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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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但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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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

中國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報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順利,最快可能本(3)月底就簽訂協議。」

不過,教廷發言人柏克(Greg Burke)3月29日發表聲明說:「我可以說明,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很快就會簽署協議。」他並說,「我要強調,教宗方濟各在中國問題上,仍與合作對象保持經常連繫,也參與目前雙方對話的各個進程。」

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

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他們的「陽謀」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政府的籠子裡,接受宗教局的監控。(中國約1200萬名天主教徒分裂成兩派,一派屬於不服從教宗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另一派則是忠於梵蒂岡的非官方地下教會。)

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二是為了傳福音,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不過作為「被拯救對象」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華爾街日報(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讓凱撒的歸給凱撒,而非向凱撒投降。

面對教會內外質疑,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協議過程艱辛,教會大幅犧牲讓步,在中國仍是籠中鳥,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擴大籠子」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順藤摸瓜,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所謂「東方政策」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美國學者偉傑(George Weigel)。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梵蒂岡一無所獲,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

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他轉述面見教宗時,教宗同意「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

路透社報導,近幾週來,若干高階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梵蒂岡官員一再敦促躁動不安的香港教友團體支持一項協議,然而許多人擔心,這將背叛支持多年的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香港人擔心,任何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協議,都可能是導致地下教徒受到更嚴重迫害的陷阱,隨著中國「地下教會」公開化,最終將使共產黨嚴格控管他們的宗教信仰。

然而東方政策在當前教廷內部,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崇高評價,一手擘畫東方政策的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70年代首位拜訪蘇聯和古巴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教廷外交官,在他1967年訪問波蘭後,波蘭政府同意晉升Karol Wojtyla為樞機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促使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推手,弔詭的是,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就任命親共色彩強烈的卡薩羅利當國務卿,任期從1979年直到1990年。學者從回憶錄和解密文件中推論,梵蒂岡當時成功操縱了兩手策略,一面以卡薩羅利的鴿派外交手段鋪路,一面以教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鼓舞鐵幕下的人心。

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縱使卡薩羅利始終甩不開向世俗妥協的負面標籤,但他靈活的政治手腕,仍被教廷外交體系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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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署修訂的教會法,教皇背後是梵蒂岡國務卿卡薩羅利樞機主教。|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e)是卡薩羅利的學生,主導對中談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 (Claudio Maria Celli),曾是卡薩羅利的下屬,這使中梵互動過程,更像重演卡薩羅利對付冷戰的劇本。

尤有甚者,教宗方濟各本人也對卡薩羅利推崇備至。根據義媒「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報導,方濟各2008年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曾在講道中提起,卡薩羅利貴為樞機時,每週都會突然消失一天,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視年輕罪犯,方濟各認為,卡薩羅利執行外交工作,不放棄與不義的政權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慈悲之心。

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3月28日即親訪卡薩羅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舉行彌撒,並替12個不同國籍的犯罪少年洗腳。義媒當時以斗大標題形容,「方濟各跟隨卡薩羅利的腳蹤」。

2013年8月,方濟各任命帕洛林為國務卿,有天主教媒體評論,這個組合讓人立即聯想起,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卡薩羅利的搭擋,一個極負民望的強人教宗,搭配一個幹練忠誠的外交幕僚,交織出一幅讓外界難以參透的外交藍圖,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今年2月初,土耳其總統艾爾段(Tayyip Erdogan)到梵蒂岡會晤教宗,開創59年來先例,教廷立下另一座促進對話的里程碑。但2015年,方濟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形容為「種族滅絕」,讓土耳其氣得召回駐梵大使抗議。

去年11月教宗訪問緬甸,因為沒有公開積極替洛興亞難民發聲飽受質疑,他坦言是為了保持與緬甸官方的對話。12月梵廣報導,緬甸信徒時隔50年後,終於首次能在仰光舉行公開的聖誕慶祝活動,過去信徒只能在聖堂內慶祝,今後獲得當局允許開放,是為了表達對教宗來訪的敬意與感謝。

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世俗國家的目標不外乎錢與權,但梵蒂岡國徽上有兩把鑰匙,分別象徵天上與地上的權柄,這讓它的取捨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但正如卡薩羅利自傳書名「耐心的殉道者」,教廷應是暗自期許,這套曾掀起「蘇東波」的戰略,在中國也能奏效。

法媒:梵中關係「正常化」恐是錯誤路線

對於梵蒂岡有意與中國拉近關係,法國「快訊週刊」(L’Express)網站30日刊登一篇以「中國:教宗的錯誤路線」為題的文章。

內容提到,在梵蒂岡與北京之間的商談外圍,是一堵很難穿透的秘密之牆,但可以預料,雙邊外交關係會有很敏感的演變,因為兩方都有人在暗中促進關係正常化。自1951年梵蒂岡承認台灣地位以來,梵蒂岡與北京就沒有外交關係。

文章表示,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逐日漸增的反對者中,有一些人認為他過於自傲,他想要成為訪問中國的第一個教宗,但更公平的說法或許是他過於理想主義。

文章說明,方濟各來自阿根廷,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教會傳統人士完全不同。他出身於新興國家,無法理解通往中國之路會因梵蒂岡和北京之間不溝通而受窒礙,明明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天主教信仰還有那麼大的發展空間。

根據這篇評論,解開僵局的其中一途可能是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一項攸關主教任命程序的協議,這是很敏感的議題,因為中國政體鼓勵並促進「官方教會」發展,也就是「天主教愛國會」,這讓只是想要活出信仰、不願向政治靠攏的自由天主教徒有苦難言。

文章表示,這些自由信徒被當局認定屬於「地下教會」,他們也有自己的主教,如一向敢言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他不斷提醒梵蒂岡,過於接近中國,幾乎只會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可能更提拔官方教會。

評論還提到,數十年來,尤其是過去10年間,中國共產主義者採取各種行動限制基督徒的權利,並羞辱、監禁一些主要人物,妨礙民眾信仰新教或天主教,「在這些迫害行動背後,主要是害怕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連帶的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

文章提到,在去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大肆批評西方思想,他當時說人民有信念、國家才有力量,但他所說的信念,顯然是對黨、對他的領導必須要有的信念。

文章引述台北利氏學社(Institut Ricci)前主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的說法,他說:「中國是一個教會國家,黨就是這個國家的教會。」因此,如果梵中關係真的以某種形式正常化,方濟各要替天主教會爭取真正自由的空間,將非常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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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