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顧問：是美帝退場成就了中國　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所謂精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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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感到全球政經局勢壞至爛透的時候，請放心，有個一年一度的世界菁英聚會，能帶給數十億人無盡希望，為甚麼？因為各路重要人物聚首一堂，正偉大地商議如何解決「全球政經問題」⋯⋯⋯

對不起，上述都是謊話，現實世界豈有如此美好，雖然確實有個一年一度全球菁英聚會，但是，絕不見得能解決甚麼惱人的「全球政經問題」，所謂菁英聚會，其實不過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慣常所見，舉行地點在瑞士著名的滑雪度假勝地「達弗斯」（Davos），近百年前，人們傳出達弗斯的新鮮空氣，能令部分肺結核患者得到「療癒」，故此舉世聞名，現在滑雪渡假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

國際菁英、名人甚或影星，在這充滿「治癒感」的山頭會議，一邊互相祝賀「大人物們」近年的事業成功，一邊品嚐美食高談濶論不同議題，像是「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新情形」、「重塑世界格局」這樣的話題。此外，他們又十分雀躍在「睡前品酒閒談」（nightcap），熱議環境問題、恐怖主義、不平等帶來的問題，猶如大家正在攜手「治癒」這個世界，為世人帶來希望；論壇創辦人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曾形容它有著「達弗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又為此增添幾分浪漫。

不錯，這樣的「山頭論壇」年年舉行，菁英那麼多、成就那麼好，可是全球令人頭痛的難題依然層出不窮。有一位銀行經濟顧問如是說：

「在海拔1560尺左右的勝地開會，遠離塵囂，難免幻想世界的政經問題很容易解決。每天傍晚，在觥籌交錯之中，許多人鐵定會舉杯慶賀自己的集體『成功』。」

近年人們對「精英 / 菁英」（Elite）一詞相當反感，它彷彿是象徵上流社會醜陋的代名詞，總之感覺他們充滿傲慢、自私和脫離現實，可是，「凡事總有例外」，還是有與別不同的才識菁英，努力向世人揭示權貴的陰暗面——匯豐集團經濟顧問史帝芬．金恩（Stephen D. King）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暗嘲全球權貴如何聚首享受自身的成功，不知民間疾苦，說那段話的顧問正是他。

金恩最近推出新著《大退潮》（Grave New World），一方面「劍指」權貴菁英昧於新形勢，卻自以為首腦們聚會在談笑之間，他們的聰明才智自有解救全球僵局妙方。

其實「民主退潮」就在「全球化退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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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金恩指出21世紀國際舞台，正見證全球化「大退潮」，猶如上演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美國稱霸不再，退守成為一方「大洋國．西歐」勢力，其餘兩大勢力填補權力真空，即為「中國．東亞」、「俄羅斯．東歐中亞」新崛興勢力，展開多方面惡鬥。

如此趨勢，間接諷刺早年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看起來略嫌天真的「歷史之終結」說，認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必實踐「民主自由」國度：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期間，最明顯的發展是揭露全球看似強大的獨裁統治其實有諸多弱點⋯⋯自由民主仍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政治理想⋯⋯」

這樣如夢似幻的想法，在戰後近半世紀帶來強烈憧憬，不過，夢總有醒來的時候。的確，回想當初，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大方針影響下，促成了新一波全球化。

有別於19世紀歐洲帝國以殖民地建立的經濟模式，當時，美國取代傳統歐洲帝國地位，主導了兩大秩序：

其一，是認為有助避免各國再陷入大戰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不再嚴懲戰敗國，甚至扶助他們復興經濟，建立民主自由政府；

其二，是建立由美國極度佔優的金融與經濟規範，甚至在二戰未結束之前，美國便安排了「布列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等到戰事結束，得以設立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關稅及貿易協定（GATT，世貿前身）；重點之一自然是貨幣政策，讓美元與黃金等值，隨後美元便成為各國重要的儲備貨幣，大大影響了金融經濟發展。

數十年來，由美國帶動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如「雙掌拍響」，加上20世紀80、90年代愈益先進的電子科技浪潮，全球人員、資金、貨物、業務互通，交織起來促成「後哥倫布時期」最大的全球化浪潮。怎料，踏入2000年以後不到二十年，這股浪潮看來戛然而止，甚至有倒退之勢。

美帝遺留下「民族自決」，成就了今日「中國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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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我們經歷了甚麼？希臘債務危機、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總統後局部重返「保護主義」、習近平完成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普京連任俄羅斯總統。

事到如今，我們赫然醒悟過來，多年前所謂「歷史之終結」過於理想，最近連歷史及思想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亦表示有點天真。

原來，在「民族自決」的大前提之下，雖然消解了任何霸權意圖軍事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卻使不少亞洲國家的主權觀念繼續興旺，他們大可「自決」吸取資本主義的精華，「自決」不行民主制度，一如筆者早前提及Joshua Kurlantzic所指的「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新加坡、中國模式乘勢而起。

顯然，美國無論國力如何強大，他只能充當一時的老大哥﹐「領導平起平坐的各國」（first amongst equals），時至今日，昔日的發展中國家陸續躋身成老大哥之列，彷彿人人都是老大哥，再沒有霸主能獨力調和，各自手段誰也沒比誰高尚，重燃了不同國族之間的鬥爭。

在中國眼裏，美國「你」當年靠國力主導世界銀行嗎？現在「我」國力也強起來了，可以另搞一個亞投行（AIIB）；「你」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胎死腹中，要重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嗎？「我」 則介入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誠如金恩所言：

「富有的民主國家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輕易便能高速發展經濟，猶如施展煉金術將賤金屬（base metal）變成黃金。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數十年來持續趨緩。

其次，由於經濟增長全面趨緩，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不再致力於推動全球化：如今，美國與歐洲諸多地區興起民粹保護主義運動。眼見歐亞國家將更緊密聯繫，西方國家卻可能反其道而行，變得更為孤立與保守。⋯⋯

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當它將更多（有限）資源投入太平洋地區，其他地區會更容易出現權力『真空』。⋯⋯普丁會更加信心滿滿，想要宣稱擁有克里米亞主權，同時在敘利亞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與軍事角色⋯⋯中國提出戰略計畫，不斷向西方與南方實施經濟擴張。川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進一步證明美國想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川普勝選之後宣布要退出TPP，創造了中國極為樂意填補的亞洲權力真空。

⋯⋯中國的野心乃是融合對絲綢之路的懷舊，與馬歇爾計畫的遠見（尤指一帶一路）。中國也想藉此降低國內不穩定的風險。中國順利發展了經濟，卻得付出代價，如今的中國社會極為不平等。最繁榮的東部省分與直轄市（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蘇）比最貧困的西部省分（貴州、甘肅和雲南）更富裕三倍到四倍。其實，中國雖是單一民族的政體，卻不像一個民族國家，反而更像一個帝國。」

根本沒所謂「國際社會」，只有「國家與富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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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明白，21世紀不存在任何國家能夠主導的「國際社會」，同時意味沒有統合相近的意識形態，這四個字也隨之顯得荒謬，與其說「國際社會」，倒不如以另一種眼光理解全球局面——「俱樂部理論」（Club Theory）。

我們都知道，俱樂部有會員制，自訂一些身份、資格或理念（精神），形成一個交換服務及利益圈子，同理，美國多年來促成的各個經濟與軍事俱樂部，不再獨佔優勢，現在正是俱樂部與俱樂部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紛爭不斷的大時代。

一方面，「國家」盛載著國民的自利願望，另一方面，要兼顧參與「俱樂部」（合作組織）的協作精神，於是，重要國家一時渴求自私自保，欲滿足國民與經濟需要；一時又被要求承擔整體責任，為大局要有所犧牲，陷入多種身份矛盾兩難之中，彷彿人格分裂。

此外，資本主義取得了徹底的大勝利沒有？是的，全球化的確在「絕對貧窮」的問題上，逐漸令許多人脫離了基本生活災難；只是，數十億人口持續面對金融市場不穩與貧富懸殊問題，當全球金融體系遇上了跨國資金及資訊科技，「國際社會」對解讀循環不息的危機，有沒有從中汲取教訓？

數年前，當西班牙、希臘等國家面臨嚴峻的債務危機，全球債權人「嗅到」大事不妙便想也不想抽走銀根，看起來是「自由市場」必然之惡，顧不得會否令情況更壞，不然，就商議如何迫使借貸國施行「撙節政策」，然而，這只是其中一些事例。我們的「國際社會」鮮有真誠檢討，一直深信不疑的經濟「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並不再瀟條，是否合符事實？「自由市場和低通膨」又是否經濟繁榮的萬全之策？我們目前仍未擺脫，在吸引跨國資金、增加信貸融資、高風險投資之間搖擺；這裏已撇開了更複雜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引起的「三角難題」（trilemma）：

「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一項預測金融風暴的理論，該理論能夠精準預測風暴，令人驚懼。明斯基認為，只要經濟持續擴張，人們便會過度樂觀自信，然後紛紛融資，甘冒風險去投資。因此，金融結構會從『強健』（robust）轉為『脆弱』（fragile）。

利率最終會上漲，或許是因為人們預期通膨威脅，或者可用資金將短缺。然後，過度借貸的債務人將發現自己身陷困境，只能變賣流動性較差的資產。眾人於是恐慌，紛紛拋售資產，導致資產價格崩盤，甚至可能引發經濟衰退。」

每逢經歷金融災難以後，不但各界「自然寄望」政府會出手拯救銀行業，各大商業巨頭只需要承受初期「金融資產」（financial asset）跌幅，卻依然保有資金優勢。以美國為例，當地金融總資產大約90%，集中在「十個家族」的口袋裏。及後，這些富豪人物重建產業的時候，亦可引進更新的科技節省勞動力，整個投資策略或觀念都不同了；這情況之下，在金融危機後，即使員工有幸留下來保住了生計，競爭力與薪金大不如前，年輕一族在愈見複雜的職場底下，更難奢望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此外，當前跨國企業正在物流、零售及服務行業，大舉試驗人工智能科技走向「全自動化」，勢將進一步取替大量人手，同時科技生產成本愈來愈低，工業也可重新回流，一改以往借助外國廉價勞工的昔日生態（科技便利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急速崛興；現在反助產業各自回流，構成新形勢）。

全球化「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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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所指，在「美帝退場」後，歐亞部分國家重新崛興，恢復愈演愈烈的競爭之際，又陷入這些反覆不穩的金融困局之中。而科技在當中的角色猶如「天使與魔鬼」，它一方面促成了前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一轉之下，又成為折損乃至阻礙全球化的要素。不止經濟層面，社會文化亦復如是。

當各國的政經問題持續上演，貧富懸殊加劇，愈來愈多人嚐過經濟成長時的「味道」，卻突然遭受失業或低薪等各種職場困境，社會變得情緒化及靠向民粹主義的時候，殊不知，本來有助溝通交流的社交網絡，反而助長了政客利用失實論述獲取選票的手段，從迎合乃至煽動大眾的情緒，把龐雜的問題輕易歸咎於「外來移民」等單一理由，認為仇恨與排斥便可解決「全球政經問題」（跟菁英們妄想在達弗斯山頭開會，有助解決全球難題，相映成趣）。

這些說法，人們聽起來印象鮮明且簡單易懂，感覺很對應生活所見所聞，深信不疑；反之，對於相對複雜的統計數據、豐富又深入的分析，無論內容多麼真確也不易廣泛傳播。

本來，真正針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理應由國內制訂妥善的「分配政策」，收窄貧富差距，乃至國外面對金融危機時更好的協調，建立全球認可又促成更好監管的新國際貨幣組織。但是，一觸及政治利益，事情便變得複雜：

「社交媒體不僅讓主流政治家綁手綁腳，難以施展長才，更提供愛煽風點火的政客可以暢所欲言的平臺⋯⋯政黨體制過去能夠去蕪存菁，讓民粹主義者難以興風作浪，但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政客如今可以規避政黨，逕自上社交媒體發聲。這種情況反過來又讓昔日被邊緣化的運動死灰復燃。」

就是這樣，這幾年以來，經過漫長的檢討之後，我們清楚知道，在美國總統大選如何出現大量的假新聞及失實消息，誤導了全國選民；又在英國脫歐投票時，社交網絡讓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順利大打反移民的旗號，促成脫歐公投，事件至今仍使英國陷入脫歐「難題」之中；此外，德國的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也在短期內透過網絡媒體迅速發展，令默克爾選舉期間風高浪急。如果全球政界還未清醒政治與主權的真義，互相猜忌，全球化再演變下去，只會令富者愈富，最終贏家也不一定是國家政權，而是跨國企業富豪本身佔盡利益（他們眼中也不見得重視國家），使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仍是停滯不前，在比較之下充滿挫敗感，新一代亦懷憂喪志。

未來會像反烏托邦小說般如此悲觀嗎？

是的，情緒總有它的源頭，全球化自有其諸多問題未解，然而，我們應該真正思考具體解難的「方法」，而不是全盤推翻全球化，乃至扭曲、不承認它確有帶給我們生活助益。

當下我們可見的未來，除了一系列政治（民粹主義）、經濟（保護主義）、金融（倚靠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文化心理（社交網絡）難題，更要面對急劇的產業轉型（人工智能）、環境保育及能源、甚至可能迎來新一波「非洲移民潮」等問題。

最意想不到的是，原本給予我們全球化祝福的資訊科技，又正在制肘我們的認知及增加偏見，撕裂、碎片化更見嚴峻。如果你剛剛為人父母，會怎麼跟逐年成長的小孩子，講述這個世界？柏林圍牆倒下了，美麗的歷史終結未有降臨，我們倒是在虛擬世界，主觀建立了厚厚的圍牆 。

又適逢，中國有意令「社會信用系統」廣泛實行；那麼，我們未來的社會，難道會走向《我們》、《美麗的新世界》、《一九八四》等小說的悲觀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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