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的經濟學家不同意21世紀資本論,「搖滾巨星」Piketty錯在哪裡?

81%的經濟學家不同意21世紀資本論,「搖滾巨星」Piketty錯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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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現在已經很少人讚揚Thomas Piketty的《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了。這本書的英文版在今年四月推出時曾一度佳評如潮。2008年經濟學諾獎得主Paul Krugman推崇本書是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紐約時報則將Piketty喻為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但這都已成過去。今年十月的調查顯示,只有3%的經濟學者贊同Piketty的觀點、81%不同意Piketty的分析。

文:菜逼八經濟學(剛畢業的菜逼八,在學界底層掙扎)

現在已經很少人讚揚Thomas Piketty的《21世紀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了。這本書的英文版在今年四月推出時曾一度佳評如潮。2008年經濟學諾獎得主Paul Krugman推崇本書是近十年最重要的經濟學著作,紐約時報則將Piketty喻為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但這都已成過去。今年十月的調查顯示,只有3%的經濟學者贊同Piketty的觀點、81%不同意Piketty的分析。

為什麼?一定有人認為這些蛋頭學者的書生之見都是垃圾。但原因沒那麼單純。

一個原因是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指出了Piketty在處理歷史數據方面的若干錯誤—Piketty在分析龐雜的歷史數據之後,指出西歐的所得分配在十八和十九世紀一度極為不均;雖然兩次大戰和經濟大恐慌期間所得分配一度改善,但近年所得分配再次漸趨惡化,今日不平等的情況已經接近一戰前, 若世界各國不及時聯合採取激烈的政策(例如80%的所得稅),所得分配可能會回到十八、十九世紀西歐的水準。

金融時報仔細檢視歷史數據之後,認為Piketty犯了一個無心的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由於數據分析的結果和Piketty事先的預期一致,Piketty沒有去檢查自己是否在哪裡犯了錯。Financial Times 指出今日所得分配不平等的情況,距離一戰前的水準還有一段距離。

金融時報相關文章:

但歷史數據的錯誤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就像Piketty自己說的,這幾個錯誤不影響自己的主要結論。主要的原因是:第一,在理論方面,Piketty的結論同樣受到許多學者的質疑。第二,在實證方面,如果Piketty是對的,我們應該看到各國國內的所得分配、以及全球的所得分配都趨向不均。但資料顯示,各國(尤其是富裕國家,例如美國和台灣)國內的所得分配雖然日漸惡化,但全球的所得分配反而有所改善。

富裕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真正的原因可能並不是任何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缺陷,而是全球化——過去二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數目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逐漸取代了富裕國家的低技術勞工。全球所得分配的改善,主要的原因是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拜全球化之賜,終於得以脫離貧困;美國和台灣國內所得分配的惡化,反應的則是國內的低技術勞工缺乏工作機會,導致中下階層所得成長停滯不前。

Piketty的資本主義三定律

在理論方面,Piketty的理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可以濃縮成資本主義三定律(three laws of capitalism):

  1. 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等於資本報酬率r乘上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

α=rx β

  1. 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長期而言,接近儲蓄率s與經濟成長率g的比值:

β=s/g

  1. 長期而言,資本報酬率r,大於經濟成長率g:

r>g

假設資本報酬率r和儲蓄率s固定不變,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Piketty認為在二十一世紀,全球的經濟成長率可能會下降至1%—1.5%):

  1. 根據定律二β=s/ g,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將隨之上升;再根據定律一α=rx β,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也將隨之上升。
  2. 根據定律三r>g,資本報酬率超過經濟成長率,將導致資本集中在少數資本家手中。

Piketty的分析缺少個體基礎

必須要說,Piketty的三個定律都是對的。第一定律(α=rx β)毋寧視為資本報酬率r的定義。大部分的經濟模型也預測當經濟體位於均衡,第二定律(β=s/g)和第三定律(r>g)也隨之成立。當然,Piketty顯然忽略了資本的折舊和損耗,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小錯誤。

如果Piketty的三個定律都沒有錯,為什麼81%的經濟學者不同意Piketty的結論?

問題在於資本報酬率r和儲蓄率s固定不變的假設。Piketty的方法讓人回想起1930年代的早期凱因斯學派所採用的方法—從經濟現象中歸納出幾條簡單的定律(例如Piketty的三定律);認定其中若干數字是固定的參數(r和s)、若干數字是外生變數(g)、若干數字是內生變數(α 和β)。然而,參數和外生/內生變數的認定,縱非全然任意,也至少失之武斷。

我們可以用另一個武斷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Piketty假設資本報酬率r固定不變,所以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必定上升。如果我們假設α固定不變,那麼,當經濟成長率g下降時,下降的反而是資本報酬率r。

假設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固定不變當然武斷,但不會比Piketty更武斷。事實上,讀者如果熟悉同樣假設儲蓄率s固定不變的1956年Robert Solow經濟成長模型,我們可以根據Solow成長模型推導出非常類似Piketty三定律的三個數學式(唯一主要的不同是Solow沒有把折舊率給忘了)。而當Solow模型位於均衡時,Piketty的α和β都會回到均衡水準。資本所得與總所得的比值α不會更高(隱含資本家與勞工所得差距不會變大),資本與總所得的比值β也不會更高(隱含資本不會更集中到資本家中裡)。(專業讀者不妨參考David Romer教科書的第一章,自己推導看看。)

同樣的三個數學式。當g下降,假設r固定不變,會得到α上升的結論;假設α固定不變,則會得到r下降的結論。誰對誰錯?

答案是都不對。或者說兩個模型都不夠好。

早期凱因斯學派所採用的,從現象歸納定律的方法,由於缺少了個體基礎(micro foundations),常被人奚落是液體壓力總體經濟學(hydraulic macroeconomics)。這種方法將經濟體中的個人視同液壓機械中的水分子,相信人的行為和決策脫不出自己歸納出來的幾條定律。但最終,經濟學處理的不是水分子,而是有理性、會思考的個人。面對環境,人會做出對自己有利的決策。經濟體中千萬個個人做出的決策型塑了經濟的結構。

我們觀察到的種種現象,都是特定結構的產物。當外在環境改變,經濟結構也隨之改變。相信從原先的結構所觀察到的現象歸納出來的幾條定律,在結構改變後可以用來預測未來,未免過於天真。

如果我們考慮個體基礎,利用1965年David Cass和Tjalling Koopmans提出的Ramsey-Cass-Koopmans(RCK)模型,同樣可以推導出與Piketty的三個定律十分類似的結果。但是根據RCK 模型,當經濟成長g降時,不僅資本報酬率r會隨之下降,儲蓄率s在短期間內也會低於均衡水準。(專業讀者:Romer第二章。)

考慮個體基礎的RCK模型當然比把人當成水分子的傳統方法高出一籌。但這當然不代表有考慮個體基礎的模型就絕對正確。經濟模型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著太多空白,經濟模型對未來的預測只能視為標竿(benchmark)。但依常理判斷,當經濟成長g下降,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資本報酬率r不會隨之下降;而當資本報酬率r下降,我們同樣沒有理由相信儲蓄率s會維持固定。Piketty的假設不合常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Pedro Schwartz的評論

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全球化

我們先談比較簡單的實證問題。首先指出這個問題的可能是Kenneth Rogoff。Rogoff注意到過去幾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終於得以脫離貧困。Piketty的觀察可能適用於富裕國家,但不能解釋這個現象。

Christoph Lakner和Branko Milanovic今年五月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詳盡的數據。Lakner和Milanovic比較1988至2008年間全球120個國家的所得成長和分配情形,發現就全球而言,個人平均所得在過去20年間成長約25%;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則由1988年的72.2降低到2008年的70.5。

吉尼係數是衡量所得分配的一個簡單指標,數字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等。由72.2降到70.5,當然下降的不算太多,但已經足以說明全球所得分配沒有變壞。

然而,Lakner和Milanovic同時也發現了下面的現象:

  1. 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最快(約75%);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前20%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則呈現停滯 (接近0%)。
  2. 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主要屬於亞洲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或印度)的中上階層;而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前20%附近的群體,主要是富裕國家(例如美國或台灣)的中下階層。

所以,富裕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全球化——過去二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數目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逐漸取代了富裕國家的低技術勞工。一方面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拜全球化之賜,終於得以脫離貧困;另一方面,美國和台灣的低技術勞工缺乏工作機會,中下階層所得成長停滯不前。這是個大問題,但這和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缺陷無關。

《21世紀資本論》相關評論:

20141116更新:

這篇文章是11月10日所寫,整理了最近幾個月我所看到的有關 Piketty 的討論,以及我個人的看法。

看到今天(11月16日)Piketty在台北演講的新聞,Piketty 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

「皮凱提認為,財富集中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所得族群的教育機會與資源,遠高於所得低的族群。加上全球化對高技能的需求加劇,能享受更多資源的富人,可世襲財富、教育機會更好,因此形成更鞏固的財富階級。」

個人很同意Piketty 這裡的說法。在文章中我已經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各國不同的制度,確實導致了教育機會與資源的分配迥異。制度方面,《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一書的作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今年八月新的文章,值得一讀。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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