駐外看台灣(六):老闆發「善念」,該捐錢還是加薪?

駐外看台灣(六):老闆發「善念」,該捐錢還是加薪?
Photo Credit:@Saigon CC BY 2.0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許多台灣老板都會不時捐錢給寺廟教會或學校醫院等機構,無論是捐錢的老板或社會大眾都認為這是善行,但老板們捐給寺廟的錢若可以拿來替員工加薪,還更有可能被老天認為是善念的行為,而且一旦受照顧的員工更加為公司著想,這種善行,自然就能在當世享有善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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駐外看台灣(五):從台大的腳踏車看台灣教育問題

台灣本來就很小,尤其是面對巨無霸的中國不斷地無理取鬧時更教人氣短,我想一定有許多人希望一覺醒來,就能幻化成無敵鐵金剛般的勇壯,以便出出胸前悶氣。

台灣解嚴後,社會力隨著自由民主的腳步逐漸解放,開放的社會使得各個領域都開始出現未曾有過的自主空間;但正因如此處處也呈現出家裡沒有大人般的茫然。經濟上,西進的公司利用中國便宜的人工,在遼闊的土地上快意馳騁,讓我們產生多家傲視全球的兆元企業;可是留在島內的中小企業卻因中國的磁吸效應,經營環境和獲利大不如前,中小企業原本是許多年輕人可以發揮創業長才的舞台,如今舞台日益縮減,使得原本生機蓬勃的經濟因而悶了許多年,上班族普遍覺得忙得有點茫盲。

中年以上的人對中國崛起前社會破敗的景像都有印象,對照如今一二線城市亮麗的硬體建設、高度發展的物聯網產業、以及欣欣向榮的影視娛樂業等,自然會讓人稱羨不已。目前台灣已有幾百萬人的生活和中國經濟息息相關,很多青年學子畢業後,將前往中國職場發展列為重要的選項;凡此種種都讓許多恨鐵不成鋼的人埋怨藍綠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行,民怨衝天的結果,我們的政黨忙著輪替、政務官換個不停,事務官更被逼得快不行,公務員都感到「官不聊生」,台灣社會上上下下真需要受這種鳥氣嗎?

價值衝突:崇尚法治文明,卻又羨慕人治效率

喜歡趴趴走的台灣人充斥在國際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若在歐美日韓等國看到比我們進步或文明的地方,都能虛心看待並積極地想迎頭趕上;然而大家都知道社會現狀的改變會牽動各方利益,需要一步一腳印地依法行事無法急就章。例如台北某個都更案就可因一家釘子戶躭擱了19年仍在程序中打滾,許多住戶的頭髪已等白,家人的生活因此長期地陷入不安定;然而卻沒有人主張這家釘子戶的房產應充公,人應抓去槍斃,因為我們是文明法治的國家,實體或程序的法令若不合時宜可以改,沒人會授權政府蠻幹。可是看到所謂同文同種的中國人追上來或超前時,為什麼台灣人就會這麼按捺不住?

其實世人看待中國崛起的心態已經在微妙地轉變,尤其是有能力主導議題的高所得的國家。這些國家原本或基於當初欺侮過中國的愧疚感、或單純基於協助窮國脫貧的心理,都曾大方地給予中國經濟發展所需的優待和寬容,其中最諷剌的是日本給的經援最多,卻最遭中國人憎恨,日本在中國的企業動不動就受到反日情緒的杯葛。其實外表光鮮亮麗、講話很大聲的中國境內,仍有3億人生活在貧窮線以下,平均每天賺不到2美元;可是世人如今似乎已經受夠了,大家不想再對中國讓利,他們和台灣人一樣心裡都有股怨氣。

若平心靜氣地以客觀事實來說,現代台灣的物質生活遠比上一代富足;然而許多人的心卻因中國崛起而悶、而茫,常易莫名地滋生不滿。當有任何公共議題在台灣引發爭議時,台北街頭就常有人出來發洩這股不滿的情緒,非理性的抗爭此起彼落,拒馬兩頭散發著一股社會不安。我覺得台灣人的心需要隨著週遭環境的變化,理性地加以微調才行。

台灣人勤奮耐操、教育程度高、DNA裡又有不願向環境低頭的骨氣,應該利用好不容易掙得的自由民主來修鍊自己,努力地將台灣深耕成一個文明善良的國家。我建議大家經由理性修為、拒絕理盲,來將自己的心徹底地平靜下來,務實理性會使我們因謙卑而心生善念,而善念如光,有光便會看見出路,就不會茫;光不但能驅走黑暗,彰顯真相,更能溫暖人心,使我們不悶。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理性和善念的動態平衡:多少錢才算是高薪?

理性和善念聽起來很抽象、很形而上,有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味兒。修鍊理性為何會生善念呢?其實這和常道一樣,接觸過的人就能領悟、就可感受到,這很難用言語正面地加以描述,因為語言很難同時去描述多面向的動態平衡;然而若從反面去理解的話,有時比較容易。這如同你很難去肯定一個人,尤其是原本印象就不好的人,因為要肯定一個人往往要相處過很長的時間,還要經歷諸多心理轉變的過程才行;但是你若想否定一個人時就容易多了,只要捉到一件事不對,一般人就可以馬上下定論。我們捫心自問一下,大家看待政府的心態不也是這樣?

雖然以正面角度去描述理性和善念不容易,我仍勉力想用台灣人最關注的低薪問題來說明一下,藉以彰顯多面向思考後要取得動態平衡的難度。若由被僱用人的角度考慮薪水,馬上想到這薪水是否足以過活?若領的錢不足以過活的話,日子就會過得辛苦,日子一難過自然要怨薪水低;但若從發薪水人的角度看問題,就不是這麼簡單,因為維持一個公司的生存發展,需要考慮的層面比較多。

設若某家企業給某個員工的月薪是三萬或五萬時,如何客觀的評論這薪水是低或是高?我們都知道高低是相對的概念,需要另外一個數字來比較才有意義,所以單獨看3萬或5萬是無法判斷的。為求得一個客觀具體的金額來比較,我認為至少得考慮下列因素:這員工對公司獲利的貢獻是多少?公司所處行業的平均獲利是多少?同行對同一職位的薪水給多少?公司在同行中的定位和前景如何?這位員工的學經歷和潛力高低?還有很現實的是依公司財務狀況能給多少?

綜合考慮各種相關因素後,理論上大概可以算出一個可供比較的「本分薪」,再用這個金額來和三萬或五萬相比,這時候才能客觀的說這人的月薪是給高了或低了?若是給得比較高,直覺上當然是對該員工「好」,因為可以改善他的生活,但若從公司經營的角度來說,卻可能是「不好」,因為搞不好公司會倒閉。

總之,人類大腦因受量化能力的限制,社會上許多看起來簡單的問題,在每個人同時多面向動態思考後的評價很難同一,而當歧見出現又無法取得共識時,爭議便很難避免。既然員工應該獲得的「本分薪」很難客觀核計,實務上便繫於雇主一念之間,縱使他能有如天助似地開出應得的「本分薪」,可是若不符合員工自己主觀的「認分薪」時,還是會心生齟齬。當員工的心理不舒服時,若再有人適時地煽風點火,爭議便起。因此我們看到許多民主國家的勞資雙方,永遠在「春鬥」、「秋鬥」的鬥個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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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EPA/ 達志影像
考量各方情勢現象所下的決定,才是真善念

我注意到台灣有許多老板都會不時捐錢給寺廟教會或學校醫院等機構,而無論是捐錢的老板或社會大眾都認為這是善行,基於這樣的社會通念,老板們便常不停的捐。可是如果要多面向地分析這所謂的善行是否基於「善念」時,客觀上要考慮的因素恐會比前述低薪的評論更加複雜。容我簡單的說,「善念」或「天良」是無法用捐錢的行為就能斷定;若是這麼簡單的話,有錢人或是拿了黑心錢後分一點給寺廟的人,豈不都能善有善報地上天堂?而捐不出錢的窮人包括顏回、莊子、耶穌以及六祖等聖賢人,豈不都已在地獄受苦?

台灣諺語中的「人在做,天在看」就是類似的道理。

老子說:「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一個錢財聚太多的人,容易遭他人覬覦而被暗算,權力也是一樣,或許就是這樣子,習近平才會腹痛住院。我個人覺得老板們捐給寺廟的錢,若可以拿來替員工加薪,會比較有可能被老天認為是善念的行為,這種善行,還可在當世就享有善報,因為老板的善行溫暖員工的心、安定他的生活後,員工自然會珍惜而處處為公司著想,這樣減少浪費提高效能,公司經營在善有善報的良性循環下,競爭力就會不斷的提升。當這種天良企業一多,社會自然就比較和諧。

行有餘力的台灣人若常能站在弱勢的立場看問題,在能力範圍內主動拉人一把給人送暖,將理性和善念當成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台灣自然就會轉變成不悶不茫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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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