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全主義」還是「政治正確」：現代社會如何塑造障礙者的形象？

「我沒有錯，也不需要憐憫，錯的是社會忽略了我們也是人，我要的是和你們享有一樣的各種權利。」

只有從社會模式的角度觀察，才能夠理解齊默爾曼或其他障礙者為什麼近乎固執的堅持己見。無論是出於恐懼也好或是義憤也罷，好不容易才開拓出來的社會空間、費盡心力去扭轉的障礙者形象，極可能因為千百年來所累積的潛意識而功虧一簣。而這也是社會認為齊默爾曼吹毛求疵，但他卻更加敏感於語言傳播的力道，更何況加朵可是人盡皆知的「神奇蓋兒」，一句話可能足以抵銷千百位障礙者的呼聲。

同時，也還是只有從社會模式的批判，才能一窺健全主義在個人模式當中的虛幻性：不管城邦如何講求德行，具備黃金比例的人體總不可能到處都是；無論醫學發展或管理技術如何發達，身心障礙者還會持續出現。說到底，健全主義只是不存在的虛構概念，因為每個人都有老弱傷病的時候，一個人到底要多完美才稱的上健全呢？

激進的打殘理論（crip theory）於是宣稱：「在健全主義的面前，每個人都不夠完美，因此每個人都是障礙者！」

健全主義之所以受到當代社會的批判，就是因為這使得障礙者好不容易在社會模式中長出來的信心，又被一棍子打回個人模式的自囚牢籠。然而，批判健全主義歧視障礙者是容易的，但當這種身體觀結合消費主義滲透到所有人的生活當中，特別是在這個缺乏意義卻又意義過剩的年代，就顯得格外矛盾又難以抗拒。

在消費主義的社會當中，健全主義會讓人無意識的改造自己。例如，對於有缺陷的身體必須購買大量的護理和化妝產品；同時我們被告知身體是不完美的，因此如果沒有香水、髮膠、脫毛劑等衛生清潔用品，以及拉皮、隆乳、入珠等整形手術或是減重、塑身、鍛煉等良好生活習慣，那麼我們就不能完成自我，因為當代的身體只能通過消費來成就。

小心了，下一次當我們在鏡子前吸氣縮小腹時，也可能陷入了健全主義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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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明白了這樣的思路，我仍然不完全認為加朵的悼詞可以被歸類於健全主義的歧視。因為齊默爾曼所秉持的社會模式，在我看來更像是極端社會模式而招致非議。同樣是身心障礙者的障礙研究學者湯姆・莎士比亞（Tom Shakespeare）曾指出，極端社會模式雖然對於翻轉障礙者形象功不可沒，但消除障礙概念（不去談論障礙）、建立一個不存在障礙者的理想世界，實在是一種過於美好的烏托邦遐想。

就像在齊默爾曼留言下方的留言，不是每一種障別或程度都能夠無視於障礙狀態所帶來的影響。有一個相當有名的輪椅村例子是這樣的：假設有一個全部都是下肢受損的輪椅村，一切生活所需都是以滿足坐輪椅的村民而設計，此時去拜訪輪椅村的「正常人」就會變成障礙者，因為他才是唯一「不正常」的人。雖然這個例子企圖說明一件事：「只要消除環境限制就可以消除障礙者的概念」，但這只考慮到了單一肢體障礙者的經驗，而不能顧及其他身心障礙者的日常生活。

換個角度想，如果是學習障礙者呢？智能障礙者呢？多重障礙者呢？如果順著這個思想實驗的設計，真能達到一個我們所期望的生活狀態嗎？

更為重要的是，損傷和障礙可能沒有辦法像極端社會模式宣稱的可以截然二分，因為身心損傷的確會造成某種程度的社會障礙。莎士比亞舉出一個例子，不管無障礙設施在城市中多麼完善，但只要障礙者想到山巔海角體驗自然風光，身心損傷仍然是個不可忽視的限制。

另一方面，我認為齊默爾曼在爭取障礙者權利的同時，提到種族、性別和宗教的觀點是重要的，因為這些理論的確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尤其是種族和性別研究，兩者和障礙研究一樣，強調人的生物性現象不應該成為社會歧視的藉口。只有種族主義者會認為種姓制度是合理的；而父權主義者則會貶低女性和同志。

然而，障礙研究還是有和這兩者不同的地方。就算沒有社會壓迫所形成的障礙，身心狀態的損傷絕不是中性的。

所以我認為，齊默爾曼所代表的觀點將會不自覺的把自己帶到他所反對的那一邊去。也就是跟個人模式做出堅決區隔的同時，也把社會模式推到另一個本質化的二元論極端：把障礙等同於無良、失能、依賴等缺憾，直接變成障礙完全來自於社會壓迫、社會關係和社會造成的悲劇。這種把受害的障礙者群體和加害的壓迫者群體一刀切開、截然二分的做法，雖然有助於情感動員而凝聚障礙者和支持者，但卻忽略了社會與之彼此合作的可能性。

因此，回到加朵對於霍金的悼詞，如果齊默爾曼不是用「非常健全主義者」（very ableist），而是「似乎是健全主義者」（seems ableist） ，那我就完全同意了。因為這提醒了我們健全主義在障礙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時也不必完全否認人類同情共感的可能性。

當然，這是障礙者運動的策略選擇。我雖然不完全同意齊默爾曼所代表的觀點，但我完全佩服他比神力女超人更強的滿點戰鬥力。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