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八):無論死了多少人,都不能否認南京大屠殺

中日「歷史問題」再認識(八):無論死了多少人,都不能否認南京大屠殺
Photo Credit: 佐藤振壽@Wiki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反對的是極少數日本右翼分子,認為大屠殺僅僅只有幾百人,甚至完全不存在,虛構的。這些言論上升到否定歷史的程度。儘管這僅是極少部分人的主張,但已足以引起受害者的憤怒。

南京大屠殺發生在1937年12月日本進攻南京之時,持續至少六週。根據戰後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判詞,總共有20萬人以上的平民與戰俘被殺。南京軍事法庭則認定,有30多萬人被殺。現在一般認爲,南京大屠殺是二戰遠東戰場最嚴重的戰爭罪行之一。

2014年2月,中國把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習近平出席了首次公祭儀式並發表講話。如何看待南京大屠殺,成爲是中日歷史問題中最敏感的話題。

南京大屠殺是客觀存在的。但回到歷史現場,在慘案當年,無論中日都沒有詳細報導大屠殺。

在日本一方,軍國主義者為掩飾罪行的刻意隱瞞,普通日本民眾很長時間內都不知道有南京大屠殺這回事。二戰後的東京大審判前後,南京大屠殺才因廣泛討論而為日本人所知。

在中國一方,中華民國政府爲了掩飾自己的慘敗,主流媒體也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報導。倒是中共的《新華日報》有零星的字眼涉及南京大屠殺。現在中國重新挖掘史料,要證明「南京大屠殺」抗戰時已是中外公認的戰爭暴行,可是努力搜索才得出的寥寥史料,恰好證明南京大屠殺當時在大眾傳媒中並沒有被廣泛傳播的事實。

中共建國之後對南京大屠殺也採取迴避態度。據統計,《人民日報》從1947-1960年,只有21篇文章提到提到南京大屠殺,從1961年至1981年,《人民日報》長達20年隻字不提南京大屠殺。學校教育與歷史研究中也罕有提及南京大屠殺。直到1982年,日本第一次修改教科書事件,「南京大屠殺」才進入一般中國人的視野。

南京大屠殺是西方記者最先報導的。現在的主要非官方史料也依據「南京安全區」內的西方記者、教師、傳教士等人的報導、通信、日記與錄像。主要史料包括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Minnie Vautrin)(當時魏特琳助手程瑞芳的日記是唯一中國籍人士留下的第一手日記史料)。

但二戰後,西方沒有重視南京大屠殺的研究。直到1990年代後期,特別是華人美籍作家張純如寫了《南京浩劫:被遺忘的大屠殺》(The Rape of Nanking)之後,西方社會才重新重視南京大屠殺。現在,大部分的西方史料都可以在耶魯大學的南京大屠殺項目(The Nanking Massacre Project)中找到。

隨著越來越多的第一手史料湧現(比如程瑞芳日記在2001年才被發現),日本人在南京的罪行顯然無法洗脫。可是對這個罪行的規模,仍有不少爭議。

南京大屠殺死亡人數的爭議

對中國人來說,30萬人死亡的數字是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中對中國人民造成的深切苦難的象徵。但這個數字的準確性一直受到質疑。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定為20萬人:「在日軍佔領後最初六個星期內,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殺的平民和俘虜,總數達20萬人以上。這種估計並不誇張,這由掩埋隊及其他團體所埋屍體達15萬5,000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這個數字還沒有將被日軍所燒毀的屍體,以及投入到長江或以其他方法處死的人們計算在內。」

30萬人的數字則出自1946年2月在中國設立的南京軍事法庭。無論南京軍事法庭,還是東京軍事法庭,這些數字沒有經過認真考證。

比如,中國首先提出30萬人來源的,是1946年2月17日《大公報》文章〈南京大屠殺案首期調查工作結束慘死同胞三十萬〉,後又有「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在1946年4月10日公佈295,525人的數字。7月1日,「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又公佈在此基礎上,加上救濟總署統計的96,260人,稱共39萬餘人。

其中《大公報》與「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的數字中,都按照日本不同師團的殺人數字相加統計,其中開入南京城的中島部隊(第16師團)佔了大頭:「中島部隊集體屠殺26萬3,833人,任意屠殺366人,暗殺189人,傷害20人,強姦五人,拒奸致死八人,搶劫勒索32人,燒死178人,強制服役三人。」但報告中沒有寫從何處得到這些精確到個位數的數字。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時定為20萬人,則主要來源自收屍報告。其中15萬5,000人之數,就來自世界紅卍字會南京分會埋屍43,123具與「南京崇善堂」埋屍112,266具之和。而下面會說,後者的數字並不可靠。

正因如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日本,都有不少人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可靠死亡人數。在中國,雖然要「否認30萬人」是半個禁區,但也有不少人認爲應該突破禁區。比如最有名的研究者之一孫宅巍在《澄清歷史——南京大屠殺研究與思考》中就持這個觀點: 「是30萬再多一些,還是30萬再少一些,應當是可以討論的。」當然,他和大部分中國研究者一樣,都認爲死亡人數比30萬還多,但他也確實呼籲應解禁死亡人數研究。

而日本學者方面,絕大部分都認爲比30萬少。其中大部分研究者認爲屠殺數字在幾萬到20萬之間(成爲「屠殺派」)。少數的人認為大屠殺死亡數字在一萬以下(稱爲「中間派」),完全不承認大屠殺(或者說屠殺之有幾百人規模)的僅是極少數(稱爲「虛構派」)。

中國不少輿論經常把日本這些不同意30萬這個數字的意見(指認爲比30萬少)都一概視為「否認南京大屠殺」。這導致很多中國人眼裡,日本就有了一大批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右翼分子」。這種把真正右翼和踏實研究混爲一談的理解,不利於真正反對「否認屠殺派」(即虛構派)的日本右翼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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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在人數上爭議極大的三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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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中華民國糖尿病學會統計,2000至2014年全台第2型糖尿病人口由84萬人逐步上升至220萬人,且以每年約15萬人的速度持續增加。若以此成長趨勢來看,保守估計台灣目前糖尿病人口約有250-300萬人左右,數量相當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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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糖尿病引起的腎病變,可謂造成國人洗腎最大元兇之一,而腎臟病更是健保「最燒錢」的疾病,根據健保署2019的統計,慢性腎病治療費用高居「10大燒錢國病」之冠,全年度支出高達533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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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鑑於此,想要減少健保負擔,及早介入糖尿病患用藥與治療,避免血糖失控引起後續共病的發生非常重要。李弘元醫師指出,「近年來國際上對於糖尿病治療觀念有大幅度的轉變,不再是單純控制血糖,更要盡早保護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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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腸泌素在穩定血糖、減重、減緩共病上都有優異表現。但到底什麼是腸泌素呢?李弘元醫師解釋,腸泌素是人體腸道原本就會分泌的一種蛋白質激素,能促進胰島細胞分泌胰島素,並抑制升糖素分泌,達到調控血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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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國外大型研究數據顯示,在血糖控制相同的狀況下,相較其他控糖藥物者,選用腸泌素治療可減少14%的心血管疾病風險、21%的腎病變發生及12%死亡率。因此,腸泌素自然也成為近年來全世界的各大糖尿病學會指引建議的優先治療選擇。

台灣腸泌素藥物健保給付有多嚴格?為何糖友看得到用不到?

雖然腸泌素在臨床益處顯而易見,可受到健保財務吃緊,2019年起健保給付限縮影響,目前國內腸泌素健保給付僅限於糖化血色素達到8.5%,且時間持續長達6個月;或已發生如心肌梗塞、缺血性腦中風等重大心血管疾病者。

但因為多數醫師不會眼睜睜看著病人血糖持續居高不下,大部分在糖化血色素超標但未達8.5%之前就會調整藥物,導致健保給付門檻和臨床狀況有極大落差,使糖友們看得到卻用不到。

糖化血色素換算平均血糖值

  • 正常血糖控制目標:空腹血糖130 mg/dL、餐後血糖160-180 mg/dL、糖化血色素7%以下(根據不同年紀與臨床狀況,控制目標會有些微差異)。
  • 糖化血色素8.5%時:平均血糖在200 mg/dL以上,相當於空腹血糖接近200 mg/dL、餐後血糖250-260mg/dL,而這樣的數值離建議目標有一段距離。

李弘元醫師指出,如不符合上述健保給付標準者須自費使用腸泌素,每個月平均要花上3000至4000元的藥物支出,還不含門診掛號、診療、照護等相關費用,長期累積下來金額相當可觀。

因此在現行健保給付條件下,造成很多糖友即使血糖控制不佳,卻因經濟不允許,無法及早使用腸泌素治療,進一步增加衍生心腎共病的風險。此一結果不僅對糖友病情控制是一大打擊,長期也反而更無助於降低整體健保財務支出。

3年就回本!糖尿病關懷基金會:盼下修腸泌素健保給付條件打造雙贏局面

而對於此一現況,李弘元醫師強調,雖然他認同為維持台灣醫療體系長久運作,健保財務考量有其必要性。但就長遠目標來看,腸泌素現有的健保給付標準不僅在臨床實務上有違常理,更不符合國際現況。

李弘元醫師進一步分享,綜觀亞洲地區鄰近國家的藥物給付標準,在日本、韓國、中國大陸都沒有針對腸泌素訂定類似的使用限制;全世界目前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必須糖化血色素超過8.5%以上,且持續長達半年才能開立。

同時,李弘元醫師表示,根據糖尿病學會與醫療經濟學專家的計算數據顯示,若能將腸泌素給付標準從糖化血色素8.5%下修到7.5%,雖然短期內藥費支出會增加,但在第三年起即可因減少重大心腎併發症支出,減輕約2300萬點健保支出,相當於前兩年增加藥費支出的總和;且於第四年與第五年分別可節省約6800萬與1億2400萬點,長期下來,有望減少的健保支出花費將相當可觀。

總結來說,如未來相關單位有機會放寬給付標準,幫助糖友盡早使用腸泌素介入治療,不僅有助節省健保開銷,對糖友來說也有器官保護、降低死亡率的益處,是患者與社會皆能受惠的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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