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身份出現的契機：以往的KTV「分母」，終於成為搶麥克風的公民

文：李展鵬

澳門身份出現的契機

澳門人為什麼沒有鮮明的本土身份？在政治上，葡萄牙跟英國的國力相差太遠，澳葡政府亦不曾像港英政府一樣勵精圖治，相反，回歸前澳門人普遍對政府管治多有怨言；再加上葡文的隔閡，澳門人就連政府公告都看不懂。當香港人的身份跟當時港英政府的善治有關，澳門人卻始終難以借殖民政府建立認同感。在文化上，長期積弱的澳門媒體沒有挖掘本土問題、推動本土文化，更枉論提供一個建構本土身份的平台；澳門亦缺乏流行文化工業，精緻藝術也大多走不出澳門。在經濟上，澳門的地位就更與香港不可同日而語；香港人以國際大都會的地位自豪，澳門人卻難以因為黃賭毒的生意而驕傲，尤其在過去，澳門連具規模的賭場酒店也沒有。

在教育方面，澳門學校用的多是香港或大陸的教科書，幾乎沒有本地元素。我自己讀中小學的過程中，從來沒有在歷史課學過澳門歷史，沒有在中文課讀過澳門文學，也沒有在公民課學過有關澳門的社會或政治知識。過去幾年，才有人倡議本土教育，開始編撰相關教材。

澳門的本土學術研究的起步亦晚，殖民政府並不著緊大專教育，第一所公立大學澳門大學在一九九一年才成立。長久以來，有關澳門的人文社科研究薄弱，例如直到二○○八年澳門大學才成立了全澳門第一個歷史系。本土研究的缺位使得後起的研究者忽視澳門論題；由於缺乏研究累積，很多人要寫論文時會認為本土論題不重要，最後選取香港、台灣或其他地方的題目去寫。再者，澳門沒有商業出版機制，就算有重要的本土學術或文學作品推出，也缺乏推廣宣傳，這些書難以進入讀者視線，台版書及港版書一直雄霸澳門圖書市場。種種原因，導致澳門沒有建構出一種澳門論述與本土身份。

終於，從九十年代末開始，情況有所變化。首先，一九九九年的回歸令澳門被外界關注，被外地媒體報導。雖然澳門回歸受注目的程度遠不及香港，但這個歷史契機仍然在民間催生了一些本土話題，關於澳門的歷史、政治，以及回歸後的經濟前景等等，而《基本法》中的「澳人治澳」亦是對本土身份的某種肯定。當時的討論或許欠缺深度，也帶著官方味道，甚至沒有深入民間，但仍為日後澳門身份的萌芽提供了土壤。

第二個契機是二○○五年登上聯合國世界文化遺產。澳門人一直跟文化遺產朝夕共對，但因為沒有本土歷史教育，很多老建築當年也不對外開放，我們與自己的文化遺產之間也就有一道鴻溝。二○○五年是很特別的時機。當時回歸已有五、六年，澳門人開始尋找本土文化與自我身份；同一年，由一間中學的師生編著的兩本書《澳門街道的故事》及《澳門歷史建築的故事》在坊間引起迴響，很多人驚覺原來澳門的小街巷及舊建築有那麼多故事。聯合國的加冕可說是及時不過：藉著被世界認可的世遺，澳門人終於有了一樣可以寄託本土認同的文化代表，這是賭場做不到的。

這一方面令澳門人突然有了本土歷史文化的覺醒，另一方面則給予澳門人另一雙看自己的眼睛。不少澳門人長期用香港的國際都會標準，覺得澳門太小又不夠現代。但是，世遺的光環提供了另一標準：我們沒有維多利亞港，沒有發達的地鐵系統，但這裡的歷史與建築竟是如此珍貴。原來，小與舊也是一個美好城市的標準，澳門有豐富世遺而香港沒有！這正是當年建立自我形象的澳門人所需要的。

經濟的火速發展亦微妙地成了建立本土身份的助力。剛剛提到，以往澳門人沒法從那簡陋的賭業得到自豪感，但自從有了大型外資賭場酒店，有了火紅的旅遊業，澳門在外地媒體頻頻曝光：一時間，太陽劇團進駐，國際巨星紛紛來開演唱會，世界性體育競賽在澳門舉行。不只兩岸華人對澳門的認知度大增，就連西方社會也從對澳門一無所知變得略有所聞。從此，澳門的形象從小賭場與三溫暖變成拉斯維加斯式的高端觀光勝地。

雖然，很多本地人對於澳門變成超級賭城是心情複雜的，一方面因社會問題湧現，另一方面這仍是廣東人稱為「偏門」的生意，但無論如何，澳門總算知名度大增。而且，甚至連以前不大看得起澳門的香港人都對澳門改觀，有人羨慕澳門經濟好，政府每年派錢；香港媒體對澳門的報導大幅增加，從娛樂設施、經濟發展到社會狀況都有。澳門人心深處雖然百感交集，但總算比較可以「抬起頭做人」。

終於搶麥克風的公民

另一方面，賭業迅速發展，社會問題湧現，越來越多人關注本地新聞。二○○六年底，高官歐文龍因涉巨額貪污案被捕，最後被叛刑廿九年，貪污超過八億澳門幣（約台幣三十億），金額遠超陳水扁貪腐案。澳門人紛紛去想：澳門的變化令人憂心，社會的黑暗一面也令人震驚，我們可以為這小城做些什麼？這個關鍵的問題，就埋下了後來「我愛澳門」、「守護我城」的本土論述。

近十年，澳門人由「不問世事的閒適村民」，漸漸變成了「敢於批評敢於憤怒的公民」。以往不怎麼關心社會的戲劇界，突然屢屢在社會問題上發聲，有人用經典作品影射今天澳門，有人以舊區青洲的都市更新為題創作，有人抒發對於城市發展的疑惑。平時多談閒情逸致的報紙副刊，突然多了針砭時弊的文章，談文化政策有之，談教育問題有之。在社會一向比較沉默的宗教組織，突然不時回應社會問題，團體「公民門徒」辦活動連結基督教信仰討論本地的土地利用、媒體風氣、環保問題，團體「明亮行動」則是要幫助病態賭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