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的經濟學家不同意21世紀資本論，「搖滾巨星」Piketty錯在哪裡？

我們觀察到的種種現象，都是特定結構的產物。當外在環境改變，經濟結構也隨之改變。相信從原先的結構所觀察到的現象歸納出來的幾條定律，在結構改變後可以用來預測未來，未免過於天真。

如果我們考慮個體基礎，利用1965年David Cass和Tjalling Koopmans提出的Ramsey-Cass-Koopmans（RCK）模型，同樣可以推導出與Piketty的三個定律十分類似的結果。但是根據RCK 模型，當經濟成長g降時，不僅資本報酬率r會隨之下降，儲蓄率s在短期間內也會低於均衡水準。（專業讀者：Romer第二章。）

考慮個體基礎的RCK模型當然比把人當成水分子的傳統方法高出一籌。但這當然不代表有考慮個體基礎的模型就絕對正確。經濟模型與現實之間仍然存在著太多空白，經濟模型對未來的預測只能視為標竿（benchmark）。但依常理判斷，當經濟成長g下降，我們沒有理由相信資本報酬率r不會隨之下降；而當資本報酬率r下降，我們同樣沒有理由相信儲蓄率s會維持固定。Piketty的假設不合常理，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Pedro Schwartz的評論。

問題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全球化

我們先談比較簡單的實證問題。首先指出這個問題的可能是Kenneth Rogoff。Rogoff注意到過去幾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終於得以脫離貧困。Piketty的觀察可能適用於富裕國家，但不能解釋這個現象。

Christoph Lakner和Branko Milanovic今年五月的研究提供了更為詳盡的數據。Lakner和Milanovic比較1988至2008年間全球120個國家的所得成長和分配情形，發現就全球而言，個人平均所得在過去20年間成長約25%；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則由1988年的72.2降低到2008年的70.5。

吉尼係數是衡量所得分配的一個簡單指標，數字越大代表所得分配越不平等。由72.2降到70.5，當然下降的不算太多，但已經足以說明全球所得分配沒有變壞。

然而，Lakner和Milanovic同時也發現了下面的現象：

1. 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最快（約75%）；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前20%附近的群體，所得成長則呈現停滯 （接近0%）。
2. 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中位數附近的群體，主要屬於亞洲開發中國家（例如中國或印度）的中上階層；而1988年所得位於全球前20%附近的群體，主要是富裕國家（例如美國或台灣）的中下階層。

所以，富裕國家國內的所得分配不均，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全球化——過去二十年間亞洲開發中國家數目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逐漸取代了富裕國家的低技術勞工。一方面亞洲開發中國家的數十億人拜全球化之賜，終於得以脫離貧困；另一方面，美國和台灣的低技術勞工缺乏工作機會，中下階層所得成長停滯不前。這是個大問題，但這和資本主義本質上的缺陷無關。

《21世紀資本論》相關評論：

• 不用打世界大戰也能財富重分配，「經濟學界的搖滾巨星」提出解方
• 風靡全球的《21世紀資本論》模式，能否套用在中國？
• 99%破碎的美國夢：出身貧富比個人努力重要的「靠爸」時代
• 新版房屋稅和富人稅能弭平貧富不均嗎？目前課的還不夠多
• 經濟學家：向富人抽80%的稅，才足以遏止全球惡化的貧富差距

20141116更新：

這篇文章是11月10日所寫，整理了最近幾個月我所看到的有關 Piketty 的討論，以及我個人的看法。

看到今天（11月16日）Piketty在台北演講的新聞，Piketty 提出了一個新的觀點：

「皮凱提認為，財富集中的主要原因，來自於高所得族群的教育機會與資源，遠高於所得低的族群。加上全球化對高技能的需求加劇，能享受更多資源的富人，可世襲財富、教育機會更好，因此形成更鞏固的財富階級。」

個人很同意Piketty 這裡的說法。在文章中我已經討論了全球化的問題，各國不同的制度，確實導致了教育機會與資源的分配迥異。制度方面，《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一書的作者Daron Acemoglu和James A. Robinson今年八月新的文章，值得一讀。

責任編輯：楊士範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