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離潛在盟友的危險:回應〈我懷疑男性的「女性主義者」〉

推離潛在盟友的危險:回應〈我懷疑男性的「女性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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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男人當然可以是女性主義者;「男人也被父權傷害」視使用的脈絡和方式,亦不一定是適得其反的負面口號。不過,一如〈懷疑〉所提醒的,男性在參與性別平等運動時,也需要不斷反思自身的優勢位置。

Alicen Grey原著/依凡斯譯著的〈我懷疑男性的「女性主義者」——而你也應該如此〉(下稱〈懷疑〉)一文,對呼籲男性支持女性主義的倡議策略,及男性支持時的運動方式,提出了有力的針砭。然而,我們對文中部分觀點有不同的看法。

為了避免誤讀,先將結論寫在開頭:

一、作為父權結構下的既得利益者,男性需要時時自我提醒:

  1. 「性別平等」不是用來自我賣弄的工具。
  2. 是否犯下「代言」或「下指導棋」的問題?
  3. 覺察自身享有的父權紅利,放棄它或挪用來重新分配以顛覆父權。

二、「特定地指涉」和「武斷地宣稱」只有一線之隔:〈懷疑〉似乎有欲批判的特定現象,然其論述方式卻造成了跋扈的詮釋效果,因而(或許非惡意地)否認了其他可能。

三、理念務當基進,實踐須接地氣:去脈絡地將「男人也被父權傷害」理解為「男性需求優先論」或「男性中心的女性主義」,並據此認定它是「一種有害而適得其反的口號」,反而可能有害而適得其反。

看完〈懷疑〉後,你覺得不舒服嗎?

不舒服有很多可能的原因,當中的確有一種是:〈懷疑〉直陳了性別平等運動裡常見的問題——宣稱自己友善,不代表就能豁免父權紅利或既得利益。尤有甚者,某些男性將「女性主義」或「性別平等」當成自我賣弄的工具。是類自詡開明的「進步男性」,將女權云云掛在嘴邊,但卻下起指導棋——你應該這樣,你不該那樣,這不叫解放,那才叫解放——而這恰如〈懷疑〉所言:「在每一個為女人所特有的談話中插入你作為男人的提醒,是父權的。」

問題或許不在於「能否表達意見」,而是表達時的情境與心態。運動的重點之一在於「培力(empower)弱勢」,例如父權社會中女性往往不被鼓勵發表意見,因此讓女性有機會暢所欲言,藉此練習論述能力及整理自身的生命經驗,就是培力的其中一種方式。男性若在此時介入並高談闊論,便再次奪去了女性的話語權。

另外,「交流意見」和「佈達命令」是兩件不一樣的事情。有些宣稱自己關懷婦女運動的男性,顯然並未觀照自身在體制上的權力優勢,動輒以由上而下的姿態,企圖「啟蒙、救贖」權力弱勢(女性)。[1]不禁讓人懷疑,「平等運動」對這些權力優勢者而言,到底是真正願想達到的目標,還是用來彰顯自我「進步開明」的秀異手段?

因此,在感到不舒服甚或憤怒之前,請先好好想想:無論是不是刻意為之,「我是不是也犯了同樣的問題而不自知?」

去脈絡之殤:邀請一個更開闊的可能

儘管〈懷疑〉基進地指出了男性參與婦運時可能發生的問題,然我們並不能因此將閱讀後的所有不舒服感受,都理解成「男性受不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被毫無遮掩地揭露出來」而催生的反應。

我們認為,〈懷疑〉使用的論述方式,有著過於簡化乃至去脈絡化的危險。無論如此操作的原因為何,此種方式最終讓原本指涉或對話對象的邊界,向外擴延開展。是以,某些不舒服的感受,甚至不是來自大寫全稱所造成的誤讀,[2]而是導因於「生命經驗被曲解忽略」——這恰好也是女性在父權社會中時常遇到的困境——最糟的結果,便是對話的可能性就此夭折。

難以言喻的不適:武斷詮釋造成的失語狀態

〈懷疑〉並不否認(至少存而不論)男性也被父權所害。不過,對於是否討論男性受害,或者是否以女性主義來討論男性受害,它指出:

「男人也被父權傷害」是一種有害而適得其反的口號,因為即使這是真的,它延續了一種觀念:女人的感受,需求與危機無關緊要,除非男人認定它們是重要的。

「女人受父權所害,而這就是終止父權綽綽有餘的理由。」會是一個更高效的口號,而這就是終止父權綽綽有餘的理由。

這才是同理心該有的樣貌。這才是我們應該鼓勵我們的男性盟友的事情。直到有更多的男性女性主義者主要是由同理心,而不是時下似乎愈來愈受歡迎的自我中心、男性導向的腐敗「女性主義」所激勵的那一天來臨之前,我會繼續說我懷疑男性「女性主義者」,你也應該這麼做。

男性女性主義者在此出現了有趣的二分,反映在〈懷疑〉對口號的區辨上:基於對女性的同理心(「女人受父權所害……就是終止父權綽綽有餘的理由」)vs.基於男性自身的需求(「男人也被父權傷害」)——而後者是一種「迎合男性的敏感與脆弱」的(被父權侵入的/將男性需求列為優位的)腐敗女性主義。

對如此二元對立的武斷詮釋,我們感到非常困惑:「男人也被父權傷害」當然可能是一種新父權台詞,但它只有這種可能嗎?或許有人會說,〈懷疑〉並未在單一字句上如此宣稱;然而,「男人也被父權傷害……除非男人認定它們是重要的」這段話,恰恰點明了它腳下所踩定的立場:「男人也被父權傷害」之所以「適得其反」,正是因為它延續了「男性需求優先論」的效果。若參照前後文,這句口號甚至被理解成基於「迎合男性的敏感與脆弱」而發展出來的運動策略——這一切在在指出,〈懷疑〉認為「男人也被父權傷害」是一種將男性需求置於女性之前、藉以符合男性胃口並博得男性肯認的新父權台詞。[3]

除了武斷詮釋外,此處還有去脈絡化的問題,留待後節處理。先讓我們再舉一個例子更清楚地說明前者的危險——將目光挪到〈懷疑〉最開始對男性讀者的提問吧:「你更傾向停止支持色情產業,因為它殘酷地剝削與虐待女人—— 或者,因為你已經看了太多色情,現在你的屌會無法正常運作?」

這個提問就像一道詢問你性傾向,但卻只有「同性戀」和「異性戀」兩種答項可選的不良問卷。更精確地說:它極端地簡化了支持色情產業的可能。若先把「色情產業」的範疇縮減至「性產業」,並將對此議題的立場從反對到贊成拉成一條光譜,全球四種典型立場中,「廢娼制」和「罰嫖制」(北歐及半北歐模式)位在反對性產業的一端,「除罪化」與「合法化」則座落在支持性產業的相對位置上。

然而,我們不能因此便將這四種立場兩兩混為一談。例如,廢娼制可能採用道德語言,主張買性和賣性都不道德,因此需要禁絕;同樣反對性產業的罰嫖制,則從基進女性主義立場出發,視性產業為一種剝削女性的古老父權機制,因此認為賣性者乃受結構力量所迫,不應遭受懲罰,更反對用道德觀點來看待賣性者。

在光譜的另一端,贊成性產業的原因也非常多元:有的立場近似自由主義,認為只要願意賣就沒有被迫的問題,因而看不到許多賣性者遭受結構擠壓而不得不為的困境;反之,也有從賣性者的實務需求出發,指出北歐模式在試圖解決剝削問題時,同樣對賣性者造成了傷害,因而轉向其認定更能「減害」的除罪化立場。

是以,當〈懷疑〉以提問方法,將對色情產業的立場化約成「認知它是剝削而反對」與「基於自身需求而贊成」時,即使最初設想的對話對象就是這群「基於自身需求而贊成」的人,它仍排除了其餘讀者的異質經驗。也就是說,在這種二元對立的武斷詮釋下,經驗被徹底抹除的讀者,經歷了「失語」狀態——而這正是讓人感到不舒服的其中一種可能原因。[4]

去脈絡化的危險:「想太多」還是「不准想太多」?

至於對「男人也被父權傷害」的去脈絡化危險,則在於〈懷疑〉指出男性若聽聞自己也被父權傷害,才開始關心女性如何為父權所害,由於重蹈了「男性議題才是議題」的父權覆轍,因此是有問題的。是以,它將此口號理解成「男性需求優先」的產物,據此呼籲不該再這麼操作了——問題來了:且不論因為這句口號而開始關心女性處境的男性,究竟是不是因為「事關男性」方才為之;即使事實如此,真的能將它單純地理解成「男性需求優先論」嗎?

如果我們仔細整理此處的去脈絡化操作,大致能看到兩個層面:其一是「扁平化」,將說出口號的目的,全面簡化成「男性需求優先論」;其二則是「真空化」,將運動策略自其相應而生的現實情境中抽離。於是,這句口號是不是階段性使用?有沒有對話對象?這些因素都變得不再重要,彷彿只要/只有最基進的那條道路,才是顛覆父權的唯一正解——如此佈署的危險,就跟在同性戀唯一死刑的國家,主張直接出櫃才能顛覆異性戀霸權一樣。

「扁平化」的危險:推離潛在盟友

當然,我們也必須認同,「男人也被父權傷害」的確常常是讓人憤怒的一句話。許多人(往往是男性)說出這句話的意圖,在於主張「男人女人一樣慘,所以性別很平等了」。此種情境中,這句口號成為反挫女性主義的語言。當然,那些主張男人更慘的、認為性侵只是治安議題不是性別議題的、否認女性在集體上更容易成為暴力受害事實的……也都座落在反挫者的範疇內。

但有沒有別的可能呢?例如,當一名在社會中飽嘗過譴責受害者文化帶來的二次傷害、以至於遭到性侵害卻不敢求助的男性,試圖以「男人也被父權傷害」來詢問是否有適合的資源,或確認他有沒有資格將自己遭遇的事情稱之為性侵害,或試圖從不同視角拼湊出父權體制縱容性暴力的運作模式……這時候,我們還能將之歸納到反挫女性主義的座標上嗎?或者,能必然地宣稱這會腐敗女性主義,使男性需求再次優先於女性需求嗎?

70年代男性解放運動分歧後,我們看到了其中一些男性團體只著重男性受害經驗的討論,卻對男性享有的父權紅利忽略不談;更糟的狀況,則是當中有些人高舉「男人更慘」的大纛,將憤怒拋擲到女性(主義)上,認為女性就是造成男性苦痛的根本來源。因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需要對「男人也被父權傷害」之類的論述保持警覺,但也必須指出:就連那些最為反挫女性主義的男權運動,諸如MGTOW(Men Going Their Own Way),都對男性性侵害等若干議題做出了正面的關注——可惜的是,他們的最終結論往往是「千錯萬錯都是女性的錯」。

所以,請想想:當一名男性性侵受害者發現無論在父權社會或所謂性別友善的空間裡,只要他一試圖講述受害經驗,就會遭到嘲諷否認或弱勢競爭(oppression olympics)[5];唯一能夠暢所欲言的地方,只有男權團體——而這些團體在承認男性苦痛後,往往將責任歸咎到女性身上——這時候,他可能怎麼理解自己的受害經驗?這樣的結果,是我們樂見的嗎?[6]

「真空化」的危險:思想的巨人

稍微搜索一下,不難發覺在呼籲男性加入反婦女受暴行列的倡議中,很容易看見一種說法:「想想你的妻女,或其他女性親友。」[7]讓我們以此為例,說明真空化的危險。

這種「想想妻女說」有著致命的缺陷:它很可能掉進「保護主義」[8]的泥淖中。最糟的情況是訴諸道德,將人們分成四種:好男人保護人,壞男人傷害人;好女人應該被保護,壞女人活該被傷害。而且,這種道德觀時常嵌合了父權價值——「壞女人」往往指向那些逾越「良婦分際」的女性,而「壞男人」的概念則將暴力歸咎到個人品性上,卻對系統性地養成男性暴力的社會氛圍不加聞問。

即使擦去這層道德象限,保護主義仍將女性視為「被」保護的對象,而男性依舊是保護者。意即,保護主義並不挑戰父權陽剛階序;相反地,它引述了父權陽剛語言,鼓吹男性「成為(陽剛的、有男子氣概的)保護者」。或許保護主義確實真誠地憐憫與同理受暴婦女,但自運作其後的價值立場到付諸實踐的論述方式,它仍未能擺脫對既有性別系統的鞏固:男性仍然是主動者,且能藉由「保護女性」來累積自己的陽剛資本;與此同時,女性仍然是被動者,繼續被物化成「提供集體男性挪用來證明自我」的陽剛通貨。換句話說,保護主義只是用更委婉的方式,遂行著「崇拜陽剛」與「貶抑陰柔」這兩套父權價值。

對此,我們永遠可以進行最基進的批判。但且讓我們先下凡來吧:在提出「想想妻女說」的過去(甚至直到現在)的那些歷史節點上,在「號召男性加入」屢屢碰壁的實務困境下,請問還能換用哪些論述方式,來達到目標或做得更有效?[9]另外,我們要如何區分為此而參與反婦女受暴運動的男性,究竟是因為「想要成為拯救女性的騎士」而來,還是因為藉由聯想女性親眷而「開始同理女性處境」了?——當然,兩者可能同時存在。對此,我們可以展開審查,將那些抱有任何一點父權思想的男性,嚴厲地剔除出去;或者,我們可以進行倡議,讓男性意識到騎士精神的問題,使其能自覺而逐步地將體內的陽剛餘毒排出。

提出「考量實務困境」,並非宣稱為了務實可以妥協掉基進理念,更不是主張就此不能批判。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永遠須對倡議內容保持基進而清明的反思。然而,也不能忽略執行上的現實脈絡。[10]畢竟,空有拆解而缺乏建立,徒具理念而罔顧實踐,很可能淪為只知一步登天的雲端真空運動——更慘的狀況,甚至會卡死倡議動能,或粉碎既有的運動積累。

「同理心」何來:為什麼說「男人也被父權傷害」?

當然,我們也不能武斷地質疑〈懷疑〉對「男人也被父權傷害」的批判。我們有義務說明清楚,究竟是在什麼樣的脈絡下,認定採用「男人也被父權傷害」是必須而有效的運動方式。如此一來,才可能並陳優缺,討論這句口號是否真的可以接受,或者需要改進,或者應該揚棄。

簡單來說:如果父權社會的運作,仰賴「崇拜陽剛」與「貶抑陰柔」兩個基礎原則,那麼男性在「成為男人」的動態過程中,亦可能體會過因為「不夠男人」而遭到貶抑的感受。意即,儘管男性自出生就被配置、也被期許努力留在陽剛集團內,他們仍可能經歷被陽剛集團排除、甚或進入陰柔集團而遭到貶抑的時刻——這個「陰柔時刻」的經驗,正是讓男性發展出同理其他弱勢性別(陰柔集團成員)能力的重要基礎。

如此主張的原因是:女性主義批判父權社會將(某些被父權認可的)男性經驗當成普世價值,武斷地否認了其餘異質經驗,從而迫使女性禁聲沉默;若我們認同這樣的批判,那麼女性主義自然也需要對這種「同質化」的做法謹慎以待,避免重蹈覆轍——身分政治(identity politics)掀起的本質論辯論,正與此有關。相較於宣稱男女之間有絕對界線因而與父權殊途同歸地忽略異質性的本質論觀點,或者徹底反對界線卻造成虛無主義致使說不出女性處境的反本質論觀點,[11]兼顧差異與運動需求的策略性本質論觀點,可能更為適宜。

也就是說,「女人」不是天生的自然類屬,而是後天形成的團體。團體內部存在差異,但享有「拆解父權壓迫」這個共同的政治目標[12]——就好像「O大宿舍廢宵禁自救會」,會內成員可能來自不同系所,擁有不同性別認同、階級身分、種族血緣……但共享著「被宵禁監控治理」的處境經驗,以及「廢除宵禁管制」的政治目標。同樣地,「男人」、「同志」……也能如此理解。

在這種觀點下,「經驗」變成重點,每一片經驗都是拼出壓迫結構的重要拼圖。同時,我們也能看見彼此的差異,據此產生對話的可能性。想想看:依據不同的生命經驗,人們座落在不同的座標軸上。我們的位置並不重疊,但可能貼近,或者有某種串連的方式。因此,一個遭到種族壓迫的人,可能得以透過自己的苦痛經驗,聯想並同理遭到性別壓迫的感受——這種同理並不是天生的,需要練習。就像有些女性明明清楚性別壓迫的苦痛,卻無法同理LGBT的受難;或者社運男性高唱威權迫害,卻又理所當然地貶抑女性。

準此,男性自然也能透過練習這種聯想方法,藉由自身經歷過的「陰柔時刻」[13],來理解女性及其他性別弱勢的困境。這就是為什麼要談男性在父權社會中的受害經驗——然而,不能「只」談受害經驗。歷史已然證明,那些只側重受害經驗的男性團體,最後若非走向反挫女性主義的男權運動路線,就是回頭擁抱傳統陽剛價值,或者顧影自憐而壓根不在意性別平等。

在談受害經驗時,男性也必須反思自身享有的父權紅利,並理解「受到傷害」並不是「將傷害轉嫁給他人」的合理藉口。具備反思性地從自身經驗出發,正是女性主義縱橫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所說的「紮根」(rooting);藉此,我們將能把自己「置換」(shifting)到對方的立場,設身處地地同理彼此的經驗,開啟對話而非對立的可能性。[14]

所以,男人可以是女性主義者嗎?

綜上所述,男人當然可以是女性主義者;「男人也被父權傷害」視使用的脈絡和方式,亦不一定是適得其反的負面口號。不過,一如〈懷疑〉所提醒的,男性在參與性別平等運動時,也需要不斷反思自身的優勢位置。

幾種可能的做法:首先,在使用「男人也被父權傷害」論述時,想想它是用來否認性別歧視、反挫性別平等的藉口,還是開啟對話、推廣性別平等的策略。即使是後者,也要謹記最終不能只停留在談論受害,還須反省享有了哪些既得利益。從物質層次切入是一種方法:想想看在制度上,男性享有了哪些優勢?例如薪資差距(男性平均薪資較高),擁有夜晚行走權,婚育狀態對工作升遷的負面影響較小甚至有正面影響……等等。

其次,注意「代言」的問題。對自己是否抱持進步開明的教化姿態「啟蒙」女性(或其他多元性別),保持警覺。關於自己的主體經驗,可以暢談;但對於其他位置的經驗,則要盡可能地將麥克風遞回當事人手上。意即,將精力放在「啟蒙」男性身上——整理父權社會中那些未被揭開的、向來不許直面的男性經驗,討論它造成了什麼傷害?從中獲得了哪些紅利?可以如何改變?並試著將性別平等的概念推廣給其他男性。

最後,既然整體資源分配不均,那就試著有意識地重新分配資源。話語權也是一種資源,這代表面對性別不平等的現象,男性需要做的是對代言問題謹慎觀照,而不是全然閉嘴。如若父權社會給予男性更多話語權,那就利用這個位置,表達對性別平等的支持,並盡可能將它轉讓到鮮少拿到話語權的人手上。[15]

理解特定口號、論述或運動策略的使用情境,留心武斷詮釋可能造成的經驗抹除;具備反思性地整理自己的生命經驗(同時看見傷害與既得利益),藉此發展彼此的同理與對話。這是我們對「男人也被父權傷害」口號的看法,以及想像得到的另一種同理心版本。

補充:

感謝網友提醒支持女性主義的男人是「擁女主義者(pro-feminist)」,應把「女性主義者(feminist)」的頭銜還給女性的議題(詳見留言串)。以下補充這塊本文中未及處理的部分。

男人能不能成為女性主義者,或者應稱為擁女主義者,的確是女性主義的經典辯論,迄今仍沒有結論。

我們贊成女性應為主體,不過比較偏向「運動(movement)主體」。也就是說,男性可以是女性主義者,可以在旁搖旗吶喊甚至一同抵抗父權,但不會是「婦女運動」的主體——這是因為無論男性在理念上再怎樣基進,回到父權現實的物質處境,他們所享有的仍舊相對有利。意即,「唯心」觀點的親同,不代表男性在「唯物」觀點上已然解除了結構優勢。

就像對同志友善的異性戀者,無論再怎樣友善,仍必須承認集體而言,異性戀制度就是將婚姻權壟斷給異性戀(對,個體可能毀家廢婚,又或女性主義也批判父權系統中的婚姻機制,但無法就此否認制度上的婚姻權目前仍就因為「性身分」的不同而分配不均)。這種物質處境差異是必須看到的。

或者汙名的穿脫也是。男性可以自稱蕩婦,爭取上空權,試著挑戰性汙名。然而以上空權為例,男性所面臨的社會壓力,和女性仍然不可同日而語。男性一樣可能因為主流的身體論述而遭到貶抑(例如肥胖或障礙者),但來自性別方面的身體凝視,其力道和女性所承受的仍有落差——這就是物質處境的差異。這使得男性或許可用「穿上女性汙名」的方式挑戰父權,但他們也能相對容易地「脫掉」這些汙名。如果看不到這層差異,會誤以為男性與女性已經站到了同樣的物質位置。

這是為什麼我們認為男性不會是婦女運動的運動主體,而是盟友的原因。至於在知識主體層次(男人可不可能瞭解男人以外的性別經驗?),文中已有說明;其餘有些爭議,比較是對於「女性主義倒底是指狹義的婦女運動,還是廣義的性別平權運動?」有不同看法。關於這部分,也因此有些聲音認為,應將女性主義、男性主義、性平主義區分開來,以免在指涉的時候,發生混淆,導致不必要的誤解和對立。

註釋

[1] 這種現象不只存在於男性與婦女運動之間,異性戀之於同運,或者某些助人工作者之於服務對象,也都有類似的問題。

[2] 一種常見的誤讀是:倡議者分析的是「集體男性」的處境,但讀者誤讀為對「個別男性」的控訴,因此感覺自己被針對了——「不是所有男人都這樣」,便是這種誤讀之下常出現的回應,而是類回應很可能造成見樹不見林、只顧著澄清個體良善、卻忽略集體不平等的效果。

[3] 〈懷疑〉在此採用了反面而間接的宣稱方式。如同我們不直接說「女性瘦身就是被父權洗腦」,但卻諄諄告誡減肥女性「別再被父權洗腦了」一樣——此種論述開啟了詮釋的裂口:一種角度是,我們的對話對象是「未有機會或資源進一步理解因而全然接受『瘦就是美』」的那些被纖瘦暴政所規訓的女性;但另一種角度則是,這些諄諄告誡將「減肥瘦身」的諸多理由化約成僅只「被父權洗腦」一種。

[4] 我們曾遇過一個狀況。在討論以男性需求為預設的男造設計,如何忽略並影響女性時,主講者舉了一個例子:那些主流社會偏好的「女性衣物」,往往缺乏足夠的口袋,致使女性如廁時需要攜帶包包或有額外的置物空間。結果,一位女性成員聽完後嚴重反彈。對話後才知道,原來這位成員認為攜帶包包進女廁有很多種可能,不一定都是因為男造設計造成的——也就是說,無論受囿於時間限制或何種理由,主講者當時的討論脈絡,確實塑造了一種武斷的宣稱效果:如果帶包包進女廁,就是因為被男造設計限制了。這使得她覺得自己的經驗被徹底忽略,因此才引起情緒。

[5] 意指兩個或多個群體間,爭論「誰比較慘」並據此奪取話語權、優位性或更多資源的現象。典型台詞是:「我知道你很慘,但請記得我們比你們更慘。」弱勢競爭的概念不能無限上綱。具有對話意圖地陳述或對比彼此差異,不見得就是弱勢競爭。弱勢競爭的發生,往往是為了競逐「因為最慘而具有最高代表性」的端點位置,因此經常呈現單一排外的氛圍,否認某些形式的壓迫存在或有效。

[6] 這並非憑空想像出來的狀況。除了我們在實務上遇到的經驗外,也可以參考這兩篇經驗分享:

[7] 參見TEDWomen (2013). Esta Soler: How we turned the tide on domestic violence (Hint: the Polaroid helped). 當中7:00-9:00的片段,關於如何號召男性加入的討論。

[8] 這裡的保護主義和考量弱勢處境而給予的積極保障(affirmative action)並不一樣。另外,影片中的「把男孩教成男人」的講法,似乎也在延續既有的父權陽剛養成。但因篇幅有限且概念類似,此處僅就保護主義的問題進行討論。

[9] 意即,就算特定論述有它的階段性意義,也要隨時對其保持反思。例如,在考量到「想想妻女說」的保護主義危險後,即使知道現況所囿不得不暫時借用,也仍需要進一步思考如何「減害」——像是論述時,避免使用「男人應該保護女人」之類的說詞,並盡量將焦點帶到「集體女性更容易遭受暴力對待」的結構問題上。

[10] 二戰後肇因於經濟因素,日本婦女面臨迫切的人工流產需求,但當時日本婦團卻對此不置一詞;即使發聲,也得訴諸「經濟壓力大,還要養活其他已出世的孩子」等切合「母親」形象的情感動員詞彙,而不能直陳身體自主權或避孕需求。事實上,當時婦團甚至大量使用「母親」的「生命看守者」形象,來爭取糧食飲水、物價平抑與衛生權益。就理論面切入,我們當然可以批判這樣的操作方式只會強化既有的「母親」想像,但若考量到往昔時空下女性遇到的諸般限制,就不難理解日本婦團當年為何必須採用這樣的論述策略了。

[11] 第二波女性主義中的某些流派,在對抗父權體制的同時,諷刺地走向了本質論的老路。這些流派為了強調普世皆然的「女性特質」,強化了群體間的樁界(男女大不同、跨性別女性不是女性),或者抹平了群體內的差異。是類「女人才能做婦運」,但卻又緊縮「女人」定義的動員模式,驅離了那些異質經驗遭到鎮壓的女性,最終導致運動能量分歧消散。

為了對抗這種「所有女人都一樣」的政治想像,反本質論觀點相應而生。然而,它也有問題:藉由後現代理論取徑,不斷拆解「女人」定義的結果,變成「所有女人都不一樣」——但當「所有女人都不一樣」的時候,要如何定義什麼是女人?如何召喚運動主體?沒有「女人」,婦女運動要如何進行?我們要如何指涉那群因為自身性別位置,而更容易遭受暴力對待、佔世界總人數將近一半的人口?

[12] 「政治」不只是人們最常聯想到的「政黨政治」。凡涉及權力及資源分配議題的,即是政治。當某一群人因為自身性別而擁有較多的權力及資源,並能藉此控制其他性別、延續既有分配邏輯時,這就是「性別政治」。

[13] 經歷陰柔時刻的不只是外顯陰柔的男性。例如反CCR(異國戀)男性訴諸仇女論述的作法,乍看之下典型陽剛,但這些舉措其實反映了他們對自己在國族上被陰柔化的焦慮(不過這絕不能成為合理化仇女的藉口),因此一樣可以是一種陰柔時刻。 此外,性別以外的其他種類受迫經驗,透過適當的轉化,也可以成為發展同理聯想的基石。

[14] 第三波女性主義強調交織性(intersectionality),意即一個人的生命經驗,不會只受到「性別」影響,階級、性傾向、種族、身體狀況……等等身分也會交織其中。因此,一個A結構下的受害者,可能同時是B結構中的既得利益者,例如一名女性可能是順性別者,一名同性戀可能是中產階級,一名勞工可能是白人,一名原住民可能是男性。另外,不同結構交互影響後,也會對經驗產生質變,導致同樣是性別結構下的受害者,原住民女性的性別受迫經驗,可能與漢人女性截然不同。是以,所有人在「紮根」時,都需要反思自己的社會位置,才能更負責地看見彼此間的權力關係,平衡權力差距,促成實質平等。

參見:

  • 林津如(2011)。〈女性主義縱橫政治〉及其實踐:以台灣邊緣同志為例。載於游素玲(主編),跨國女性研究導讀,17-48。台北:五南。
  • Yuval-Davis, N. (2006). Human/Women's Rights and Feminist Transversal Politics. In M. Ferree and A. M. Tripp (Eds.), Global Feminism: Transnational Women's Activism, Organizing and Human Rights, 275-295. New York: New York UP.

[15] 例如,目前社會氛圍仍不鼓勵女性多作發言。當我們在課堂上問「有沒有意見」的時候,女學生相對不敢舉手、或者不敢沒被點名就直接提問。在這種現狀下,掌握麥克風的人(教室裡的老師、會議場的主席)可以有意識地選擇並鼓勵女性發言。當然,老師或主席不一定是男性,只是用這個例子說明何謂資源的重新分配。

本文經男性解放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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