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顧問:是美帝退場成就了中國 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匯豐銀行顧問:是美帝退場成就了中國 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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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不但「民主在退潮」,全球化也在退潮?作者藉金恩最近推出新著《大退潮》(Grave New World),連結不同角度分享不同看法。

唸給你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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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精英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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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感到全球政經局勢壞至爛透的時候,請放心,有個一年一度的世界菁英聚會,能帶給數十億人無盡希望,為甚麼?因為各路重要人物聚首一堂,正偉大地商議如何解決「全球政經問題」⋯⋯⋯

對不起,上述都是謊話,現實世界豈有如此美好,雖然確實有個一年一度全球菁英聚會,但是,絕不見得能解決甚麼惱人的「全球政經問題」,所謂菁英聚會,其實不過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慣常所見,舉行地點在瑞士著名的滑雪度假勝地「達弗斯」(Davos),近百年前,人們傳出達弗斯的新鮮空氣,能令部分肺結核患者得到「療癒」,故此舉世聞名,現在滑雪渡假才是它真正的魅力所在。

國際菁英、名人甚或影星,在這充滿「治癒感」的山頭會議,一邊互相祝賀「大人物們」近年的事業成功,一邊品嚐美食高談濶論不同議題,像是「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新情形」、「重塑世界格局」這樣的話題。此外,他們又十分雀躍在「睡前品酒閒談」(nightcap),熱議環境問題、恐怖主義、不平等帶來的問題,猶如大家正在攜手「治癒」這個世界,為世人帶來希望;論壇創辦人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曾形容它有著「達弗斯精神」(Spirit of Davos),又為此增添幾分浪漫。

不錯,這樣的「山頭論壇」年年舉行,菁英那麼多、成就那麼好,可是全球令人頭痛的難題依然層出不窮。有一位銀行經濟顧問如是說:

「在海拔1560尺左右的勝地開會,遠離塵囂,難免幻想世界的政經問題很容易解決。每天傍晚,在觥籌交錯之中,許多人鐵定會舉杯慶賀自己的集體『成功』。」

近年人們對「精英 / 菁英」(Elite)一詞相當反感,它彷彿是象徵上流社會醜陋的代名詞,總之感覺他們充滿傲慢、自私和脫離現實,可是,「凡事總有例外」,還是有與別不同的才識菁英,努力向世人揭示權貴的陰暗面——匯豐集團經濟顧問史帝芬.金恩(Stephen D. King)便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暗嘲全球權貴如何聚首享受自身的成功,不知民間疾苦,說那段話的顧問正是他。

金恩最近推出新著《大退潮》(Grave New World),一方面「劍指」權貴菁英昧於新形勢,卻自以為首腦們聚會在談笑之間,他們的聰明才智自有解救全球僵局妙方。

其實「民主退潮」就在「全球化退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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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rge Silva / Reuters / 達志影像

另一方面金恩指出21世紀國際舞台,正見證全球化「大退潮」,猶如上演小說《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Four),美國稱霸不再,退守成為一方「大洋國.西歐」勢力,其餘兩大勢力填補權力真空,即為「中國.東亞」、「俄羅斯.東歐中亞」新崛興勢力,展開多方面惡鬥。

如此趨勢,間接諷刺早年著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那看起來略嫌天真的「歷史之終結」說,認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必實踐「民主自由」國度:

「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五年期間,最明顯的發展是揭露全球看似強大的獨裁統治其實有諸多弱點⋯⋯自由民主仍是唯一合乎邏輯的政治理想⋯⋯」

這樣如夢似幻的想法,在戰後近半世紀帶來強烈憧憬,不過,夢總有醒來的時候。的確,回想當初,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的大方針影響下,促成了新一波全球化。

有別於19世紀歐洲帝國以殖民地建立的經濟模式,當時,美國取代傳統歐洲帝國地位,主導了兩大秩序:

其一,是認為有助避免各國再陷入大戰的「民族自決」(self-determination),不再嚴懲戰敗國,甚至扶助他們復興經濟,建立民主自由政府;

其二,是建立由美國極度佔優的金融與經濟規範,甚至在二戰未結束之前,美國便安排了「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等到戰事結束,得以設立國際貨幣基金(IMF)、世界銀行(World Bank)、關稅及貿易協定(GATT,世貿前身);重點之一自然是貨幣政策,讓美元與黃金等值,隨後美元便成為各國重要的儲備貨幣,大大影響了金融經濟發展。

數十年來,由美國帶動的民主政治、資本主義經濟如「雙掌拍響」,加上20世紀80、90年代愈益先進的電子科技浪潮,全球人員、資金、貨物、業務互通,交織起來促成「後哥倫布時期」最大的全球化浪潮。怎料,踏入2000年以後不到二十年,這股浪潮看來戛然而止,甚至有倒退之勢。

美帝遺留下「民族自決」,成就了今日「中國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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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onathan Ernst / Reuters / 達志影像

這幾年我們經歷了甚麼?希臘債務危機、英國脫歐、川普當選總統後局部重返「保護主義」、習近平完成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普丁連任俄羅斯總統。

事到如今,我們赫然醒悟過來,多年前所謂「歷史之終結」過於理想,最近連歷史及思想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亦表示有點天真。

原來,在「民族自決」的大前提之下,雖然消解了任何霸權意圖軍事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卻使不少亞洲國家的主權觀念繼續興旺,他們大可「自決」吸取資本主義的精華,「自決」不行民主制度,一如筆者早前提及Joshua Kurlantzic所指的「專制資本主義」(authoritarian capitalism),新加坡、中國模式乘勢而起。

顯然,美國無論國力如何強大,他只能充當一時的老大哥﹐「領導平起平坐的各國」(first amongst equals),時至今日,昔日的發展中國家陸續躋身成老大哥之列,彷彿人人都是老大哥,再沒有霸主能獨力調和,各自手段誰也沒比誰高尚,重燃了不同國族之間的鬥爭。

在中國眼裏,美國「你」當年靠國力主導世界銀行嗎?現在「我」國力也強起來了,可以另搞一個亞投行(AIIB);「你」的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胎死腹中,要重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嗎?「我」 則介入主導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

誠如金恩所言:

「富有的民主國家無法再像以前那樣輕易便能高速發展經濟,猶如施展煉金術將賤金屬(base metal)變成黃金。主要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增長數十年來持續趨緩。

其次,由於經濟增長全面趨緩,西方民主國家似乎不再致力於推動全球化:如今,美國與歐洲諸多地區興起民粹保護主義運動。眼見歐亞國家將更緊密聯繫,西方國家卻可能反其道而行,變得更為孤立與保守。⋯⋯

美國在全球經濟中所占的份額不斷下降,當它將更多(有限)資源投入太平洋地區,其他地區會更容易出現權力『真空』。⋯⋯普丁會更加信心滿滿,想要宣稱擁有克里米亞主權,同時在敘利亞扮演更重要的外交與軍事角色⋯⋯中國提出戰略計畫,不斷向西方與南方實施經濟擴張。川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進一步證明美國想從國際事務中抽身⋯⋯川普勝選之後宣布要退出TPP,創造了中國極為樂意填補的亞洲權力真空。

⋯⋯中國的野心乃是融合對絲綢之路的懷舊,與馬歇爾計畫的遠見(尤指一帶一路)。中國也想藉此降低國內不穩定的風險。中國順利發展了經濟,卻得付出代價,如今的中國社會極為不平等。最繁榮的東部省分與直轄市(天津、北京、上海和江蘇)比最貧困的西部省分(貴州、甘肅和雲南)更富裕三倍到四倍。其實,中國雖是單一民族的政體,卻不像一個民族國家,反而更像一個帝國。」

根本沒所謂「國際社會」,只有「國家與富人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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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明白,21世紀不存在任何國家能夠主導的「國際社會」,同時意味沒有統合相近的意識形態,這四個字也隨之顯得荒謬,與其說「國際社會」,倒不如以另一種眼光理解全球局面——「俱樂部理論」(Club Theory)。

我們都知道,俱樂部有會員制,自訂一些身份、資格或理念(精神),形成一個交換服務及利益圈子,同理,美國多年來促成的各個經濟與軍事俱樂部,不再獨佔優勢,現在正是俱樂部與俱樂部之間、成員與成員之間,紛爭不斷的大時代。

一方面,「國家」盛載著國民的自利願望,另一方面,要兼顧參與「俱樂部」(合作組織)的協作精神,於是,重要國家一時渴求自私自保,欲滿足國民與經濟需要;一時又被要求承擔整體責任,為大局要有所犧牲,陷入多種身份矛盾兩難之中,彷彿人格分裂。

此外,資本主義取得了徹底的大勝利沒有?是的,全球化的確在「絕對貧窮」的問題上,逐漸令許多人脫離了基本生活災難;只是,數十億人口持續面對金融市場不穩與貧富懸殊問題,當全球金融體系遇上了跨國資金及資訊科技,「國際社會」對解讀循環不息的危機,有沒有從中汲取教訓?

數年前,當西班牙、希臘等國家面臨嚴峻的債務危機,全球債權人「嗅到」大事不妙便想也不想抽走銀根,看起來是「自由市場」必然之惡,顧不得會否令情況更壞,不然,就商議如何迫使借貸國施行「撙節政策」,然而,這只是其中一些事例。我們的「國際社會」鮮有真誠檢討,一直深信不疑的經濟「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並不再瀟條,是否合符事實?「自由市場和低通膨」又是否經濟繁榮的萬全之策?我們目前仍未擺脫,在吸引跨國資金、增加信貸融資、高風險投資之間搖擺;這裏已撇開了更複雜的歐元區、貨幣政策引起的「三角難題」(trilemma):

「美國經濟學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提出一項預測金融風暴的理論,該理論能夠精準預測風暴,令人驚懼。明斯基認為,只要經濟持續擴張,人們便會過度樂觀自信,然後紛紛融資,甘冒風險去投資。因此,金融結構會從『強健』(robust)轉為『脆弱』(fragile)。

利率最終會上漲,或許是因為人們預期通膨威脅,或者可用資金將短缺。然後,過度借貸的債務人將發現自己身陷困境,只能變賣流動性較差的資產。眾人於是恐慌,紛紛拋售資產,導致資產價格崩盤,甚至可能引發經濟衰退。」

每逢經歷金融災難以後,不但各界「自然寄望」政府會出手拯救銀行業,各大商業巨頭只需要承受初期「金融資產」(financial asset)跌幅,卻依然保有資金優勢。以美國為例,當地金融總資產大約90%,集中在「十個家族」的口袋裏。及後,這些富豪人物重建產業的時候,亦可引進更新的科技節省勞動力,整個投資策略或觀念都不同了;這情況之下,在金融危機後,即使員工有幸留下來保住了生計,競爭力與薪金大不如前,年輕一族在愈見複雜的職場底下,更難奢望有向上流動的機會。

此外,當前跨國企業正在物流、零售及服務行業,大舉試驗人工智能科技走向「全自動化」,勢將進一步取替大量人手,同時科技生產成本愈來愈低,工業也可重新回流,一改以往借助外國廉價勞工的昔日生態(科技便利了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急速崛興;現在反助產業各自回流,構成新形勢)。

全球化「成也科技,敗也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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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所指,在「美帝退場」後,歐亞部分國家重新崛興,恢復愈演愈烈的競爭之際,又陷入這些反覆不穩的金融困局之中。而科技在當中的角色猶如「天使與魔鬼」,它一方面促成了前二、三十年的全球化浪潮,一轉之下,又成為折損乃至阻礙全球化的要素。不止經濟層面,社會文化亦復如是。

當各國的政經問題持續上演,貧富懸殊加劇,愈來愈多人嚐過經濟成長時的「味道」,卻突然遭受失業或低薪等各種職場困境,社會變得情緒化及靠向民粹主義的時候,殊不知,本來有助溝通交流的社交網絡,反而助長了政客利用失實論述獲取選票的手段,從迎合乃至煽動大眾的情緒,把龐雜的問題輕易歸咎於「外來移民」等單一理由,認為仇恨與排斥便可解決「全球政經問題」(跟菁英們妄想在達弗斯山頭開會,有助解決全球難題,相映成趣)。

這些說法,人們聽起來印象鮮明且簡單易懂,感覺很對應生活所見所聞,深信不疑;反之,對於相對複雜的統計數據、豐富又深入的分析,無論內容多麼真確也不易廣泛傳播。

本來,真正針對全球化帶來的問題,理應由國內制訂妥善的「分配政策」,收窄貧富差距,乃至國外面對金融危機時更好的協調,建立全球認可又促成更好監管的新國際貨幣組織。但是,一觸及政治利益,事情便變得複雜:

「社交媒體不僅讓主流政治家綁手綁腳,難以施展長才,更提供愛煽風點火的政客可以暢所欲言的平臺⋯⋯政黨體制過去能夠去蕪存菁,讓民粹主義者難以興風作浪,但是唯恐天下不亂的政客如今可以規避政黨,逕自上社交媒體發聲。這種情況反過來又讓昔日被邊緣化的運動死灰復燃。」

就是這樣,這幾年以來,經過漫長的檢討之後,我們清楚知道,在美國總統大選如何出現大量的假新聞及失實消息,誤導了全國選民;又在英國脫歐投票時,社交網絡讓英國獨立黨(UK Independence Party)順利大打反移民的旗號,促成脫歐公投,事件至今仍使英國陷入脫歐「難題」之中;此外,德國的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 AfD)也在短期內透過網路媒體迅速發展,令梅克爾選舉期間風高浪急。如果全球政界還未清醒政治與主權的真義,互相猜忌,全球化再演變下去,只會令富者愈富,最終贏家也不一定是國家政權,而是跨國企業富豪本身佔盡利益(他們眼中也不見得重視國家),使絕大部分國民的生活仍是停滯不前,在比較之下充滿挫敗感,新一代亦懷憂喪志。

未來會像反烏托邦小說般如此悲觀嗎?

是的,情緒總有它的源頭,全球化自有其諸多問題未解,然而,我們應該真正思考具體解難的「方法」,而不是全盤推翻全球化,乃至扭曲、不承認它確有帶給我們生活助益。

當下我們可見的未來,除了一系列政治(民粹主義)、經濟(保護主義)、金融(倚靠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文化心理(社交網絡)難題,更要面對急劇的產業轉型(人工智能)、環境保育及能源、甚至可能迎來新一波「非洲移民潮」等問題。

最意想不到的是,原本給予我們全球化祝福的資訊科技,又正在制肘我們的認知及增加偏見,撕裂、碎片化更見嚴峻。如果你剛剛為人父母,會怎麼跟逐年成長的小孩子,講述這個世界?柏林圍牆倒下了,美麗的歷史終結未有降臨,我們倒是在虛擬世界,主觀建立了厚厚的圍牆 。

又適逢,中國有意令「社會信用系統」廣泛實行;那麼,我們未來的社會,難道會走向《我們》、《美麗的新世界》、《一九八四》等小說的悲觀世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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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鄭家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