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浪淘盡——小論李敖,及其他

西學東漸浪淘盡——小論李敖,及其他
Photo Credit: Jonathan Ernst / Reuters / 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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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時代周刊破天荒用中英文倒置並列的封面表述了一句警語:China Won;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的評論更為扼要:it work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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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莫敵

自由主義者配備著專制心靈,囚禁於太多的虛榮。天才作家但少了點自覺。一位鬥士,在台灣,但不敢對中國大陸 。一些女人的情人,卻是女性的夢靨;如川普般的厭女症患者(misognist)。他自己以及許多人的王者,他總是在那裡。

(一)

李敖一生從未出國。他的中國當然包括台灣。作為一位學跨中西的知識份子,這可能限制了他的感受。現代西方文明及文化真的需要親身去體驗的,要生活或旅遊一段時間,而不光是從書本或媒體來理解。那種源遠流長的自由精神和個人主義。即使沒去過他的祖師爺胡適所崇奉的美國,到日本或上個世紀的香港,這些在以前那個時代、不可否認「現代化」(胡適後來用這個詞代替「西化」)的程度領先台灣很多的地方去走走看看也好——行、識皆未及此,撇開統獨爭議不說,或因而漸漸鑄下了他由五四的直接傳人、上世紀60年代反叛精神的橫向移植者、一名主張全盤西化的民主戰士而走向極度親中仇日反美的老反動;甚至甘為老毛及中共塗脂抹粉。這也是他曲學阿世的一面。阿世,諂媚於日漸強大的當今紅色中國。

我猜他不肯出國的原因,不是像他吹牛的所謂「不屑」。只不過他年輕時就名滿天下,去到外國難免有媒體爭相採訪(若無人聞問又傷害了他的自戀),而他的spoken English(口說英語)可能還沒有達到自己滿意的程度,至少遠不如他的中文,口才無法充分發揮,也怕出洋相丟人現眼,只好藏拙(否則以他對於名氣的迷戀,不太可能長期未接受外國媒體的採訪)。他一生的自戀和虛榮正是他成就大事業的原動力,但也極大程度限制了他。

就個人閱讀所及,撰述此文的當下可以想到的,在向來由歐美主導、文史哲方面所謂的「顯學」上,近代的華人學者少有能夠達到可以跟歐陸英美學者對話的檔次。以更廣泛的的人文領域而言,早期的辜鴻銘也許是個例外,但他的母語本是英文。後來的胡適和余英時也可以達到,但通常僅限他們個人專精的、廣義的漢學領域。其間有林語堂和夏濟安都是英文奇才,夏濟安年輕時就立志要當「全中國英文最好的人」,後來他直接用英文寫小說在New Yorker(紐約客雜誌)發表,頗為自得;那篇《傳教士的故事》翻回中文也的確還是第一流的短篇小說。他對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專題研究絕對不遜於英美學院的水平。可惜此公英年早逝。

中西學界無法對話其實還有不同的語系間本質上的隔閡。以傅斯年的天才,留學時早就深歎德國古典哲學之難讀——連傅斯年都讀不懂又有幾個華人讀得懂?再以英文哲學書(包括西方各主要語文翻譯為英文者)為例,大量「夾槓」(jargon)的跳躍夾纏、文法結構上嚴格界定的詞類、語序、時態加上重重疊疊的關係子句每讓華人讀者身陷迷宮暈頭轉向,翻成中文也常常糾結一團;但是那迂迴優雅的一面,反而極適於表達被深奧的基督教教義浸淫兩千年的西方心智。

而中國從來缺乏嚴格定義的宗教傳統,雖然人民機詐詭變及日常談話的機鋒(中國自己發展出來的禪宗也可以從這個脈絡來看;許多的「公案」其實不是宗教而是藝術,說穿了其「實」騙人)向來更勝其他民族數籌,然而形之於析理解疑務求深入透徹的學術論著,「純正」的中文很快就碰到了他的界線,你要嘛就是把話說清楚而避免太多西化的遣詞用句,不然就剔抉索隱發西學之幽微,但難以在中文語境裡有效溝通——不過華人學者其實毋須自卑,換上一個華語再流利的西方人,我不相信他能讀懂胡蘭成的文字或領會李敖那種酣暢的「文氣」。

這種文氣表現於他二十六七歲時寫的《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老年人與棒子》諸篇,最是淋漓盡致。中學時代那還是禁書,兄長帶回來幾本盜印的文星版,正如同自己偶然在租書店發現的金庸,都足以令人耳目一新大開眼界,不能不說是少年時代的啟蒙。李敖可謂啟發了一代的台灣青年。繼雷震及殷海光之後,台灣曲折的民主運動中他很長一段時間站在思想及戰略的制高點並一馬當先投身奉獻,影響深遠。上個世紀80年代他的著作也曾在久旱的大陸風靡一時,對民主自由思潮不可能沒有推波助瀾的作用。我們應該感謝他。

AP_0509280301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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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龐雜的西學東漸史,若從清朝中後期開始算起走到21世紀今天200年。浩瀚深邃的西方典籍,豐富多元的西方思想,近代華人一度有共識:民主只是一個基本載體,只有這個政經制度能夠容納人無限的想像力,可以保障不同觀點的充分表達。然而當今所謂的「中國模式」是個反證嗎?面對這個剛崛起不久、與百病叢生的資本主義全球化不無巧合甚或互為因果的另類「巨靈」(Leviathan),這個西方古典政治學無法處理的怪獸,說不定某些基因正是源自中國古代的麒麟或四不像——前不久時代周刊不無反諷破天荒用中英文倒置並列的封面表述了一句警語、但也是對事實的部分認同:China Won;白宮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的評論更為扼要:it worked。

當今中國表面上的強大 、強悍,似乎不能否認有那麼一點好處,至少不至於華人繼續給洋人瞧扁了,特別是許多唯利是圖的西方人。上世紀90年代前一個走在美國街道上的東亞男子,那種被視而不見、從來沒有遭到明顯的歧視但就是 invisible(隱形),對照的則是不少西方男性對東方女人那種stereotype(刻板印象)的近乎fetish(戀物癖)。國家或民族間權力的不對等,常以「性權力」作為前沿。說不定將來我的孫兒是個大哲學家,影響可能還及於英美,正如我們從小非讀羅素不可。

胡適晚年的日記有載,一天他在紐約的公車上(手吊著拉環,據唐德剛說從來沒有人讓座給這位老先生)下定決心要用餘生來完成一部用中文寫的西方思想史及另一部用英文寫的中國思想史。但後來從沒有寫出過一頁。原因我揣測不光是政治及人情酬酢耗損了心神,而正是那兩本著作本身若想要推陳出新,對他來說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他至少對這種困難有高度的自覺。1920年代他訪問歐洲和英國還能與羅素對話,並發表對羅素哲學相當中肯的評論。但在1950年代他已經與西方當代學術嚴重脫節,即使50歲前還年富力強,當時在西方已負盛名的胡塞爾(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和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他們的哲學和修辭都已經不是胡適之可以夢見的了;他甚至對現代主義的巨擘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嗤之以鼻。反觀皓首窮經、精譯深研黑格爾的賀麟,出了學院沒有幾個人知道這個名字——道術有別,兼而得之者百不其一 ,學界所謂名聲多可作如是觀。胡適及李敖明快的說理風格及對西方學說淺顯的介紹,不能不說是他們的著作可以迅速普及的主因。雖然胡適本人的思想要深沉得多。

西學東漸史的一個重要而致命的章節,從五四到「解放」前漫長的30年裡幾個回合的哲學論戰或大混戰中,西方各種思想流派在中國的代理人紛紛出籠,其中一位要角——艾思奇,現在早被人淡忘了,但說不定他才是影響後來中國最大的「思想家」;評價毛澤東的以俄為師不如說他早就「以艾為師」,毛的名著《矛盾論》、《實踐論》早經海外學者如唐德剛逐句證明大量抄襲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大眾哲學,顧名思義,就這個檔次。毛澤東甚至說過整個馬克思主義他只取「階級鬥爭為綱」這一句。他又怎麼可能讀得懂複雜深邃的馬克思?然而就這一句籠統的「指導思想」,居然在中國掀起了天翻地覆的革命,後來更發展成人類歷史上最封閉專制、最恐怖殘酷的教條主義——西方原典云乎哉?凡是身上還流著一點華人血液者豈可忘記這種血海深仇?當年「啟蒙與救亡」的觀點或者言之有理,但中國現在應該沒有「救亡」的急迫性了吧?我們就等著看,那仍然蒙蔽的中國心靈,是要「牢記使命不計初心」再度乞靈於共產黨的教條、甚至繼續大吸毛思想的奶水? 還是有再被西方自由人權思想啟發的可能?

這還不光是文化傳播及學術心智的兩個面向,學術及語言載體上中西間的差異其實更是文化本質的反映。譬如西方語文的主詞明確,半點模糊不得,正投射了他們的個人在文化上的主體性。講深一點就是各別單獨面對上帝的「個人」。就現代政治意義而言則是公民個體定位的實踐。而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在階序、在人與人關係的定義;儒家思想關鍵的一個「仁」字,若單從訓詁上講只是「兩個人」之間的關係,是互為主體的,在道德層面上的意義從來也只是個理想;比較嚴重的是,原用來個人修身、美則美矣的道德理想若上綱到政治的位階與共產主義的原始理想正好殊途同歸,外儒內法,太容易被國家權力意志利用為教條,發展為壓制個人主體意識的集體主義,為獨裁極權鋪好了路——這難道不正是這次習近平敢於稱帝而據稱「民心所歸」的沃土?而落實於中國大陸社會的生活層面,泯滅了「絕對主體」的一般人也只會在人際關係上和稀泥打混戰,individual(個體)那大寫的「I」自古未之聞也。

粗略的說,源自古希臘的「民主」及基督教的「個人」再經250年來大小革命鍛鑄的自由主義(回復到其古典的哲學意涵,且不理會後來各種歧義辯證如新自由主義等等)心靈,與夫根深蒂固的東方專制主義(雖然輕率的使用這個名詞也可能是一種東方思維)心理,真的有難以嫁接的問題;至少中西文化在語言及本質上的難於互譯,我看華人這個民族至少在100年之內還不太可能會真正實踐西方那種獨立自由的精神——獨立自由,因而可以寬容,能夠承載思想的多元發展。華人多聽點來自西方的搖滾樂,也許會有點幫助;或者出於各種原因不想去關注無數仍然關在老共黑牢裡的人權抗爭者,那閒來沒事去聽聽崔健的歌或讀幾冊廖亦武的報導文學——這些「國家不幸詩家幸」的文藝作品——(正如李敖早期的文章),也是好的…...

如此距離獨立自由還差之甚遠的民族心靈氛圍,而早在上個世紀就天真侈言「全盤西化」,難怪胡適、李敖後來都不彈此調。然而中國會「異化」(正好完全是馬克斯意義上的)成今天的德性,也絕對不是飽讀中國古書而西學知識、甚至品味都還停留在20世紀初期的他們可以預料的。胡適垂暮之年坐困海角,還勇於用他「個人」已經很有限的一點力量去抗衡人身所在地的獨裁政權;而李敖長期頂著華人文化及娛樂明星的光環躲在「田橫之島」的台灣,罕聞其敢對遠隔海峽的暴秦稍置一辭,這才是一部西學東漸史中兩個big figure人格高下立判之處。

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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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胡適龐大的著述中佛洛伊德這個名字很像只出現過一次,1938年一天的日記中記載了他的死訊。或許是某種程度的「術業有專攻」,治學極度嚴謹的胡適不想輕易的逾越他自己的專業範圍;而我總覺得大概還有傳統禮教方面的心理因素——他年輕時批判頗力的「禮教」。但從任何一個角度看來,他畢生行事都是處處合於禮教標準的謙謙君子;打個比方,佛洛伊德或正所謂的「文不雅訓,搢紳之士難言之」。胡適文質彬彬一以貫之的古典「士」的形象正好可與李敖「痞」的一面做個對照。真正身體力行反禮教的是李敖。他終身埋首古籍卻後來在色情語言使用上的大幅解放、轉化為男權基底的攻擊武器——開當代中文某種「毒舌派」之先河——這或許也可以從佛洛伊德「文化壓抑」的觀點來解釋。台灣解嚴後社會風氣大幅開放、媒體的極度膨脹正好提供了他大肆揮灑的舞台。一個entertainer(娛樂家)。

李敖把同樣是來自西方的各種「表演」元素玩到爐火純青,這也是後現代名上加名利滾利的捷徑:短暫的從政、競選、接連的興訟、長期主持電視台個人脫口秀、上綜藝節目與女明星調笑、捲入八卦緋聞更是投其所好洋洋自得、他的觸角甚至伸展到最近10年才真正興盛的社群媒體;如果多活10年,他也會是當今自媒體的「網紅」。所有這些都是表演。設想後來他回顧自己成名的60年代,毛澤東在海峽對岸的翻雲覆雨說不定帶給他靈感。李敖多次推崇老毛;他後來甚至完全背叛了自己早期的民主信仰正如同老毛的「砲打司令部」掀起文革一般,砸爛自己一手堆起來的體制積木——對這兩個人來說,原來的信仰難道不是只用來號召群眾的積木玩具?這是反叛者最深的虛無本質還是表演慾?在這個無聊的世界上就是不甘寂寞、要引人注意。

而胡適作為長期的文化領袖當然也有他或者不得不然的「表演」的一面,但那是黑白報紙和收音機的年代,在戰亂歲月絕望的時局下中國或台灣的讀者看到報紙照片裡他總是溫暖樂觀的笑容似乎也多少燃起了一點希望。進入後現代的語境,李敖上鏡頭也幾乎總是笑著。他的表演隨著媒體的進化要豐富多元的多,與時俱進,但不時也難免醜態百出之譏——這也是他引起無數爭議的主要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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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如此,主觀上其實我還是喜歡這個人——在生活面向上,首先他真的學問非常好,身上也還保留著不少老式文人的氣質和派頭;雖然罵遍天下,但從來不乏幽默感,也擅長自我解嘲,而根據甚多人的描述,他私下待人也總是相當客氣、深明人情世故,這些形象實在比許多橫眉豎目的名嘴或老是板著一臉「正義火氣」的學者可愛多了。然而評論這個人,還是不能忽略也不能不回到傳統學術的角度——他的能量之大,當然也身兼一位畢生孜孜矻矻、讀書破萬卷的學者。

然則他的專業學術成就呢?說不定這才是李敖的靈魂深處最在意的。憑他的聰明機敏博學強記,加以特立獨行好抒己見,年輕時就經歷過大風大浪,論世治學實可融於一爐,中歲以後若能收束心神致力於一兩部,舉例而言,中國思想史的新作,當大有可觀,或可成一家之言。可惜或者因為成名太早,外界虛榮的誘惑太多,涉獵又貪多務雜,使他無法沉潛專注,後期的文字即使稍有價值也多流於瑣碎。綜而言之,他卷帙浩繁的著作在學術地位上實在不能成其方家 。

至於他筆有餘力的文學創作,除了《北京法源寺》這部理念先行的小說還可能傳世, 他原來長於說理及中國近代史;其他所謂文學作品和那些早就大方公之於眾的情書,那種過時的新文藝腔及濃得化不開、渾不知「古典的節制」為何物的暴露/自戀風,哎,讀之不忍。 *


* 李敖不知道是去見胡適之或毛澤東了——我想不光是常見的名人離世新聞用語(或諛詞)意義上的所謂「一個時代的終結」,他是個多面向的人物,當然有其歷史地位然而爭議極大,可以想見今後一段時間媒體上、未來專著出版上的討論也會連篇累牘。這篇有點即興的小論夾以一些個人經驗及感受很主觀的表述,原是致友人的email,稍改寫一下也算比較「嚴謹」或不那麼嚴謹、與李敖有關或與李敖無關的雜文體評論吧,或可聊備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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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