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日本學運學生之死,促使新左運動青年重探自己的人生

六○年代日本學運學生之死,促使新左運動青年重探自己的人生
Photo Credit: 中日新聞社「戦後50年」より Public domain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獻身社會運動,最後死亡的運動者所留下的記憶,促使許多日本新左翼的學運青年去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擔負受傷的危險,犧牲自己的未來以及家庭關係,甚至犧牲生命,也要參與運動的這些人,成為運動者形成自我主體意識的鏡子。這種犧牲自我的運動者形象,給了他們不能妥協、必須自我變革的無形壓力。

文:安藤丈將

死去好友的記憶

對許多運動者而言,改變自己的日常生活並非簡單的事情,因為他們過去並沒有參與運動的經驗,而且一開始參與時也沒有抱持著強烈的意識。對這樣的人而言,自我變革的動力來自好友為獻身運動而死的記憶。樺美智子、山崎博昭、奧浩平、和井田史朗等人或是在安保鬥爭中或是不久之後過世,還有無數人在運動中受了重傷。如同第一章提到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民族主義研究,出於對死者的敬意,死者的存在把活下來的人給團結在一起。死去的人,是強化人與人之間共同感的媒介。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死去的人所存有的記憶,創造了日本戰後民主化運動的共同感。然而進入高度經濟成長期後,對這些戰死者的記憶日漸淡薄,民主化運動的共同感也越來越弱。因此,青年們是透過記憶運動中的死者,來產生新的連結,形成新左運動的共同感。這個做法或許不能像民主化運動那樣普及全民,但是透過新左媒體的報導,以青年族群為中心的運動者之間,開始有了這樣的共同感。於是,運動者之間形成了一種規範,也就是不把運動中死亡或受傷的好友視為不相干的人,反而是強烈意識到他們的存在,然後努力克服自己的脆弱,盡全力去摸索出更好的生活方式。

東大學生運動者樺美智子,是奉獻運動而死的代表性人物。她是新左黨派之一的「共產主義者同盟」成員,參加了一九五○年代後期「警職法反對鬥爭」等民主化運動,然後在一九六○年一月阻止岸信介訪美的羽田示威中被逮捕。此後她持續參加抗議新安保條約的一連串行動,結果在六月十五日的包圍國會行動中,在國會內與警察發生推擠衝突而死亡。在她死亡的現場所設的祭壇上有一首無名詩寫著「我們不會忘記 殺死妳的那雙黑手 朋友啊 守護我們 我們要去戰鬥」。這首紀念她的詩,在一九六○年代後期不斷地反覆被提起。

真正給許多青年造成衝擊的,則是第一次羽田事件中,京都大學一年級學生山崎博昭的死。我們可以看看日本大學經濟系學生安藤根八的例子。他過著每天喝酒、裝扮時髦、打麻將和玩柏青哥的日子。但是透過媒體得知山崎博昭的死之後,他的日子被大大地打亂了。安藤對「(山崎)他有著可以賭上性命的東西」這件事十分驚訝,並且痛切反省自己並不擁有這樣的東西。此後,他瘋狂閱讀報章雜誌上有關全學連的報導,並為學生運動者的純粹真誠而流淚。「我想了解山崎君的死。我想知道,在警棍下骨頭碎裂,即將死去以前,他到底在想什麼。」安藤一面這樣想著,一面加入馬克思經濟學的專題課程,並參加班級代表的選舉。他甚至因為「想早日趕上山崎君」而參加了日大鬥爭(詳後述)。

獻身社會運動,最後死亡、受傷的運動者所留下的記憶,促使許多新左的運動者去重新探尋自己的生活方式。一九六八年年初,時年二十三歲的大學生木村勝俊,儘管與三派全學連保持距離,仍然對他們的行動有所共感。他對於自己很猶豫是否要參加一九六八年一月的佐世保抗議行動而感到後悔:

「我也很想要去佐世保。流出來的血,是我們大家的血。至少是青春的血。因此,我也應該要流我的血。但是一萬日圓的旅費、家庭因素、期末考都成了我的制約。還有更嚴重的──來自社會的制約。但是,我真的只是因為這些,就沒去佐世保?還是我只是在逃避呢?逃避也沒關係吧。逃走吧。⋯⋯直到今天,我還是沒有流血。」

即使擔負受傷的危險,犧牲自己的未來以及家庭關係,甚至犧牲生命,也要參與運動的這些人,成為運動者形成自我主體意識的鏡子。這種犧牲自我的運動者形象,給了他們不能妥協、必須自我變革的無形壓力。但另一方面,新左運動這樣子禁欲的思想,也使他們得以對管理社會的存在予以嚴厲的批判。

法國哲學家路易.阿圖塞在討論意識形態如何對人們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時,特別關注「大寫開頭的主體」(Subject)。這個主體相當於基督教文化中那個唯一且絕對的神。他認為,個人透過被「大寫開頭的主體」呼喚並予以回應的過程,逐漸將意識形態內化,然後成為一個「主體」(subject)。也就是說,「大寫開頭的主體」對他人而言是一個像鏡子的東西,後者在與前者的緊張關係中漸漸地成為一個主體。

如果用這樣的論點思考日本的新左運動,則所謂「大寫開頭的主體」就是運動中的死者,而運動者們則是以死者為鏡,從而形成為運動犧牲自我這樣的主體形象。自己的「主體性」問題,是日本戰後思想中最具爭議的主題之一。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苦難經驗,個人要如何獨立於國家、黨、歷史,以自己為主體去思考、行動呢?這是知識分子們的提問。新左的運動者對這個提問,有一個屬於自己的答案。

安保鬥爭的陰影

一九六○年安保鬥爭的記憶,對一九六○年代後期的運動形成禁欲的倫理,產生很大的影響。我們看看日大文理學部的學生運動者所發行的《文理戰線》怎麼說。這個報導清楚地顯示出,運動者是如何看待自己的抗議行動與一九六○年安保鬥爭之間的關係:

六○年的安保鬥爭,就如字面所說的是個全民的鬥爭,連續好幾天包圍國會的抗議行動正顯示出其規模之大。但是,如同他們所喊的「守護議會政治!」「打倒岸內閣!」的口號,以及最終仍不免失敗的結果,說明了我們必須超越這種鬥爭的限制,因為這種鬥爭是建立在「波茨坦民主」的框架下(以波茨坦宣言為基礎,由聯合國在戰後所推行的民主),而在如此明確的框架下,是無法指望任何階級鬥爭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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