結合方式有較寬容的態度，且規範本身與對規範的詮釋都是與時俱進的。因此我們現在不用親人死了依照親等守數月或數年的喪，這段時間不能工作、專心的悲傷。而諸如平民建宗祠、編族譜、祖先牌位、祭田祭產、入贅等等，都是不同時代的歷史產物，且依據不同時代的需求而所變化，以解決當下需要面對的問題，不是「三千年不變的文化傳統」。對於不斷變動的社會，人們會找到因應的方式，基於歷史或所謂傳統的教條，不應該是束縛不同人群追求自我實踐的枷鎖。

歷史學者研究傳統時代的家庭型態或許有不同的目的，然而如果歷史研究的重點是真正生活過的人們的話，我們應該重視的是他們的生命與他們的選擇，而不是被動地重製過往教條所欲製造出來的、維護特定階層利益的假象。對於歷史上之非典型家庭的討論並不是要獵奇或揭醜，而是提醒在主流的、有權力者的論述之外，尚有許多幽微而被壓抑的聲音。這些聲音提醒我們閱讀史料要更加謹慎，切莫以為身為來者的我們可以由時間揀選下來的文字資料掌握過去的全貌。假使歷史研究對當代社會有什麼啟發的話，或許不是自認通曉歷史的邏輯、以過往的意識形態作為合理化當代權力者的依據，而希望能從發掘過去隱微的聲音間，理解當代不同人群的困境與遭遇。

註釋

[1] 淡新檔案32410案。感謝台大法律系陳韻如教授介紹，讓我看到這個案子。同時請參考陳韻如，《帝國的盡頭：淡新檔案的姦拐故事與申冤者》（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陳韻如，〈淡新檔案中的「刁民」：帝國底層的法律策略與制度〉，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主辦，「法律與歷史的交匯：台灣法律史二十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台北，2017年11月30至12月1日。

[2] 參看陳韻如，〈淡新檔案中的「刁民」：帝國底層的法律策略與制度〉。

[3] 在另個案子，李氏作為徐和生的續妻生了一個女兒，但在徐和生死後與其和前妻生的兒子不合，遂連同另外買得的童養媳陳招妹一起嫁給古觀福。李氏與徐和生的女兒繼續留在徐家，而徐和生的弟弟徐來生因為把寡嫂嫁出去，拿到了聘銀五十六大元。見淡新檔案，23703。

[4]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 : 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8）；Janet Theiss, Disgraceful Matters: the Politics of Chastity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5]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收入朱維錚校注，《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頁479-480。

[6] 李仁淵，〈從史料到文本：族譜與明清地方社會研究〉，《中國史學》（東京：中國史學會）25 （2015.10）：85-97。

[7] 張孟珠，《清代底層社會「一妻多夫」現象之研究》（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13）；岸本美緒（李季樺譯），〈妻可賣否？明清時代賣妻、典妻習俗〉，收入於陳秋坤、洪麗完編，《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2001），225-264；蔡東洲等著，《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529-552；Matthew H.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Survival Strategies and Judicial Interven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8] Matthew Sommer, Polyandry and Wife-Selling in Qing Dynasty China, 86-87.

[9] 也參考，蔡東洲等著，《清代南部縣衙檔案研究》，543-546。

[10] 參考曾文亮，〈全新的舊慣：日治時期總督府法院對台灣人家族習慣之改造〉，《台灣史研究》17.1 （2010）：125-174。

[11] Michael Szonyi, Practicing Kinship: Lineage and Descent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鄭振滿，《明清福建家族組織與社會變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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