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調查當權者弊案慘遭殺害,歐洲新聞自由「最黑暗時刻」

記者調查當權者弊案慘遭殺害,歐洲新聞自由「最黑暗時刻」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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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政治人物甚至公開誹謗、威脅記者,例如斯洛伐克的前總理費佐就曾詆毀記者是「反斯洛伐克的妓女」,捷克總統澤曼更曾展示一把印有「給記者」字樣的突擊步槍複製品。

新聞媒體自由—確保新聞媒體工作者採訪、報導、出版、發行等的自由權利—一直以來都是民主制度能夠順利運作的基石,這項自由權確保民眾能夠透過媒體揭露的資訊來監督政府、監督民意代表,讓當權者不會因為一人的私慾而做出犧牲公眾利益的決定。

在加入歐盟前,所有準會員國、特別是曾經受到共黨集權統治的中東歐國家,都被要求建立能保障新聞媒體自由的制度,《歐盟基本權利憲章》(Charter of Fundamental Rights of the European Union)和《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也都明文規定,簽約國必須確保新聞媒體的自由權。但在這看似對記者相對安全的工作環境,過去半年內卻發生兩宗調查記者遭到殺害、令人震驚的事件。

斯洛伐克與馬爾他:記者調查當權者弊案引殺機?

去年十月中,馬爾他知名的調查記者加莉西亞(Daphne Caruana Galizia)在家附近死於一場汽車炸彈案,她的死因經警方判斷,和她過去一年發表許多關於馬爾他總理慕斯凱特(Joseph Muscat)和其政治盟友涉嫌貪污的報導有關,雖然慕斯凱特在第一時間宣稱「這是一次對市民、以及言論自由可恥的攻擊」,並且說「在沒有找出兇手、還給加莉西亞正義前他不會善罷干休」,但經過數個月的調查,警方目前仍然無法破案,不禁令人懷疑是否有人試圖阻礙調查行動。

而在今年二月底,27歲的斯洛伐克記者庫奇亞克(Ján Kuciak)被發現與他的未婚妻女友庫斯尼洛娃(Martina Kušnírova)一同在家遭到殺害。與加莉西亞的情況類似,庫奇亞克過去主要是報導斯洛伐克官商勾結貪污、或是非法逃稅等案件,而他被發現遭殺害時,正在調查和政府官員有連結的義大利黑手黨組織「光榮會」(’Ndrangheta),他進行一半的調查顯示光榮會在斯洛伐克越來越有勢力,對政府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

斯洛伐克政府一開始試圖想粉飾太平、將此案件壓下來,民眾開始自發性組織小規模抗議的時候,政府竟然抹黑民眾,說抗議者是受到外國勢力指使、想要推翻斯洛伐克政府。但政府消極不作為、甚至反控公民社會的做法,最終激起斯洛伐克自1989年反共的「天鵝絨革命」以來,最大規模的和平示威抗議,五萬人聚集於首都的斯洛伐克民族起義廣場(Slovak National UprisingSquare),另有五萬人在全國各地串連,抗議政府並要求總理費佐(Robert Fico)下台以示負責。

受到公民參與抗議規模的鼓舞,執政聯盟中最小的政黨對總理費佐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撤換總理和內閣,不然就要對現任政府提出不信任案並提早舉行大選,此舉最終造成過去十年長期擔任總理的費佐,在事件發生兩週後下台。但費佐的辭職似乎還是無法平息眾怒,在他下台的隔天,斯洛伐克還是有成千上萬人走上街頭,要求提前舉行大選,他們認為升任總理的前副總理,仍然是費佐的人馬,換湯不換藥的做法無法恢復人民對斯洛伐克司法體系和對政府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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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攻擊、政治詆毀以及生命威脅

記者遭到生命威脅、甚至謀殺的案件很難讓人聯想到歐洲,畢竟大部分歐洲國家在無國界記者(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RSF)的年度新聞自由指數中排名都很高(2017年排名的180個國家中,斯洛伐克和馬爾他的排名分別是17和47名)。2015年1月法國《查理週刊》(Charlie Hebdo)八名記者和插畫家遭到恐怖份子殺害,雖然震驚世界,但多數人將這齣悲劇歸咎於《查理週刊》的諷刺性質,認為是歐盟內偶發單一事件,若與墨西哥或是敘利亞等充滿暴力的工作環境相比,歐盟持續被認為是一個媒體報導安全的環境

也因此長期關注全球新聞自由、記者安全的非營利組織,如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比較專注歐盟的潛在會員國,像是巴爾幹半島國家或是土耳其,特別是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過去幾年不斷整肅並打壓批判政府的新聞媒體,根據無國界記者的數據,至今土耳其已經有超過150家媒體關閉,大約2,500名新聞從業人士失業,超過150位記者身陷囹圄。

但馬爾他和斯洛伐克這兩起記者謀殺案讓全球再次認知到,就算在歐盟,調查記者的工作也是挑戰不斷、危機四伏。自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之後,假新聞的標籤就不斷被有心政治人物濫用,試圖擺脫特定指控、並侵蝕對自己不友善媒體的公信力。有些政治人物甚至公開誹謗、威脅記者這個職業,例如斯洛伐克的前總理費佐就曾詆毀記者是「反斯洛伐克的妓女」,捷克總統澤曼(Milos Zeman)更曾在一場記者會中,展示一把印有「給記者」字樣的突擊步槍複製品。

現在,歐盟會員國的記者還要面對組織犯罪的威脅。歐洲刑警組織(European Police Office,Europol)的調查指出,2017年歐盟境內就有超過5,000個跨國犯罪組織,而這些組織已經用行動表示,他們不希望記者暴露他們的行蹤。國際犯罪和貪污報導計畫(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OCCRP)共同創辦人德魯沙利文(Drew Sullivan),近期就說他擔心未來可能會有更多調查記者失去性命,如何提供這些記者足夠的資源、訓練以及保護已經是刻不容緩的事情。

公民是新聞自由的最後一道防線

儘管類似OCCRP的跨國合作調查計畫越來越多,但面對日益險峻的工作環境,確保新聞自由光靠媒體人自身的力量可能還是不夠的,要阻止加莉西亞和庫奇亞克的事情再度發生,還必須靠在野政黨和公民社會一同監督政府。就如同斯洛伐克的例子,唯有透過公民力量集結,堅決表示要求政府改革、捍衛新聞自由權,斯洛伐克才有機會擺脫寡頭菁英跟政府勾結的困境。

另一方面,如果歐盟還想確保自己的基本民主法治價值不受損害,相關機構如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也應該要採取更強硬的措施,確保會員國境內的新聞自由權。在調查記者深陷最黑暗的時刻,公民團體更要站在他們背後抵抗當權者的壓迫。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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