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日本、朝鮮與五胡十六國如何形成「中華意識」?

古代日本、朝鮮與五胡十六國如何形成「中華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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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形成於朝鮮及日本的「中華」意識,包含本書一開頭的「序言」中提到日本稱京都為洛陽的現象等等,不僅與古代日本及朝鮮諸國形成中華意識的過程有所關聯,甚至與這些被稱為五胡的非漢民族中所產生的「中華」意識的胚胎及淵源亦有所關聯。

文:川本芳昭

古代日本、朝鮮形成中華意識的濫觴
五胡中的中華意識的形成

我們在前一節已探討過,在古代朝鮮的高句麗、百濟、新羅等國家,也形成了如同前章所述古代日本的中華意識。若比較各國(包含倭國)形成中華意識的狀況,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記錄著高句麗獨特年號的好太王碑豎立於五世紀初期,而其他國家出現相同現象的時期都較晚。因此我們可以說,高句麗是這些國家中最早形成中華意識的國家。但我們是否能說,高句麗形成中華意識的現象,是所有類似現象的源頭?本節我們便針對這一點進行探討。

高句麗及倭國形成中華意識的時代,剛好是本書所介紹的時代,也就是五胡亂華造成東亞動盪不安的時代。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朝鮮及日本當然也難以置身事外。相當於文化圈的龐大人口,在各地發生流動的現象。而動亂的中心地帶,正是中國的華北地區。關於胡族與漢族在這裡的激烈衝突,筆者已在前面的章節談過。

在五胡十六國時代剛開始時,劉琨對羯族的石勒說的那句「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為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可說是道盡了漢人的想法。這句話充滿了歧視意味,言下之意是胡族沒資格當中華世界的帝王,頂多只能當個對漢族恭順賓服的「名臣」。相對於此,胡族的立場則以匈奴王劉淵說的「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這句話最具代表性。言下之意,當然是胡族也能當中華世界的帝王。

剛開始的時候,有些胡族君主會對稱帝一事頗為遲疑,但到了後來,絕大部分胡族君主還是選擇了稱帝。值得注意的是,稱帝的舉動其實代表著他們接納了中國的政治理念,並已產生了將自己認定為中華世界正統帝王的觀念。

他們雖然是胡族,卻以中原正統政權自居,甚至把自己的軍隊(也就是胡族軍隊)稱為「王師」(天子的軍隊)。此外,在西元五世紀初期,劉裕在建立宋國之前,曾以東晉將軍的身分攻打由鮮卑慕容部於山東半島建立的南燕。當時的史書中有著這麼一段記載,其大意如下:南燕皇帝慕容超向群臣詢問該如何抵禦東晉的軍隊,南燕官吏公孫五樓回答:「東晉軍隊敏捷果敢,我們應該先發制人才有勝算。」但慕容超不接納這個意見,決定堅守城池。此時慕容鎮向南燕尚書韓說道:「陛下決定守城,我們國家註定要滅亡了。我勢必會戰死沙場,而你們這些『中華之士』將再度成為『文身』了。」

從這段紀錄中,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鮮卑慕容部把自己當成了中華的觀念。所謂的「文身」,意思就是「紋身」(在身上刺青),源自於南蠻風俗中的「被髮文身」一語。換句話說,鮮卑慕容部將定都江南的東晉視為南蠻。南燕的官吏淪為東晉之臣,就等於是從「中華」墮落成了「文身」之人。

由此便可以看出,雖然慕容鎮為鮮卑人,而且南燕是由胡族所建立的國家,但他們自詡為「中華」,反而將漢族政權的東晉視為「南蠻」之國。

北朝的中華意識

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五胡十六國時代的其他諸國內部。而且隨著時代的推移,這個現象變得越來越明顯。

記錄北魏時代洛陽景象的《洛陽伽藍記》中有這麼一段:

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

這段文章記錄的是鮮卑拓跋部所建立的北魏,在遷都後的首都洛陽內設置「四夷館」及「四夷里」,但重點在於這些夷里的名稱,卻是歸正(回歸正途)、歸德(回歸帝德)、慕化(仰慕王化)及慕義(仰慕正義),彷彿周邊的四夷之民來到北魏的首都洛陽,都是基於仰慕其正義、帝德及王化。

換句話說,雖然以漢族的中華思想來看,鮮卑也是夷狄之一,但由其所建立的北魏,卻是以中華自詡。

此外,記錄北魏歷史的史書《魏書》,將南北朝時代與北魏對峙的南朝開國皇帝分別蔑稱為「島夷劉裕」、「島夷蕭道成」、「島夷蕭衍」等等。這是將長江以南的區域當作一個孤立的島嶼看待,並將住在島上的南朝諸國建立者皆視為島上的夷狄。這樣的做法,當然也是其展現中華意識的表徵。

在前面的章節,我們看到了不管是古代的日本、高句麗、百濟還是新羅,都發展出了各自的中華意識,而依年號及太王號等的使用時間來看,高句麗可說是為這股風氣開了先例。然而再對照本節的前述內容,我們發現就連五胡所建立的華北諸朝,事實上也形成了中華意識,而且雖然在時期上稍有重疊,但大體而言華北諸朝形成中華意識的時間是早於古代朝鮮及日本的。

換句話說,形成於朝鮮及日本的「中華」意識,包含本書一開頭的「序言」中提到日本稱京都為洛陽的現象等等,不僅與古代日本及朝鮮諸國形成中華意識的過程有所關聯,甚至與這些被稱為五胡的非漢民族中所產生的「中華」意識的胚胎及淵源亦有所關聯。

來自中國的巨大影響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中華」意識所展現出來的表徵,包含稱帝、產生「天下」觀念、使用年號、產生「中華」及「夷狄」的概念等等,都是來自於傳統的中國政治思想之中。換句話說,雖然五胡亂華讓中國陷入了極度的混亂局面之中,但中國的政治思想還是對後來這些國家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在思考受中國影響程度的問題時,有一個現象必須特別留心。在中國的南北朝時代,一旦有人被任命為將軍,除非是不具實權的虛位頭銜,否則這名將軍一定會在其底下建立一個包含長史、司馬、參軍等職位的官吏組織。這個組織在當時被稱為「軍府」或「府」,而設置「府」的行為便被稱為「開府」。古代日本及朝鮮的國王在接受中國冊封官爵或將軍位時,也會採取相同的行動。這樣的現象具有什麼樣的意義,以下將進行解釋。

根據《宋書》〈倭國傳〉的記載,倭王讚(倭之五王中的第一個王)在元嘉二年(四二五年)向南朝宋國遣使朝貢,使者是一個名叫「司馬曹達」的人物。雖然解釋為「姓司馬、名曹達」也能通,但事實上很可能並非如此。其理由就在於倭王讚曾向南朝遣使過兩次,而元嘉二年這次是第二次。在其四年前,也就是永初二年(西元四二一年),倭王讚便曾向宋國遣使,當時宋國皇帝劉裕嘉獎其千里迢迢渡海而來,下詔「可賜除授」。

倭王讚此時受封的官爵,應該就是安東將軍倭國王。既然是將軍,府內當然配置了司馬一職。事實上在當時的百濟,也曾跟倭國一樣向南朝遣使,百濟王受封的官爵為鎮東大將軍,其派遣至中國的使節便是將軍府底下的官員「長史高達」、「司馬楊茂」及「參軍會邁」。兩相比對之下,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司馬曹達」中的「司馬」為職銜。

事實上,長史、司馬及參軍都是自魏晉南北朝之後迅速提升了重要性的地方軍政官。倭國及朝鮮諸國受中國冊封的將軍稱號,如安東將軍、鎮東將軍等,都是基於中國的中華思想所命名,其意思是安定或鎮壓(以中國來看的)東方疆土。這種情況下的長史、司馬及參軍,可說是有著隸屬於這類將軍府的特性。而這也顯示了日本及朝鮮的古代國家,在建國的初期時,是以中國的國家制度作為範本。

征夷大將軍與中華意識

古代的日本設置征夷將軍、征夷大使等官職,原本是為了征討蝦夷。但到了後來,征夷大將軍演變為武官的最高職銜,而征夷大將軍更進一步開創了幕府(開府)。所謂的「征夷」,指的就是站在以京都為中心的立場,討伐東夷(東方的夷狄)中的蝦夷。

然而關於「征夷」一詞,有一點必須特別注意。前文曾經提過,倭之五王中的最後一王,也就是安東將軍倭王武,在寫給宋順帝的上表文中有這麼一段話:「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然而征夷大將軍的「征夷」,與這段話中所描述的作為,絕非基於相同的概念。

這說起來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情。所謂的「征夷大將軍」一詞,乃是源自於前述「天下」一詞的日本翻版,也就是將原本以中國為中心,改為以日本為中心的「天下」所衍生出的概念。古代日本人將蝦夷視為東夷,將京都稱為洛陽,以及仿效中國思想的中華意識,這三者追根究柢都源自於相同的立場。

事實上,日本在比本書所介紹的時代更遲上許多的安土桃山時代,將造訪日本的葡萄牙人或西班牙人稱為「南蠻」(原本南蠻一詞是中華世界對南方野蠻人的稱呼);到了江戶時代末期,日本人為了驅逐外國人,打起了「尊皇攘夷」(尊崇天皇,驅趕美國人之類位於中華〔日本〕東方的夷狄)的口號。由這樣的世界觀,便可看出本章所剖析的古代中國制度影響下的思考模式,在漫長的歲月裡對日本人造成多大的影響。

相關書摘 ▶何謂「蠻族」?魏晉南北朝的蠻漢之別,與漢族的蠻化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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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本芳昭
譯者:李彥樺

三國之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由於接續在五胡亂華之後,常被誤解為一個動盪不安的黑暗時期,但如今我們所熟悉的雲岡、龍門石窟那些壯麗的佛教遺跡,還有以王羲之、陶淵明等文人或詩人為代表的六朝文化,亦是誕生於這個時代之中;還有畫聖顧愷之、老莊思想的盛行等等,如同秦漢統一大帝國之前的春秋戰國,魏晉南北朝展現出其繁榮華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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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川本芳昭教授長期研究古代東亞民族與國際秩序,在《中華的崩潰與擴大》中,一探現今的中華文明與漢文化的形成軌跡,並以東亞史的宏觀角度,檢視當時周邊地區的日本、高句麗、百濟等國與中華文明互動後的關係變化和火花。

中華的崩潰與擴大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印書館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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