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梵蒂岡對中國「讓步」的盤算:兩代強人教宗的「東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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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但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

(中央社)
梵蒂岡與中國之間的主教任命爭議,在纏鬥數十年後可能達成歷史性突破。雙方握手言歡的場景令人感覺突兀,一方是堅持無神論的威權體制,另一方則是世界唯一宗教國,自詡上帝使徒的人權宣揚者,各自源起於東西方最古老的文明,價值觀之分歧不可以道里計。

中國的環球時報(Global Times)報導,中國天主教主教團秘書長郭金才指中梵協商已到最後階段。他表示:「如果事情順利,最快可能本(3)月底就簽訂協議。」

不過,教廷發言人柏克(Greg Burke)3月29日發表聲明說:「我可以說明,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很快就會簽署協議。」他並說,「我要強調,教宗方濟各在中國問題上,仍與合作對象保持經常連繫,也參與目前雙方對話的各個進程。」

中梵可能簽署主教協議近期成為全球焦點,是何種驅力把中梵從光譜兩端推在一起?

從中國的角度不難理解,他們的「陽謀」明擺在提出的兩大條件裡。一是希望梵蒂岡與台灣斷交,二是要求天主教中國化。引用香港榮退樞機主教陳日君的解釋,就是把龐大不受控制的地下教會,關進政府的籠子裡,接受宗教局的監控。(中國約1200萬名天主教徒分裂成兩派,一派屬於不服從教宗領導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另一派則是忠於梵蒂岡的非官方地下教會。)

梵蒂岡檯面上的理由也有兩個,一是想改善天主教友在中國的處境,二是為了傳福音,進軍廣大的中國宗教市場。不過作為「被拯救對象」的地下教會非常不領情,華爾街日報(WSJ)毫不留情地提醒教廷官員去翻聖經,記取耶穌對世俗政權的教誨,讓凱撒的歸給凱撒,而非向凱撒投降。

面對教會內外質疑,匿名的教廷高層在路透社專訪中坦言,協議過程艱辛,教會大幅犧牲讓步,在中國仍是籠中鳥,每想把籠子變大些都得寸土必爭。這段話加深了教廷向中國屈膝的印象,「擴大籠子」一語卻埋下有趣伏筆。順藤摸瓜,背後儼然是梵蒂岡對中國更深層的外交戰略:「教宗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教廷的東方政策(Ostpolitik)

所謂「東方政策」是指冷戰期間,梵蒂岡為了維持教會在共產國家內的運作,選擇與蘇聯、東歐的共產政權合作。梵蒂岡不公開抨擊共產政權迫害人權的行為,讓當地政府介入原屬教宗權限的主教任命,甚至曾配合匈牙利政權,撤換備受愛戴的敏真諦主教。

東方政策事後引起諸多批評,其中最擲地有聲的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記作者、美國學者偉傑(George Weigel)。他用蘇東共產政權垮台後的解密資料,論證東方政策完全失敗,教廷妥協讓東歐教會全盤陷入共產政權控制,梵蒂岡一無所獲,還引來共諜滲透梵蒂岡。

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對東方政策的撻伐也不遺餘力,他轉述面見教宗時,教宗同意「不會製造另一個敏真諦事件」,他覺得沒有比這更切題的回應。他希望教廷懸崖勒馬,不要讓東方政策重演於中梵關係。

路透社報導,近幾週來,若干高階天主教神職人員和梵蒂岡官員一再敦促躁動不安的香港教友團體支持一項協議,然而許多人擔心,這將背叛支持多年的中國天主教「地下教會」。香港人擔心,任何在中國任命主教的協議,都可能是導致地下教徒受到更嚴重迫害的陷阱,隨著中國「地下教會」公開化,最終將使共產黨嚴格控管他們的宗教信仰。

然而東方政策在當前教廷內部,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崇高評價,一手擘畫東方政策的已故樞機主教卡薩羅利(Agostino Casaroli),被譽為「教宗的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他是70年代首位拜訪蘇聯和古巴強人卡斯楚(Fidel Castro)的教廷外交官,在他1967年訪問波蘭後,波蘭政府同意晉升Karol Wojtyla為樞機主教,也就是後來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是促使蘇聯東歐共產政權瓦解的推手,弔詭的是,這位反共教宗上任不久,就任命親共色彩強烈的卡薩羅利當國務卿,任期從1979年直到1990年。學者從回憶錄和解密文件中推論,梵蒂岡當時成功操縱了兩手策略,一面以卡薩羅利的鴿派外交手段鋪路,一面以教宗獨特的精神感召力,鼓舞鐵幕下的人心。

目的使手段合理化,縱使卡薩羅利始終甩不開向世俗妥協的負面標籤,但他靈活的政治手腕,仍被教廷外交體系奉為圭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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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1月25日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簽署修訂的教會法,教皇背後是梵蒂岡國務卿卡薩羅利樞機主教。|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現任國務卿帕洛林(Pietro Paroline)是卡薩羅利的學生,主導對中談判的教廷特使切利主教 (Claudio Maria Celli),曾是卡薩羅利的下屬,這使中梵互動過程,更像重演卡薩羅利對付冷戰的劇本。

尤有甚者,教宗方濟各本人也對卡薩羅利推崇備至。根據義媒「梵蒂岡內部通訊」(Vatican Insider)報導,方濟各2008年擔任阿根廷樞機主教,曾在講道中提起,卡薩羅利貴為樞機時,每週都會突然消失一天,暗地去少年拘留所探視年輕罪犯,方濟各認為,卡薩羅利執行外交工作,不放棄與不義的政權互動,也是出於同樣的慈悲之心。

方濟各的「新東方政策」

現任教宗方濟各於2013年3月13日獲選為教宗,3月28日即親訪卡薩羅利常去的少年拘留所舉行彌撒,並替12個不同國籍的犯罪少年洗腳。義媒當時以斗大標題形容,「方濟各跟隨卡薩羅利的腳蹤」。

2013年8月,方濟各任命帕洛林為國務卿,有天主教媒體評論,這個組合讓人立即聯想起,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和卡薩羅利的搭擋,一個極負民望的強人教宗,搭配一個幹練忠誠的外交幕僚,交織出一幅讓外界難以參透的外交藍圖,時而是侃談價值的理想主義者,時而是精算無情的現實主義者。

今年2月初,土耳其總統艾爾段(Tayyip Erdogan)到梵蒂岡會晤教宗,開創59年來先例,教廷立下另一座促進對話的里程碑。但2015年,方濟各也是第一位教宗把1915年150萬名亞美尼亞人被殺形容為「種族滅絕」,讓土耳其氣得召回駐梵大使抗議。

去年11月教宗訪問緬甸,因為沒有公開積極替洛興亞難民發聲飽受質疑,他坦言是為了保持與緬甸官方的對話。12月梵廣報導,緬甸信徒時隔50年後,終於首次能在仰光舉行公開的聖誕慶祝活動,過去信徒只能在聖堂內慶祝,今後獲得當局允許開放,是為了表達對教宗來訪的敬意與感謝。

外交的基本邏輯是「相互遷就、妥協折衷」(Give and Take),世俗國家的目標不外乎錢與權,但梵蒂岡國徽上有兩把鑰匙,分別象徵天上與地上的權柄,這讓它的取捨很難放在同一把尺上衡量。

現階段看來,梵蒂岡對中國拼命伸出橄欖枝,只有Give沒有Take,但正如卡薩羅利自傳書名「耐心的殉道者」,教廷應是暗自期許,這套曾掀起「蘇東波」的戰略,在中國也能奏效。

法媒:梵中關係「正常化」恐是錯誤路線

對於梵蒂岡有意與中國拉近關係,法國「快訊週刊」(L’Express)網站30日刊登一篇以「中國:教宗的錯誤路線」為題的文章。

內容提到,在梵蒂岡與北京之間的商談外圍,是一堵很難穿透的秘密之牆,但可以預料,雙邊外交關係會有很敏感的演變,因為兩方都有人在暗中促進關係正常化。自1951年梵蒂岡承認台灣地位以來,梵蒂岡與北京就沒有外交關係。

文章表示,在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逐日漸增的反對者中,有一些人認為他過於自傲,他想要成為訪問中國的第一個教宗,但更公平的說法或許是他過於理想主義。

文章說明,方濟各來自阿根廷,看待世界的方式與教會傳統人士完全不同。他出身於新興國家,無法理解通往中國之路會因梵蒂岡和北京之間不溝通而受窒礙,明明中國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天主教信仰還有那麼大的發展空間。

根據這篇評論,解開僵局的其中一途可能是梵蒂岡與中國簽署一項攸關主教任命程序的協議,這是很敏感的議題,因為中國政體鼓勵並促進「官方教會」發展,也就是「天主教愛國會」,這讓只是想要活出信仰、不願向政治靠攏的自由天主教徒有苦難言。

文章表示,這些自由信徒被當局認定屬於「地下教會」,他們也有自己的主教,如一向敢言的香港樞機主教陳日君,他不斷提醒梵蒂岡,過於接近中國,幾乎只會對中國有利,因為中國可能更提拔官方教會。

評論還提到,數十年來,尤其是過去10年間,中國共產主義者採取各種行動限制基督徒的權利,並羞辱、監禁一些主要人物,妨礙民眾信仰新教或天主教,「在這些迫害行動背後,主要是害怕西方的自由思想,以及連帶的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和遷徙自由」。

文章提到,在去年10月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大肆批評西方思想,他當時說人民有信念、國家才有力量,但他所說的信念,顯然是對黨、對他的領導必須要有的信念。

文章引述台北利氏學社(Institut Ricci)前主任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的說法,他說:「中國是一個教會國家,黨就是這個國家的教會。」因此,如果梵中關係真的以某種形式正常化,方濟各要替天主教會爭取真正自由的空間,將非常艱難。

新聞來源: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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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專訪】前副總統陳建仁:「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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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的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病死的。前副總統、公衛專家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台灣人展現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全球缺水危機正對人類生命帶來威脅,缺水地區的人們在渴死以前,往往是因為缺乏乾淨水源而造成疾病、進而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無水之地的悲劇不只影響當地居民,其衍生的疾病也可能會衝擊全球的未來。

為了呼籲讀者重視全球缺水議題、重視其所帶來的公衛挑戰,本文專訪具有公衛專家背景的前副總統陳建仁,從公衛的角度談缺水問題。並邀請社會各界付出行動,別因為輕視缺水衍生的公衛危機,而造成下一次的大流行瘟疫。

當人們病死在無水之地——乾旱、缺水、髒水與公衛的關係

在2030年前,確保所有人都能享有乾淨可負擔的用水、以維持個人健康衛生及永續管理,是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的目標之一,也是當今世上所有人都應共同努力的任務。除了要確保現有的水源維持乾淨安全、減少污染,也要確保雨露均霑、人人有水,同時也不能忽視氣候變遷導致的乾旱、洪水對水資源造成的影響。儘管要努力的方向還有很多,「飲水思源」仍是世人時常忘記的課題。

2021年初,台灣曾遭遇旱災缺水危機,幸運的是我們有足夠因應的措施與設備,國人仍能保有安全衛生的淨水生活,但也可能因此未有深刻的缺水之痛。事實上,現在仍有許多國家或地區深陷乾旱的痛苦,並因為缺水或骯髒的水源導致大量疾病與死亡;根據聯合國統計(2022),光是因為洪災及水媒疾病導致的死亡人數,就佔了整體天災死亡率的70%。對此,陳建仁表示:

「其實缺水問題,恐怕是不輸COVID-19的嚴重公衛危機。COVID-19目前造成全球約5億人感染,且隨著病毒株變化和疫苗興起,這場流行病或許耗費2~3年就會減緩。但全球缺水問題卻有高達8億多人受影響,若不付出行動改善,當地居民只能一直面臨無水之苦。」

接著,陳建仁為我們上了一堂課,娓娓道來「水源與疾病」兩者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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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副總統陳建仁,中央研究院 院士

「一直以來,人類期望從大自然取得乾淨水源,但是隨著人口增加、城市中的水源污染、氣候變遷造成的水災或乾旱,乾淨水源只會愈來愈得來不易。而不良水質當中,可能含有微生物細菌、病毒、化學污染物等,會造成霍亂、傷寒、阿米巴痢疾、病毒肝炎、癌症等疾病,因此缺水地區的人往往不是渴死,而是病死的。」

回顧人類歷史上跨國性的重大流行傳染病,就是起源於水中細菌的「霍亂」。19世紀中葉,霍亂從印度傳到歐洲,甚至傳播到中國和裏海;最後終結全球霍亂的關鍵,則是「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在倫敦霍亂流行時發現霍亂是因為嚴重的水污染所傳播。陳建仁說明:

「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約翰・斯諾建立了這樣的觀念,可以說是公共衛生學上一項重大事件。」

陳建仁也強調,因為污水引起地方性疾病、後來蔓延至其他地區的案例,至今仍相當常見。「尤其因為氣候變遷而引發的洪水或暴雨,其過境之地使糞水、污水被沖刷出地面,更容易引起大範圍地區的公共衛生污染,所以,通常水災後的三個月內,受災地區又會流行好一陣子的腸胃道疾病感染。」

「時至今日,全球仍約有8.4億人無法享用安全乾淨的水,其中有3.4億人集中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為了取水,當地人每天都要花好幾個小時取水,兒童也因此無法上學受教育。連飲用水都不足,遑論吃飯洗手的用水、或有沖水馬桶的廁所。水的問題尚未解決,公共衛生措施又該如何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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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顯微鏡下的霍亂弧菌。「流行病學之父」約翰・斯諾(John Snow)發現霍亂是污水引起,而非瘴癘引起。

不潔淨飲水,曾引發台灣地區性烏腳病

而台灣因為水污染引起疾病的經典案例之一,就是1950年代在西南沿海盛行的「烏腳病」。「烏腳病的患者,主要病徵是手掌與腳蹠皮膚發紫、角化、潰瘍,手指或腳趾末梢只要稍微受傷,就會壞疽發黑並且壞死脫落,而且伴隨劇痛。」陳建仁接著向我們說起這段故事。

在台灣盛行烏腳病的年代,當時的孫理蓮牧師娘(Lillian R. Dickson),與王金河醫師、謝緯醫師三人心疼受苦病患,便展開義診與照顧服務。不只免費為病人截肢,還設立「烏腳病患手工藝生產中心」,由王金河醫師的太太王毛碧梅女士教導病患編織竹簍等工藝,習得一技之長以自食其力,照顧病患的生命尊嚴。

「然而,光是截肢並不能解決層出不窮的烏腳病病例。」因此,謝緯醫師找上台大醫學院的陳拱北教授(後被譽為「台灣公衛之父」),與當時多位台大醫學院菁英組織研究團隊,試圖找出烏腳病的原因。「後來發現是居民飲用了深達地下30至100公尺的「地河井」水源,由於部分深井水的砷濃度很高,因此居民飲用後產生砷中毒現象,烏腳病也就是其中之一。」陳建仁說。

而在這段台灣烏腳病的流行史上,陳建仁也扮演了重要角色。「1980年,我從美國學成返台,當時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主任吳新英教授就給了我一筆經費,授命我去研究烏腳病。」因此陳建仁走訪烏腳病盛行地區,採訪了300多位病患,發現慢性砷中毒不只造成烏腳病,還引起多重健康危害,包括缺血性心臟病、頸動脈硬化、癌症等。」

為了徹底解決烏腳病問題,陳建仁積極投入砷中毒研究,並估計出飲水砷濃度的可容忍極限。後來這項台灣研究算出的標準,美國和世界衛生組織也正式採用,修法將標準濃度從50μg/L改為10μg/L。

而當時全世界最嚴重的飲水砷中毒地區還包括孟加拉。為了解決缺水、污水引發的消化道疾病與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與世界銀行援助孟加拉的公共衛生工程處共同開發地下水,以提供人民「安全」乾淨的飲用水,殊不知又遇到砷中毒的挑戰。後來世界衛生組織取經陳建仁的研究,陳建仁也大方分享台灣經驗,推廣並協助檢測井水砷濃度含量,篩選可飲用的水源,才得以緩解這項全球公衛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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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陳建仁研究團隊在宜蘭地區發現因飲水造成的砷中毒、烏腳病案例。當時陳建仁火速建議宜蘭縣縣長游錫堃改善之道,後來宜蘭縣在短短三年內完成自來水管線的全面鋪設,確保民眾享有乾淨安全飲用水,減少砷中毒罹病風險。

再將時間往前推移,相信不少讀者的童年,有著每逢開學都要吃驅蟲藥、貼蛔蟲貼片的回憶。「台灣早期農業習慣直接用水肥灌溉,因此很多寄生蟲卵會接觸到蔬果,若沒有清洗乾淨,誤食寄生蟲卵污染的食物或水,即會造成腸胃道寄生蟲病,例如:蛔蟲。」

另外,早年的偏鄉或山區較少公共廁所,尚未有自來水廠,民眾多取用山泉水,或習慣隨地便溺,容易造成水源污染,大量引發兒童下痢、A型肝炎等案例。雖然這些經驗因為環境衛生措施和人民衛生習慣改善而愈來愈少,不過陳建仁也強調:「隨著台灣經濟發達、人口愈來愈多,水源供應的挑戰仍不會結束。」

從污水處理下水道的普及化,水庫集水區、河川遭到農業農藥或工廠廢水污染的問題,以及水資源再利用等,仍是近年台灣必須直接面對的水資源課題。萬一忽視水資源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最終付出代價的仍是人類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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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統計,每天有超過700位五歲以下的兒童因為不安全用水、不良衛生環境導致腹瀉死亡。

疫情下的反思: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別讓地區性缺水釀成全球大瘟疫

「住在台灣的我們很幸福,但我們必須要知道世界上仍有許多人連喝水都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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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陳建仁期許國人透過台灣世界展望會水資源資助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從歷史上有名的幾次全球霍亂大流行,到近年最令人感同身受的COVID-19,無不揭示著全球化時代、國際交流與旅遊盛行的現代,傳染病的擴散之速,已不可同日而語。當世界上仍有許多偏遠角落的居民面臨缺水帶來的死亡威脅,而COVID-19疫情也印證了全球已是命運共同體,若人們持續對缺水議題保持冷漠,那麼其所衍生的公衛問題,將是全球人類共付代價。

陳建仁不只祈願世人能發揮愛心、疼惜他人,也期許台灣人能實踐地球村一份子的義務,透過資助的方式加速國際救援的影響力。陳建仁說:「我和台灣世界展望會是老朋友了,一直以來都有關注展望會的行動。這次台灣世界展望會倡議關注水資源議題,並且看見水源與疾病的關係,我很敬佩也很支持。」即使無法以犧牲奉獻的精神到實地服務,或許也能透過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的水資源救援行動,為改變世界盡一份心力。

事實上,在世界展望會的行動下,每10秒就多1個人獲得乾淨的水;每1天多3所學校因安全飲用水受益。光是2021年,世界展望會即幫助300萬人擁有安全水源、230萬人改善家中衛生環境,並向350萬人宣導建立良好衛生習慣。

「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

陳建仁不只為我們上了一堂「水源與疾病」的通識課,也呼籲國人付出實行,展現台灣人的愛心與國際救援力。

I can help! I am helping! 立即資助台灣世界展望會,展開水資源救援行動

閱讀數位敘事:把水送進最遙遠的地方|台灣世界展望會#WASH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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