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顧問：是美帝退場成就了中國　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所謂精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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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感到全球政經局勢壞至爛透的時候，請放心，有個一年一度的世界菁英聚會，能帶給數十億人無盡希望，為甚麼？因為各路重要人物聚首一堂，正偉大地商議如何解決「全球政經問題」⋯⋯⋯

對不起，上述都是謊話，現實世界豈有如此美好，雖然確實有個一年一度全球菁英聚會，但是，絕不見得能解決甚麼惱人的「全球政經問題」，所謂菁英聚會，其實不過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慣常所見，舉行地點在瑞士著名的滑雪度假勝地「達弗斯」（Davos），近百年前，人們傳出達弗斯的新鮮空氣，能令部分肺結核患者得到「療癒」，故此舉世聞名，現在滑雪渡假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

國際菁英、名人甚或影星，在這充滿「治癒感」的山頭會議，一邊互相祝賀「大人物們」近年的事業成功，一邊品嚐美食高談濶論不同議題，像是「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新情形」、「重塑世界格局」這樣的話題。此外，他們又十分雀躍在「睡前品酒閒談」（nightcap），熱議環境問題、恐怖主義、不平等帶來的問題，猶如大家正在攜手「治癒」這個世界，為世人帶來希望；論壇創辦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形容它有著「達弗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又為此增添幾分浪漫。

不錯，這樣的「山頭論壇」年年舉行，菁英那麼多、成就那麼好，可是全球令人頭痛的難題依然層出不窮。有一位銀行經濟顧問如是說：

「在海拔1560尺左右的勝地開會，遠離塵囂，難免幻想世界的政經問題很容易解決。每天傍晚，在觥籌交錯之中，許多人鐵定會舉杯慶賀自己的集體『成功』。」

近年人們對「精英 / 菁英」（Elite）一詞相當反感，它彷彿是象徵上流社會醜陋的代名詞，總之感覺他們充滿傲慢、自私和脫離現實，可是，「凡事總有例外」，還是有與別不同的才識菁英，努力向世人揭示權貴的陰暗面——匯豐集團經濟顧問史帝芬．金恩（Stephen D. King）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暗嘲全球權貴如何聚首享受自身的成功，不知民間疾苦，說那段話的顧問正是他。

金恩最近推出新著《大退潮》（Grave New World），一方面「劍指」權貴菁英昧於新形勢，卻自以為首腦們聚會在談笑之間，他們的聰明才智自有解救全球僵局妙方。

其實「民主退潮」就在「全球化退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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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金恩指出21世紀國際舞台，正見證全球化「大退潮」，猶如上演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美國稱霸不再，退守成為一方「大洋國．西歐」勢力，其餘兩大勢力填補權力真空，即為「中國．東亞」、「俄羅斯．東歐中亞」新崛興勢力，展開多方面惡鬥。

如此趨勢，間接諷刺早年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看起來略嫌天真的「歷史之終結」說，認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必實踐「民主自由」國度：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期間，最明顯的發展是揭露全球看似強大的獨裁統治其實有諸多弱點⋯⋯自由民主仍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政治理想⋯⋯」

這樣如夢似幻的想法，在戰後近半世紀帶來強烈憧憬，不過，夢總有醒來的時候。的確，回想當初，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大方針影響下，促成了新一波全球化。

有別於19世紀歐洲帝國以殖民地建立的經濟模式，當時，美國取代傳統歐洲帝國地位，主導了兩大秩序：

其一，是認為有助避免各國再陷入大戰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不再嚴懲戰敗國，甚至扶助他們復興經濟，建立民主自由政府；

其二，是建立由美國極度佔優的金融與經濟規範，甚至在二戰未結束之前，美國便安排了「布列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等到戰事結束，得以設立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關稅及貿易協定（GATT，世貿前身）；重點之一自然是貨幣政策，讓美元與黃金等值，隨後美元便成為各國重要的儲備貨幣，大大影響了金融經濟發展。

數十年來，由美國帶動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如「雙掌拍響」，加上20世紀80、90年代愈益先進的電子科技浪潮，全球人員、資金、貨物、業務互通，交織起來促成「後哥倫布時期」最大的全球化浪潮。怎料，踏入2000年以後不到二十年，這股浪潮看來戛然而止，甚至有倒退之勢。

美帝遺留下「民族自決」，成就了今日「中國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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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們經歷了甚麼？希臘債務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局部重返「保護主義」、習近平完成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普京連任俄羅斯總統。

事到如今，我們赫然醒悟過來，多年前所謂「歷史之終結」過於理想，最近連歷史及思想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亦表示有點天真。

原來，在「民族自決」的大前提之下，雖然消解了任何霸權意圖軍事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卻使不少亞洲國家的主權觀念繼續興旺，他們大可「自決」吸取資本主義的精華，「自決」不行民主制度，一如筆者早前提及Joshua Kurlantzic所指的「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新加坡、中國模式乘勢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