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繼承五四傳統的李敖,早在2005年就已經死了

我心目中繼承五四傳統的李敖,早在2005年就已經死了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李敖從來不抗議中共宣傳部對其作品的閹割,他敢得罪「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國民黨,卻不敢得罪「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共產黨。

李敖的死訊傳出,我唯有搖頭而已。對我來說,李敖不是死於2018年,而是死於2005年——那一年,聲稱一輩子不離開台灣島的李敖展開了「神州文化之旅」,由反對國民黨的鬥士,淪為諂媚共產黨的奴才。

台灣的中年以上的朋友,早年受過《文星》時代的李敖文化思想啓蒙的朋友,談起李敖來,多少還有寫懷舊的意思。我在中學時代也是李敖迷,不過經過六四屠殺的洗禮,進入北大後,我對極權主義的思考,已遠遠超過了李敖對威權主義的國民黨的嬉笑怒罵。然後,就是看到李敖的這趟毀滅之旅。

李敖回到了闊別半個多世紀的中國,來到他曾經生活過的作為「皇城」的北京。這個舞台比台灣大千百倍,這裡的聚光燈也比台灣亮千百倍。

然而,在我看來,與其說那是一次「文化之旅」,不如說那是一次「商業之旅」和「統戰之旅」。這是一個在業已初步實現民主化的台灣找不到位置的過氣人物,不甘寂寞的「最後一秀」、「最後一搏」,宛如白先勇筆下的《金大班的最後一夜》。這一場耗費中國納稅人無數金錢的輝煌之「秀」、輝煌之「搏」,卻「秀」掉了、也「搏」掉了李敖在台灣白色恐怖時代靠坐牢積攢下來的所有老本。

為什麼說李敖此行是「商業之旅」呢?90年代初以來,李敖作品的市場已悄然轉移到中國:在已經擁有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台灣,他那些罵罵咧咧的大膽言論,無法繼續為他贏得滿堂喝采,民主化之後的台灣需要建設性的、前瞻性的思想;而在言論不自由的中國,劉曉波等真正的自由思想者都被消音了,一般讀者只能通過閱讀李敖謾駡蔣家王朝的文字,來發洩對更加暴虐的共產黨的不滿,這就是李敖在中國走紅的特殊原因與背景。

另一方面,作為中共國安背景的香港鳳凰衛視的雇員,李敖的中國之行由鳳凰衛視一手策劃,鳳凰衛視獲得全程跟蹤報導和播放的特權。李敖與鳳凰衛視的關係,從來都不簡單。一直以來,鳳凰衛視都是中共「大外宣」戰略中的一枚棋子,是中共在海外的統戰機構。它願意為李敖的行程買單,不是敬仰李敖的才華,而是以此完成黨交付的任務,同時製造媒體熱點,提升收視率,獲得更高的廣告報酬。

李敖與鳳凰衛視的合作,無疑是中共對台統戰的一大成果。對雙方而言,這種合作如同「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李敖為了保住這份工作,在這趟行程中刻意呈現其作為「留在黨外」的「編外黨員」的角色,這樣中共才會視之為一支「優績股」。

李敖不是「文化使者」,而是精明無比、善於投資的「另類台商」。為了商機,商人可以沒有祖國;為了版稅,李敖可以沒有立場。在90年代以來中國的圖書市場上,李敖長期是一線暢銷書作家。他十分看重在中國圖書市場佔有的份額(龍應台等人也是如此)。為了保持和拓展在中國圖書市場的利益,李敖不惜克服他渲染的「飛機恐懼症」,飛到中國作這場大秀。李敖到中國,跟數十萬在中國掙錢的台商一樣,熙熙攘攘,人來人往,無非為了一個「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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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中國所享受的待遇絕非獨立知識份子、作家和學者所能享受到的。且不說在釣魚台國賓館住宿、在人民大會堂的宴會廳舉辦家宴,如此「頂級作派」全都得到中共高層的首肯;單單是一路上數十名來自中央警備局、熊腰虎背的保鏢貼身護衛,其派頭就不亞於到北京朝拜的連宋等政黨首腦。我不知道「中南海保鏢」的費用由誰買單,當然不會是李敖本人掏腰包——大半由中國納稅人出錢。在中國,納稅人的錢莫名其妙地成了中共的「私房錢」。為了「統戰」需要,中共不會吝惜這點小錢。

中共的錢是燙手的,是需要回報的。「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難怪李敖一啟程就高調宣佈他是來「向黨中央報到」的,也難怪李敖一到北京機場便對中外媒體大罵台獨勢力、鼓吹「祖國統一」,難怪李敖在作為「屠殺的現場」的天安門城樓上寫下「休戚與共」(「共」,李敖解釋說,亦暗示「共產黨」)的媚詞。真可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也。

李敖訪問中國,足跡只是停留在北京和上海,連他的東北老家都沒有回去。北京和上海,用經濟學家何清漣的話來說,是中共苦心經營的「現代化的櫥窗」,像孤島一樣突兀於廣袤而苦難的中國之外。一貫標榜關心民生疾苦的「大陸型知識份子」李敖,為什麼不到北京、上海之外的、真實的中國大地上走一走呢?去看看河南的上千個愛滋病村,去看看雲貴山區數百萬的失學兒童,去看看老家東北失業工人居住的貧民窟,這才能讓號稱「一百年來白話文寫作第一」的李敖獲得豐豐富富的寫作素材。

平心而論,李敖在北大的演講比我想像中的好——因為他晚年的表現太糟糕了,讓中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早已對他不抱任何幻想了。他偶爾說幾句人話,反倒會讓人刮目相看。

李敖是絕頂聰明的才子,他沒有像中國某些御用文人那樣肉麻地、拙劣地吹捧中共,吹捧得讓被吹捧者感到不舒服。李敖深知,不批評中共無法顯示其勇氣;但他更深知,中共的秦城監獄比台灣的綠島恐怖千百倍。於是,他對中共的批評採用「扛著紅旗反紅旗」的方式,甚至大段引述毛語錄為自己壯膽。不過,李敖總算抓住「言論自由」的主題,申明言論自由對一個國家民族有益無害,也暗示他知道「祖國大陸」是沒有言論自由的——李敖的作品在中國出版時就經常遭刪節,如他很得意的《孫中山研究》仍不被允許出版,因為中共要保留孫文這個神主牌,不容李敖褻瀆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